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科技界的拨乱反正

曾经说过,拨乱反正实际上是从1975年就开始了.

1975年,第二次复出的从中科院《汇报提纲》入手,抓科技界的拨乱反正,可惜随着他再次被打倒而受挫.1977年8月8日,第三次复出的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历史意义深远的《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指引我国科技界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

一、

“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是“”发明的谬论.王洪文曾说：“科技系统知识分子中的特务不是有几十个,而是有几百个,这里的特务不像果树上的苹果是一个一个的,而是像香蕉一样是一串一串的.”他还说：“科技界有六多：知识分子多,统战对象多,进口货多,特务多,集团案件多,现行反革命多.”姚文元说：“苏修叛徒集团都是搞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他还说,“知识分子懂的都是资产阶级那一套检测学问”.声称,知识分子从小到大所学的知识“统统忘了还好些”,“全国都成了文盲也是一个胜利”,知识分子是“臭老九”.

1971年8月13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纲要》宣称,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的17年里,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是所谓的“两个估计”.在这些错误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科技文教事业受到沉重的打击,处于停滞状态.

面对经济萧条、百业沉寂的局面,1974年,第二次复出的决心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而解决科技问题的重中之重,就是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把“”扣在知识分子头上的帽子摘掉.

1975年3月5日,在题为《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0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25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1975年始,以抓铁路整顿为突破口,以抓钢铁工业为龙头,在全国各条战线雷厉风行地开展全面整顿.其中,科技界是他花大力气狠抓整顿的领域.清楚,我国的科研机构受到“”严重摧残,科技人员受压制、受迫害,队伍已经散了.虽然一部分科技人员还在艰苦奋斗,做出了一些成绩,但从总体上来讲,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更加拉大了.一些工业企业基本上还在沿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引进的工艺方法.不把科学技术搞上去,经济很难发展上去,现代化建设更是一句空话.因此,特别指示：要大力整顿科学院.

亲自布置领导了科学院的整顿,要求整顿首先是针对党的组织领导力量的整顿,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搞好安定团结,而且特别指出科学院思想整顿的任务很重.他希望通过整顿,统一思想,鼓起干劲,尽快地把科研工作搞上去,不要拖国民经济的后腿.具体要求是在三个月内完成三项任务：一是了解情况,经过调查研究,尽快向党和国务院做出汇报；二是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三是准备向提出科学院核心小组名单.

这三项任务,实际上就是进行组织整顿和思想整顿,以尽快把科研工作抓起来.为此,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做了精心的准备.1975年7月,他调派尚在湖北“五七”干校劳动的、李昌和王光伟到中科院工作,以加强领导.批准为中科院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郭沫若任组长.(由于当时党委瘫痪,核心小组实际上行使的是党委的职能,郭沫若是党外人士身份,实际上是第一把手,负责整个中科院党的组织领导工作)后来又派王屏、刘华清分管政治和业务工作.这是一个年富力强的阵容.胡、李、王当时都是60岁上下,王屏、刘华清还更年轻一些,这样一个经验丰富、富有开拓精神的领导班子,在推动科学院的整顿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5年7月,来到中国科学院,马不停蹄,雷厉风行,立即投入布置的“全面整顿”之中.

清楚,要把整顿工作落到实处,除了要抓鼓劲的工作,还必须为知识分子扎扎实实地解决实际困难,力量在细节之中,措施不是空话.他提出要解决中科院知识分子的“五子”问题――房子(缺房住)、妻子(两地分居)、孩子(入学入托难)、票子(工资太少)、篮子(忙于刻苦钻研,常常没时间摆弄煤球炉烧饭烧菜),并亲自出面多方联系,很快就为每个家庭弄到了一个液化石油气瓶.另外,根据九号、十三号、十八号文件的精神,特别是、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精神,抓了6个方面的整顿工作：1、深入学习理论,坚持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2、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3、批判资产阶级派性；4、调整院所领导班子；5、整顿机构；6、整顿科技出版工作,从而拉开了科技整顿的序幕.

1975年8月1日,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针对中科院存在的问题,写出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又称《汇报提纲》.《汇报提纲》在起草过程中,得到了的高度重视.多次参与讨论,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汇报提纲》的第一稿出来后,印发给各单位征求意见,还送给胡乔木、于光远、张爱萍等人征求意见,后又根据征求来的意见反复做了多次修改.提纲全面反映了当时科技界的真实情况,恢复了1956年周恩来代表党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正确论断,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显然,这个提纲是科技界整顿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指出,“这个文件很重要,不但能管科学院,而且能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也起作用.”在的指示下,《汇报提纲》结合当时科技界的实际,针对性很强地提出了一些问题,并从理论上予以解决.如《汇报提纲》中第一次明确指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如果我们在科学技术上没有一个大的飞跃,就难以实现两步走的宏伟目标,这就从根本上批驳了轻视科学的观点；《汇报提纲》还指出,科学实验也是一种社会实践,生产斗争是替代不了它的,从而批驳了当时流行的“开门办科研”等不科学的口号；《汇报提纲》强调,在搞好大量的应用研究的同时,也应重视和加强理论研究,把自力更生同学习外国长处结合起来；《汇报提纲》还要求认真贯彻我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科技界加强学术研究,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鼓励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鸣和讨论,改变学术空气不浓和简单地以行政办法处理学术问题的状况.

说,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现在科研队伍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搞科研要靠老人,也要靠年轻人,年轻人脑子灵活,记忆力强.大学毕业20多岁,经过10年30多岁,应该是出成果的年龄.这一段时间,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少务正业,搞科研的很少.少数人事业心强,只能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就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有点成绩,这究竟算是红专还是白专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1000个就了不得.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现在连红专也不敢讲,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要表扬这样的人,对他们应该爱护和赞扬.

他还提出科研工作能不能搞起来,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特别要注意提拔有发展前途的人.他说：对于那些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为什么还让他们留在领导班子里科研人员中有水平有知识的为什么不可以当所长现在的工作,主要是依靠40多岁的人来搞.好的可以管党务工作,管后勤工作.后勤工作很重要,它要为研究工作创造条件,保护和管理好资料、材料、仪器、机器.不是忠心耿耿的人,不懂科学知识的人,是搞不起来的.这也是科研工作中的政治工作.不能叫科研人员还去搞后勤,整天东跑西跑.要让党性好的组织能力强的人搞后勤.

建议要把那些比较好的、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记下来,建立科技人员档案,帮助他们创造条件,不管他们资格老不老.他认为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首先要解决这些人的房子问题,家庭有困难的也要帮助解决.

还指出,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的人,还攀什么高峰现在教育部门凭老茧上大学是什么逻辑这样的问题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比如我们提高工厂自动化水平,要增加科技人员,这就要靠教育.提高自动化水平,减少体力劳动,世界上发达国家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都是走这个道路.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

在向汇报时,还介绍了一些科学家的情况,听得十分用心.当时,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的半导体专家黄昆,搞了一辈子半导体研究,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迫改行去车间搞生产,完全脱离了研究,他很苦恼.正巧此时奉之命来中科院搞整顿,找到他去参加座谈会,反映意见.黄昆说,一个科学家,搞科研只能坚持业余时间搞,平时要参加车间的劳动,他对此很不理解.向汇报此事时,听了拍了桌子,说,有个搞半导体的,叫黄昆,是个老科学家,北大叫他改行,教别的.周荣鑫(时任教育部长)你查一查,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我是三天前知道的.全国知名的人,就这么个遭遇.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分配到科学院半导体所当所长,给他配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的这番话,使处于困境中的许多科技人员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可天有不测风云,这边大力整顿,那边“”煽风点鬼火,的整顿工作被迫中断,教育工作的整顿更是备受打击,工作还没有开展起来,负责此事的教育部长周荣鑫就被迫害致死.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漫天卷起,使再次.黄昆也遭受到极大的政治压力,受到了牵连.1977年,复出后,多次托人给黄昆带口信,说是他给先生惹了麻烦,让他受到了压力,深表歉意.黄昆十分感谢的关怀,表示自己的命运与祖国在一起,受点磨难没有什么.不久,黄昆由北大调入中科院半导体所,有了较好的工作环境,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多次受到党和政府的表彰.

二、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我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科教界一片萧条.到了粉碎“”后的1977年,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水平整整落后了20年,出现了令人痛心的知识断层.这一年,美国有科技人才120万,苏联90万,而我国只有20万,其中许多是老弱病残.1977年5月12日和1977年5月24日,尚未复职的分别在同王震、方毅、李昌等人谈话时,专门就科技和教育工作阐述了自己的意见：“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明确指出,聂荣臻主持制订的科技发展规划,是成功的,今后还是要搞规划.

1977年7月下旬,刚刚复出工作的分管科技教育工作,他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听取意见.中科院由副院长方毅选定了出席人员的名单,并事先在中科院范围内召开了一周的座谈会,每天都把座谈会的情况向汇报.

“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举行.参加会议的有33位老中青科学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还有教育部、科学院和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负责同志.身着白衬衣、绿军裤,脚蹬黑布鞋来到会场.会议第一天,开了一个带有预备性质的会.同科学家们自由交谈.他说,到会的科学家中,他只认识少数人,说过话的一个也没有.看来多数在四五十岁,比他岁数大的只有两三位,有希望.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接着说,自己有一个想法：“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从科学教育入手,所以、国务院讨论分工时,我自告奋勇管科学和教育,也同意了,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就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我这次主要是听听大家的意见,向大家学习.”他要求参加会议者畅所欲言,有什么好的意见都讲出来.发言可长可短,把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他还宣布座谈会由方毅主持,他有时间就到,没有时间就到不了,不可能都到,但是座谈纪要是肯定要看的.话虽这么说,可是5天的会议他一天也没缺.

会议的会场座位是排成环形的.每天的上下午讨论,都自始至终参加了“双向交流”,平等地与大家讨论,不时地插话.大家踊跃发言,七嘴八舌,争着要把心里话向他讲出来.当时百废待兴,涉及的问题很多,但在的引导之下,讨论很快就集中到主要问题上来了.

8月5日的会议上,吉林的代表控诉了“”残酷迫害科技人员的罪行,举了一个涉及16个省市自治区上千人的一个大案,表示,平反冤检测错案,一定要设法加快,不采取一个人一个人复查而可以采用集体复查后,一风吹的办法.他还强调,必须保证科技人员一周至少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工作.对科技人员的工作,要有奖惩办法,但要以奖励为主,要用谈心的方法在政治思想上进行帮助,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违心地讲了错话的科技人员要注意加以保护,除了精神鼓励,还要采取其他一些鼓励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等等.他还专门强调了要加强科研与教育的后勤工作,并表示要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8月6日上午,会议集中谈了教育工作中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个是“两个估计”问题,大家认为,“”对教育破坏极大,危害极重,而且至今,他们给教育战线定下的罪名仍没有清洗,重大的路线是非问题没有得到澄清,因此,教育界的干部不敢抓工作,心有余悸,教师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而持观望态度,积极性难以调动.大家提出这个问题后,马上明确表态,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么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17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对知识分子的评价,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是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怎么写作的.

座谈会上,大家讨论的另一个热点问题是高校招生问题.在讨论“两个估计”时,大家自发地把话题转移到了这个热点问题上.当时,教育部以“来不及改变”为由,决定仍然维持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办法,而且已经将1977年的招生方案制订好上报了,当时主持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已经批示过了.会上,大家对此纷纷表示反对,认为这样根本不利于“四化”建设的人才需要,建议立即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高考制度,并建议如果时间来不及,可以推迟当年的招生时间,推到冬季招生.听了大家的意见后,立即表示支持大家的这一想法,当即要求教育部的同志马上把报送的报告追回来.的英明果断,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8月8日,在听取了科学家的发言后,发表了著名的《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提出了许多当时无人敢触动的问题：第一是提出重建国家科委,使其“有一个机构,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安排、统一指导协作”我国科学工作.第二是恢复高考.教育战线的破坏,最彻底的就是对高考制度的废弃,大批德才兼备的青年被拒之门外,教育文化质量严重下降.为此指出：“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好办法.”“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第三是实行奖惩制度.提出高校要成为科研的一个方面军,要保证科研人员的时间,使科研工作者把最大的精力投入到科研上去,并鼓励一头钻到科研中的人.他还提出学制、教材等方面的问题,要求教材要反映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同时要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并提出解决科教经费少的问题.

会后,对“”的“两个估计”进行了全面清算,加速了冤检测错案的平反.1977年大学招生恢复了高考制度,实行了“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政策.1977年9月,提出将工宣队从学校撤出,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恢复科研人员的职称,并提出科学研究机构要建立技术责任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座谈会不久,中科院恢复技术职称,大胆晋升有真才实学的科技人员,第一批就把在数学研究中有突出贡献的陈景润、杨乐、张广厚晋升为研究员和副研究员.1977年11月,正式确定恢复国家科委.

在1977年10月10日会见美籍科学家邓昌黎时,曾坚定地说：我对科学教育想管它10年,我是管军队,管科技,一个武一个文.我们希望科教方面的整顿5年初见成效,10年见中效,15年见到大效.

我国知识分子由此扬眉吐气,科技事业由此走上了健康发展的宽广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