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春天的足迹(上)

题记：基金会一步一个脚印,由点到面,足迹斑斑,走过了20年,犹如散落在迂回道路上的簇簇星火,昭然可见.现在回想起这一段艰苦的创业历程,仍使我和我的同事们激动不已.

引自 邓朴方： 《与春天同行》

看起来这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掂起来却是那么厚重.它经过了时间长河的验证,也经历了风风雨雨的磨砺,却始终保持着它那鲜活思想的朝气和生机勃勃的活力.

1985年9月,利用转业前的休检测机会,我从边陲云南来到首都北京,开始了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熟悉和参与部分工作的试用期.

一走进位于西直门大街172号的基金会临时办公楼,就能分明感受到那紧张、忙碌的氛围.楼道里,匆匆疾走的工作人员身影,此起彼伏的铃声,使我恍如又置身在火热、沸腾的军营.在一间布置十分简单的办公室里,基金会副秘书长薛恩元、党办负责人刘鸿钦热情地接待了我.老刘笑着说：“我们这里有好几位转业干部,你将要去的宣传部负责人刘刚奇是从北航毕业的,做残疾人工作,大家都是新兵.”

一张笑脸、一杯清茶、几句话语,一下子就缩短了我们的距离,使我感到十分亲切.

恩元同志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递给我：“这是朴方同志主持制定的《残疾人工作宣传提纲》,是指导基金会工作的重要文件.你拿回去好好看看,然后写一篇体会,好吗?”我意识到这可能是考核的一部分,点点头,郑重地接下了它.

那天晚上,我一口气读完了这篇不到8000字的《提纲》.无论是从视觉还是在心灵上,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马上提笔匆匆记下了读后的第一感觉：

我曾在军医大学学了6年医,在部队从事了17年的临床和医院管理业务；不久前,又经历了云南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洗礼,自以为对伤残人士应该很了解了.以前在教科书里,在军旅生涯中,一直习惯地称他们为“残废军人”或“残废人”；耳熟能详的是的那句名言：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并依此作为我们的职业道德准则；作为医务人员,我们通常以救助者的身份出现在伤病员面前,而他们则往往是无助的、是被救助者.凡此种种似乎从来都是如此,是天经地义的常识,我也从未怀疑过.

《提纲》让我第一次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疑惑：

残疾了,是不是就等于“残废了”?为什么我们的词典中一直把“残”与“废”连在一起?既然有“革命的人道主义”一说,难道还有所谓“反革命”的人道主义吗?人道主义的实质是什么?究竟谁是“救助者”?

《提纲》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旗帜鲜明地回答了我的疑问.然而要真正读懂它,则需要我在新的岗位上不断去实践、去琢磨,得出自己心悦诚服的答案.

现在回想起来,19年前的这些感受虽然十分粗浅和幼稚,但却是真实的,或许还带有点普遍性.看起来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掂起来却是那么厚重.它经过了时间长河的验证,也经历了风风雨雨的磨砺,却始终保持着它那鲜活思想的朝气和生机勃勃的活力.

不久,我参与了电视台《观察与思考》栏目组对常年坚持帮助北京市病残青年俱乐部,开展读书联谊活动青年志愿者的专题采访.央视很重视这个选题,认为对培育当代青年助人为乐、扶残助残的道德风尚很有意义.

然而在采访中,青年朋友却异口同声地说,不要采访我们,但一定要到孙大姐家去看看.是孙大姐和俱乐部的残疾朋友们,实实在在地帮助了我们,让我们懂得了如何面对揪心的困苦,什么算是坚强的人生.被青年朋友亲切称为孙大姐的孙恂,是俱乐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

几天后,我陪摄制组来到西城羊肉胡同一个低矮的小平房,这便是北京市病残青年俱乐部的活动场所,也是孙恂的家.孙大姐躺在一张木板床上,微笑着招呼我们.

屋内的陈设十分简单,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几个简易的大书柜,占据了房间的“半壁江山”,里面摆满了各种书籍.在临床边的窗户上端到对面门框系着一条结实的尼龙绳,小厨房里也同样系着一条.觉察到我们疑惑的眼神,孙恂笑眯着眼睛,问我们：猜猜看,那是做什么用的?我们都没吭声.她说,这是我的发明,请朋友特地拴上的,拽住它,我就可以行走自如了.

在交谈中我们了解到孙恂的病很罕见,叫“重症肌无力”.全身的肌肉都处于松弛状态,甚至连眼皮也抬不起来,全靠服用激素来维持生命.望着眼前这位呼吸肌群随时可能麻痹、游走于生死之间的女同志,我无法想象她怎样拽住尼龙绳,在小屋里一点点挪动柔弱的身躯,锻炼、读书、洗衣、做饭,怎样以广博的知识、理性的思考和豁达的情怀,温暖着身边的残疾朋友和一批批慕名而来的青年志愿者的心.

我和栏目策划杨东、主持人肖晓琳,以及在场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眼眶里盈动着滚烫的泪花.那一瞬间,是心如火灼,还是心在燃烧?是对生命价值的重新定位,还是相互换位的人生思考?我一时说不清.

这也是我到基金会工作后,始终难以释怀的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受.电视台《观察与思考》栏目,在黄金时间隆重推出了这期专访,在青少年乃至中老年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专题的主旨和角度有了较大变动.编导和主持人与青年志愿者一起,以发自内心的真挚感受,探讨了一个严肃的话题：我们仅仅是在帮助残疾人吗?其实不然,我们也是在帮助自己.从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中,我们汲取面对挫折的勇气和力量,从而升华了情感,净化了灵魂.

这期专访的题目很耐人寻味――“谁是救助者?”

“真的是有干不完的活啊!”刘刚奇边说边感叹.当时,对刚奇的这句话,感触并不深.１８年后再回味,我惊奇地发现,这句话几乎贯穿了我和我的同事们从事残疾人宣文工作的始终.

我到基金会工作时,刚好是基金会一岁半的生日.对于一个人来说,这还只是襁褓时期；对基金会来说,它却早已匆匆上路了.

基金会宣传部下设宣传组和教育组,我被分配在宣传组,仅有两个人,其中刘刚奇同志还兼着部里的负责人.没有更多的寒暄,刚奇立马给我派活.他说：“朴方非常重视宣传人道主义及发动社会的实践活动,认为这是基金会的基础性工作之一.现在就是人手不够,紧张得很.眼下,我又要随鲁光带团参加在哥伦比亚举行的第二届国际残疾人职业技能锦标赛,你得赶快上手,边干边熟悉吧.代表团回国后的诸多事宜,也得拜托你了.”

“真的是有干不完的活啊!”刘刚奇边说边感叹.当时,对刚奇的这句话,感触并不深.18年后再回味,我惊奇地发现,这句话几乎贯穿了我和我的同事们从事残疾人宣文工作的始终.

早在基金会筹备期间,朴方同志就把研究国内外残疾人事业发展趋势,弘扬人道主义,宣传、动员社会,作为重中之重的头等大事.经过认真严肃的思索和反复酝酿讨论,于1984年3月制定出台的第一个《残疾人工作宣传提纲》,荟萃了中外文明发展的精髓和有关残疾人事业理论与实践的最新成果,成为80年代极富时代特色和前瞻意识的重要文献之一.

1984年年底,以宣传残疾人事业和人道主义为宗旨的《三月风》杂志创刊；1986年9月,以面向残疾人、面向社会、面向改革为出版方针的华夏出版社成立；朴方同志兼任这两个重要文化出版单位的第一任社长.《三月风》与华夏出版社以其独特的视角、锐利的文风、鲜明的人文观点和对困难群体的倾情关怀,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关注和喜爱.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已在当时新闻出版界独树一帜,受到各方好评,为基金会创业初期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奠定了较好的舆论基础.

1984年３月,基金会组织拍摄了第一部纪实性影片《向命运挑战》；6月,又与有关电视台合作,摄制了以真实生活为题材、反映残疾人自强精神的第一部电视剧《无臂少年》,主人公由丹东13岁的省级三好学生、失去双臂的赵永哲自己扮演.随后,基金会组织拍摄的第一部故事影片《椰城故事》,以及接下来参与的《死神与少女》、记录影片《我的追求――一个残疾女教师的故事》、《聋儿康复纪实》等多部影视作品相继问世,深受广大残疾人及其亲友欢迎并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好反响,被影视界誉为80年代荧屏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积极营造有利于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始终是基金会宣传工作的主攻方向.1984年6月,基金会与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合作,举办了由美协主席吴作人、书法家协会主席舒同领衔的67位知名画家、156位著名书法家为基金会捐赠佳作活动.他们之中有：著名画家李可染、叶浅予、蒋兆和、刘海粟、关山月、范曾、黄胄、吴冠中、尹瘦石、程十发,著名书法家方毅、许德珩、胡厥文、赵朴初、启功、沙孟海、郭绍虞、溥杰等.如此雍容华贵的中国书画界大师阵容,为中国最困难的群体挥毫泼墨,奉献爱心,可谓盛况空前,令人叹为观止.

还有一件值得回味的盛事,是1986年3月10日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全国宗教界为基金会捐赠书画仪式.王震、胡子昂、赛福鼎等领导出席,中国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8个宗教团体的代表及各界人士300余人参加.乌兰夫副主席亲笔题词“提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周谷城副委员长为纪念集题名.计有汉、蒙、回、满、藏、维、哈萨克等民族的400名作者、461幅作品,其中有班禅大师的竹笔书法、印章和赵朴老的墨迹等弥足珍贵的精品.

朴方同志在捐赠仪式上发表了简短而动情的讲话,他说,我国所有的宗教团体团结一致,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捐赠书画活动,这在我国历史和宗教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项大规模的社会公益活动充分体现了宗教界人士的爱国热情和人道主义精神.这充分说明,在祖国繁荣,人民幸福,努力提高残疾人的社会地位等一系列问题上,大家有着共同的愿望.

其时,基金会刚好成立两周年.

18年后,当朴方同志再次回顾这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时,十分感慨地对我们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时代的每一点进步,人们的每一点善意关怀,残疾人这个具有特殊困难而脆弱的群体都能体察入微地感受到.他们从心底呼唤：我们的人民真好,我们的祖国真好!这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绝大多数人的心都是善良的.不是不人道,而是不知道.只要工作做到,总会感动上帝的.基金会就是要做感动上帝的工作.

朴方同志的话,说得何等贴切啊――

基金会就是要做感动上帝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