我们对慈善的纠结

民间慈善需要正本清源,净化土壤,否则中国大陆的慈善问题会越来越多.

2008年512大地震以来,慈善成为中国社会的热点话题,由于拥有财富,富人首先受到社会关注.当前,中国社会一个显著的观念转变就是从改革之初的“羡富”变成今天的“仇富”,但是,富人的慈善行为却并不因为社会上有人仇富而停步不前,相反,他们主动突破体制局限,为中国慈善事业空间的拓展进行了各种有益的尝试,直至组建非公募基金会,“倒逼”政府推动慈善管理体制改革.

历史的“轮回”

孟子早就说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而“恻隐之心,仁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人人内心深处有一种良知良能,一种关爱他人的冲动,尤其是看到他人遭受贫困、疾病或其它灾难之时.而且,这种关爱并不以获得回报为前提.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聚财有道,回馈社会,是散财有道.事实上,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在乡绅为主体的治理环境下的民间,就有良好的慈善文化传统,但到1949年以后,这个传统被中断,有产阶级被消灭,富人失去了存在的社会环境,取而代之的是贫困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阶级感情和阶级互助.慈善在这种新的历史时期被认为是富人的“伪善”而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并以其带有宗教和迷信色彩和不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被抛弃.在这种认识下,原有的慈善活动都被归入到人民政府主导,由单位等形式来代替民间活动.

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一部分人被允许先富起来,社会舆论又开始慢慢接受“慈善”的概念及相关活动,政府也开始意识到慈善的重要性.由于当时的民间慈善意识和能力都不成熟,为推动慈善事业发展,政府介入并积极推动慈善事业,也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发起成立了一批早期的官办慈善组织,但这些组织大多由各地民政部门发起成立,很多甚至直接就隶属于民政部门的一个处室或科室,这些慈善组织借助自己的特殊身份进行行政劝募时,其天然的资源垄断特性必然对民间组织的生存空间具有挤压作用.

拒绝“被慈善”

慈善是发自内心的需要,是受心的指引.在西方,做慈善实际上是走一条接近上帝的朝圣之路,完全是受心的驱使.但现在非常普遍地存在“被捐款”、“被慈善”,是被动的,强制性的,强行摊派.前几年有些地方刮“慈善风暴”,政府按企业的营业额规定捐款比例.一个县级市一下子募集10个亿.今年初,陕西省府谷县四套班子把当地老板请来喝酒,有很多是煤炭老板,一个晚上拿到捐款13亿,全部划入县财政.政府的权利是依法收税,现在有的地方却把慈善变了第二税源.

慈善的本质是在心的趋使下的自觉行为.作为个人是心的趋使,对于社会来讲,应还慈善民间本性.官办慈善可以说是政府公益,那就是政府行为.民间慈善需要正本清源,净化土壤,否则中国大陆的慈善问题会越来越多,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面临的问题,是政府管理边界不清,法律法规不完善,如税收政策,慈善组织登记等.在这种体制下,政府经常越位,越俎代庖,如行政化劝募,行政化动员志愿者,使慈善组织经常没有发展的空间,没有发展的机会.这种行政劝募也不利于培养公民的现代慈善意识和自主性,对慈善文化起到的是破坏作用.富人的钱也不是多得可以打水漂,在这种体制面前,谁敢把钱捐给政府.

如何界定政府权力与慈善的边界,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认为:“政府应该是协助,而不是.地方政府往往把握不好度,经常越界.政府一旦发起活动,企业不得不捐,这其实是一种利益的交换,而不是发自内心的慈善,对地方的慈善文化起到一种破坏作用,不利于培养良好的慈善文化.慈善文化更多是基于公民的一种自愿参与,被动和强迫性的慈善行为会导致公民的逆反心理,甚至会出现恶性循环.”

宗教情怀和现实关爱

在西方,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是富人从事慈善事业的组织化体现,传统慈善更多地是捐助者对于受益人的直接帮助,或者通过现成的慈善组织去进行捐助,与此不同的是,大量的私立基金会出现,这些基金会经历了几十年乃至百年之久,尽管其创办者可能已经先去,但是基金会却依然按照原来所设立的宗旨在不断地运行,慈善的组织化使财富的拥有者得以设立永续性的、纪念性质的基金会,可以超越他本身的生命周期,持续致力于某种慈善目的.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自从小洛克菲勒担任第一次会长以来,目前已经是第五怎样写会长了,但是其名称依旧、初衷不改.

发达国家早期功成名就的企业家,在退休或接近退休时,都纷纷创办公益慈善性质的基金会,这些组织和政府关系不大,如20世纪初在美国创立的卡耐基基金会(1911年)和洛克菲勒基金会(1913年),以求回报社会.小洛克菲勒的名言是“我替上帝理财”.他们以及他们的后来者,20世纪中叶的福特和现在的比尔盖茨所创立的基金会,“在全世界造福人类”.

很多人在探究西方富人做慈善的背后动机时,总不忘特别强调美国的富人们慷慨捐赠其实是为了避税.然而,姑且不论政府是否能够制定出相关法律,诱导富人乐善好施,如果一个政府宁可减少自己的财政税收,而增加社会公益、教育事业及穷人们的获益,本质上就值得嘉许.更何况实事求是地说,美国大规模的个人捐赠、设立慈善基金会,还是在政府制定相关法律之前.

这其中无疑包含了基督教对捐赠的鼓励因素.卡耐基就曾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一方面,可能他也确实担心“富人进天堂比骆驼进针眼还难”,但一个伟大的慈善事业家,其实有着更为崇高的道德冲动与现实关怀.因此卡耐基表白,如果财富使得原本是兄弟的富人与穷人成为仇雠,那将引发社会的悲剧,富人们也将因此被钉在生命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