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柔肠科学魂

你,你的哀愁,你的欢乐,

你的遐想,你的雄心,你感觉自我,

实际上都只不过是下面一堆东西的活动而已：

一大群神经细胞和同它们联系着的分子!

──F.克里克（英国生物物理学家）

岳麓书院的“霜冷话语”

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不甘百年寂寞,先后请了余秋雨和余光中两位先生登杏坛而发大响.笔者是漂泊异国他乡的湖南人,不过像一位法国诗人说的,世界太老而吾生又晚,失去机遇躬逢其胜,只剩得两个美妙题目在耳边余音袅袅：《面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人》和《艺术经验的转化》.我都有兴趣,特别是余秋雨先生讲的第一个,更招人惹人也可以显出何谓“夸人”（《文中子事君》：“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不过,正跨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人,似乎首先得站在千禧的大门口,回首伫望一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全景才是.我就望了深情一眼,却感到那里缺乏的是科学中的人文内涵,人文里的科学灵魂,许多人生好戏、文坛闹剧,都恰恰发生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一点,如果两篇演讲连小扣都没有扣一下,那岳麓书院庙堂再大,恐怕也会显得大而无当.

余秋雨先生本人也“认真地鸟瞰了一下”,不过舍中国而远趋新加坡.那次欢会还出了一本书：《第四座桥──跨世纪的文化对话》.不知何时先生成了桥梁专家,大炒现饭,还是凌空架起那“四座桥”.但先生缺乏理工科的起码逻辑头脑,所说四样东西像岩洞里的蝙蝠配戈壁的芨芨草,划分依据混乱,不成体统,这早已有人指出.形象点儿说,前两座只能说是建筑桥梁的钢筋水泥,而第四座则不知所云,只有老三儿才算爬上了桥. 再说,先生以一派“文化商格”,来大谈“文化人的整体人格问题”,也未免滑天下之大稽.对于一个没有科学底蕴,而又不进行反思的人,我们可以认为他写的说的全是谎话,包括文章里的虚词和“人”、“口”、“手”、“刀”、“尺”等.在马来半岛最富有青蚨气的习习熏风下,余先生用最富有煽动性的语言,大侃“应当把自己心底的生命的苦恼、生命的冲撞,甚至生命的分裂真实地表达出来”.而“脑壳”后面,却连“文化大革命”中那么一点“小恶”都讳莫如深 !言行之妍媸反差未免太大.西谚云,“一个傻瓜总能找到一个更傻瓜相信他的话”.所幸的是,市场经济已经启迪民智,大大提高了全民对堕入“更傻”境地的警惕性了.

岳麓书院一场不知天圆地方的“学术”报告,新加坡一番“跨世纪”的“文化对话”,都根本没有抓住文化的底蕴.由于余先生以“桥”发难,其他人的话语、文本（姑用两个先生很喜欢的词儿）也都面有“桥”色：半空千尺跨汗漫,不知何处是桥墩?我在下文要论证的是,二十世纪的文化（美术、文学、音乐、舞蹈等等）,却是在科学的温室里受精的,都是在技术的产床上诞生的,就是在对于时空、关于物质、有关意识等等的精密研究和恢宏思考里边发育成长的.一句话,二十世纪文化可以叫做“加速器里的文

化”；“中国文人”要跨“二十一世纪”,当然就应该是“加速器里文化”的“说书人”.那么,要讨论“大文化”,要做批评,要谈美,还离得开科学吗?否则,上诌一篇“文化”,下讲几座“桥梁”,左来数声“解读”,右搞一场“破译”,无非全是隔靴搔痒,或向壁虚造.我这里说科学,是要挖掘文化的科学底蕴,就是科学技术对于文化内涵根本性的影响、浸润、“迂回和进入”（le détour et l’accès,姑借用弗于连一本讨论中国文化的书名）.这里自然并不指载体,也非工具.一个会把文章写到软盘上,写进因特网的作家,依然可以没有科学精神.我当然也不是说外国文人全是科学家,只想指出这乃是一片共识氛围,一种服膺态度,一个努力目标.物理学家出身的英国文学怪杰斯诺（C. P. Snow）就曾愤怒地说,人文学者对于不亲近文学的科学家嗤之以鼻,但是,不懂科学的文学家自己不是常常伊于胡底?其实,这也是目前中国文化的真实写照 ：太缺乏科学思想和哲学反思,这两座相叠相成的莲花座.“五四”时代我们的先贤呼唤“德先生”、“赛先生”,论者常常感叹“德先生”至今犹抱琵琶半遮面,岂不知“赛先生”也还根本没有成为文化的“大众情人” ,于是就必然引发了一些人“失恋”中的种种精神缺损和行为失态.岳麓书院和新加坡恰恰提供了演示场地.

那么,就让这边厢的文化瘸着腿还满街乱跑么?

科学向文化进军的那个千禧

文化,本是一份稍纵即逝的缘分,还是一腔永不饱足的饥渴,又是一种经久耐用的沉淀.这种缘分有一个特点：文化沉淀来源于人本能的饥渴如此迅猛,连稍纵即逝都能紧紧抓住,而这宝贵的积累沉淀又会在不经意间就荡漾泛起.人们都有体会,有时候,一片熟悉的歌声,一缕午后的斜阳,一阵薰风,几丝春雨,就会招来皇皇一篇遐想,拖来累累一串回忆,拽出整整一个时代.于是,文化这种缘就非要精密灵巧而又随机触发的机构不可.文化缘的科学秉性,就在于她原来是由一系列自然科学的精妙意象,一组组现代技术的精巧零件所构成的.这么说,既包括了文化的制作过程,也涵盖了文化的传播通道和欣赏机制.文化原是“建构性”的土产!

所以,文化的良种基因等于崇尚思想+师法科学.

其实,这个叫今天的文化人有点儿吃瘪的公式,却早是古今中外、丰富多彩的传统.中国的孔夫子提倡学诗,振聋发聩地发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谠论隽语.在他老夫子讲坛上,科学和人文结合得天衣无缝.荆楚才子屈原,更是石破天惊向天地、向人生、向鬼神、向历史发出了一百七十多个大质疑,不问破宇宙死不休,这样下笔才“昂昂若千里之驹”!据李政道先生说,长诗《天问》是世上最早的宇宙学,也是用几何学来解析地球形状的一部科学 !不肖的后学者以为拔着头发就能离开地面,只死背“不学诗,无以言”,于是从辽阔太空一下子自愿蜷缩到蜗居斗室去了.古希腊时期,科学家、诗人、哲学家睡的是“统铺”,比肩抵足.中世纪给文化一律给绑上了经院的“带”,眼不窥园,足不出户了.于是经过几番几劫的反叛和反思,这才迎来了文艺复兴之春.但丁唱道：“爱,她能够推动太阳和其他星星.”这多么像东方太老师《周易》里的名句：“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之后,自然科学在文学创作领域还有一番“自然主义”的奇遇,遭到过一群发烧友分子超负载的挪用透支.那便是福楼拜歌唱“诗歌像几何

一样精确”的天真时代.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那个千禧,迎来的是科学向文化进军的大好时代,艺术形式的滔滔洪流汇合着科学底蕴一泻万里.科学精神首先在画布上渗透皴染起来.光线,不再仅仅是视觉感受,而成了画家手里一门生动活泼的物理学；几何学不再仅仅是抽象的空间配置,而成了画布上一座非常艺术的坐标系统.世纪之交美术革新得力于三个人：塞尚致力于引进空间的新概念；高更专注在构图的新形式；凡高则解放了色彩丰富华美的物理天性.三个人都分别是绘画上的几何学家和物理学家.凡高在他的书信里,发明了无数描写各种细微色彩差别的名词,研究这些色彩的物理视觉效果.塞尚则把自然表现为“而成的圆柱体,圆形和圆锥体”.人们都说西洋对于日本画的借鉴,其实真要溯本求源,西方现代美术倒都深受中国美术精神的影响.中国绘画的神韵说,可说是现代绘画各个流派都追求和崇尚的精神.中国美术史上奉为圭臬的“绘画六法”里,第一条就是“气韵生动”.中国的“气”,就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概念、一篇宏伟博雅的人文意象,是人对于自然界基本推动力一种明确生动的概括.自然的“气”如何转化为画纸上的“神”,这就是中国美术自然观察的核心,也是技术操练的要领!我很尊敬中国有的学者,他们在皓首穷经般追索着流传海外的文化遗产.但是不要忘了,向宇宙时时发出率真而严肃的“天问”,也是西方从中国挪用过去的又一桩尚未归还的精神财富!

总之,到了二十世纪,艺术前沿和老百姓生活一样,同科学技术,同时空质疑,已经是形影不离了.

艺术向科学索取“崭新形式”

初次涉足现代美术的青年,一定会被印象派以后花色繁多的抽象艺术搞得眼花缭乱,由迷惑而景仰.其实,理解这些流派“功夫在诗外”!现代美术,几乎每一次创新的冲动,或者模仿的休克,都来自对于科学精神的必恭必敬的理解,或者热情过度的曲解.画家手里握着的是画笔（或者仅仅是能够代替画笔的某种物件）,而心里想到的却是爱因斯坦,量子力学,拓扑学,“机电一体化”等等.且举一堆小小例子.一个展开的“超立方体”叫萨尔瓦多达利欣喜若狂,创作了著名的《基督受难》；而这以后,超立方体就一举成了艺术家跨上空间“第四维”的台阶.法国画家毕加比亚作“美国女郎画像”,却只画了一只汽车上的火花塞头,诱使人们发动想象,那玩意儿一经触发就会点燃的火花.这也就是“女郎”的艺术诠注辞,或者技术说明书,两者浑然天成.所以,法国诗人阿波利奈会说,毕加索的成功在于他一辈子总是“向宇宙质疑”,我看是有点儿像哈勃太空望远镜一样!科学无微不至,科学壮美寥廓,这就不能不给文化发射强烈冲击,造成深刻影响,逼她俯首、仰视,让她熠耀景从,科学家的只言片语,艺术家是创作宝鉴.怀特海和罗素在巨著《数学原理》里说：“每个个体只在它与世间其他东西的交织中才能加以理解”.于是,立体主义者等等派别的画家便把数学实验室搬进了画室,在绘画里把不同个体都搅和在一起,认为这才是物体的“崭新存在形式”.观赏者在理解立体主义的同时也要理解世界,反之也然,相互发明.相比之下,荷兰画家艾舍的图解数学概念的绘画,像那幅《莫比乌斯带》之类,倒主要只有图案趣味了.

还没有什么文化产品,比建筑艺术更会吸吮科学和技术的健康乳汁.当玻璃幕墙大肆掳掠中国大都会上空时,很少有人想到当初玻璃曾经代表过空间概念的“空”,或人文思考上的“无为”.在数学上,空的集合是空集,而空集为元素的集合不是空集.这一个个暗合于中国老庄哲学思想的空灵意象,再拌上老子说的“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等峻论,在建筑美学上获得广泛推崇、实际运用.玻璃是空,正好拥抱阳光,欢呼玻璃就是欢呼光明.香港的汇丰银行建筑是另一个样板.一爿银行应该用什么来象征和表现?且看汇丰建筑师佛斯特的推理公式：银行等于金钱,金钱等于运动（“钱滚钱”之谓也）,运动之最等于火箭.汇丰银行建筑于是就成了一台在发射台上整装待发的火箭!

二十世纪的科学发现给音乐家也带来了巨大心灵震撼,于是他们乐器上的音符也就跟着或欢呼雀跃,或俯首沉思.二十世纪的头脑不再把自然看成和谐晶莹、诸如水晶般的有机体,精密科学和精细分析揭示了什么都有着内部结构.马勒,勋伯格等人和他们的学生,他们的音乐就反映了这种心灵震撼和理性认知,也从科学索取了“崭新形式”.人们听他们的音乐,发的却是科学幽思,好像看到了从混沌一团的煤炭,经过了时间的锤锻,声音的腾挪,渐渐变成晶莹澄澈的透明晶体,晶体里面蕴涵着一丛丛玫瑰似的美妙晶格,妖娆动听而又溢出言表之外.这就是交响曲!

谈美?谈美学?美学家如果不懂一点儿起码的数学还谈什么美?“惟有欧几里德才懂得的美”,至理名言.英国学界泰斗罗素说：“公正地看,数学不但包含真理,还蕴涵无尚的美,一种严峻冷峭的美,恰像雕刻一样.”美学里不给这种严峻冷峭的美分一杯羹,文化老饕们会饱足满意吗?

“思想之于文学,正如光线之于绘画”

从上面的一些微观艺术形象不难看出背后支撑的宏观指导思想,也可以掂量出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大不同：西方文化浸透着一种发源于古希腊人的脾胃.他们生活简单,有的是时间着思辨追求,缠着反思苦恋；艺术如此醉心,文学也同样痴迷.陈寅恪先生研究过欧几里德,他说：“夫欧几里德之书,条理系统,精密绝伦,非仅论数论象之书,实为希腊民族精神之所表现!”我想再用法国诗人布热的话来讲文学,最是精当：“思想之于文学,正如光线之于绘画!”

西方科学哲学巨匠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世界由“原子事物”组成,人类给它们的图形贴上了语言标签.但是,因为原子事物如何“描图”的方法非常主观,所以言辞同“原子”就无法一一对应.语言同思想之间这种相发明又龃龉、剪不断理还乱关系的理论,影响深远,厥功至伟.形象思维的天外飞弹,一心渴望科学思想来制导.乔伊斯为伊消得人憔悴,写就《尤利西斯》 .他把英语散文的可能元素和表达方式全都“穷尽”了,旁人除非重复他的思路历程,否则很难卒读.在“天书”《芬尼根守灵夜》 里,乔伊斯不得不进行再创新,殚精竭虑“发明”一种同音乐相似、但和思想相背的语言,例如,All moanday, tearsday,

wailsday, thumpsday, frightday, shatterday till the fear of the Law之类.这本书里莫名其妙却最为精彩的一句,Three quarks for Muster Marks（叫三声夸克,来检阅马克）,马上就博得理论物理学家喝彩,并且借用其中‘夸克’（quark）一词,来给物质最最小的构成零件定名,一时传为科坛文苑交相辉映的绝顶佳话.

医学、心理学更对文学艺术进行辅导、言传身教,弗洛伊德先生是急公好义到处免费出场.于是,美国作家维达尔在他的小说《迈拉布里肯里奇》 里,就把人都看成“雌雄同体” ,颇得弗老神韵.从十九至二十世纪,对于时空神秘性的沉思追索,更一直是经久不衰的文人时尚.十九世纪的查尔斯兰姆便说：“时间和空间最叫我困扰.”真深得屈子真传.美国现代小说家平钦就更付诸行动,迷上了对这样题材的推敲摆弄.他早期就写了《熵》,后来的成名作叫做《万有引力之虹》 .在这些书里,奇妙的想象,荒诞的情节和怪谲的数学语言进行有机合成,合成了一个魔方球.凡此种种,都叫人想到有一种恰当的物理效应,迟早就会发明一种与之相应的器件；有一种科学理论或者著作,迟早也会出现与之响应的文学作品.霍金的《时间简史》也许就在等待着等

从施本格勒 的名著 《西方的没落》里,谁说闻不到“热力学第二定律”（或者说熵恒增加的“热寂”说）的影子? 在西方文学和美术声势巨大的“变形”热潮里,难道听不到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用“弯曲空间”代替了牛顿力学的重力）的背光? “热力学第二定律”之重要,上面提到的斯诺先生又发话了：对于所有学者都应该像莎士比亚一样,因为这关乎世界乃至宇宙的前途!再说牛顿力学给相对论力学取代,原来有特定的应用语境,天真而痴心的文学家却采取了全盘“拿来主义 ”.在萨特的第一本小说《恶

心》里,主人公罗冈丹眼里的世界是一团混沌不分、黏黏糊糊鼻涕似的胶体.主人公哀悼和怀念已经风光不再的牛顿力学,在那里一切都是中规中矩、轮廓清晰的刚体,一个简单美丽的公式就能风情万种地主宰一切.而现在这个“相对论”宇宙,居然存在着“扭曲变形”了的空间,在高速下“变慢”的时间,这只能让他感到一阵阵“恶心”.于是大势已去,自己这些人简直连存在的价值也没有了 ：“我们只是一大堆披枷带锁的存在物而已,自作自受,我们完全没有一丁点儿理由存在”.牛顿力学和相对论在萨特主观上的无意错位,一举让“存在主义”在文化的子宫里受了精、着了床!

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是弥漫在世界文化界的一片空气,一串公式,一种氛围,一个不管分子多么纷繁复杂而稳稳坐定的公分母.如果不是这么看,又怎么能够把里尔克这样复杂的文学现象解而读之?这位奥地利诗人同卡夫卡同时代,也同卡夫卡一样诡秘晦涩.值得一提的是他写的所谓“格物诗”（Dinggedicht）.他在精密“格物”的基础上,把每一桩物理个体都加以诗化,又给每一个物种一片优雅飘忽的弹性粘性,一切个体于是都存在于一个数学上的“连续统”当中.在这些“格物诗”里,一朵玫瑰,一面镜子,一只娃娃,一泓喷泉,一匹野兽,一间房间──里尔克把它称为“梦中芸窗” 的,都具生命,全有历史,皆能关联,就连呼吸也能成诗!里尔克如此热爱生命,喜欢格物,如果到过名闻世界的湖南桃花江“美人窝”,一定会写那里连虱子都是双眼皮、有酒窝的!“格物诗”是精妙绝伦的物理观察,也是美轮美奂的视觉意象.读读他的名诗《笼中豹》,就能感受到一片气韵生动,几声不同凡响 ：

无穷尽走过铁栏,已把他的虎视磨损

疲倦了,对一切都已不再视听

他前面好似万千重铁栏

而万千重的背后世界早已不存

柔韧绵软的步武,轻捷强健的脚印

转着圈子愈收愈小,围绕着中心

像一场孔武有力的舞蹈

在中间,站着一个巨大的意志消沉

偶尔几次,那眼珠上的帘幕无声

会卷起,于是放进去一副图景

那图景穿透给静穆紧绷着的四肢

一直到达心中才黯然销魂等

（笔者译.见《诗可以译》,《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4月15日）

诗难懂,也难译,独有我们中国人却心有灵犀一点通.坡仙说“小诗如秋菊,艳艳霜中明”,里尔克的诗亦然,小扣大响,冷艳如霜.诗人正是笔墨酣畅地执行着《文心雕龙诠赋》里的名句：“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其实,这里又有他深深受了“泛灵论”思想怀柔覆盖的影子!顺便谈谈诗人的创造.到目前为止,对于诗人创作秘诀的最好解释是没有解释,只有“灵感”,也就是所谓“突创”（ Nisus ）；而对于灵感的最深刻、最华丽、最独到、最概括的阐述,却又是法国数学家庞加勒的一篇小文《数学创作》!

当然,我们感兴趣是科学对于文学深层次的浸润,而不是文学对于科学表层次的搬用；玩弄科学名词不见得就有科学精神.多年前中国有一部描写数学家的小说,隔几步路便来一段莫名其妙的数论演草式.我看就像挂在绿树上的片片枯叶,怎么也品味不出这篇小说有什么科学人文精神.不想到了二十世纪末的世界村,中国文化居民仍旧我行我素,以为仅仅把人生经验“映射”（mapping ）到“文字空间”就是创作,不需要任何思想给输氧,或者反思来制导.

注重文化修养的科学家都一定阅读文学,但是只有深深浸透了科学精神的文学,才能引诱科学家毅然决然“”,去偏离自己原有的严谨轨道,为之不惜去做一趟闯荡江湖的浪子.一个文学界、翻译界令人感叹伤怀的例子,就是波伏娃的《第二性》的英文翻译,这故事听起来颇有点儿像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第二性》第一本英文的翻译者不是文人,而是一位动物学教授帕石莱 .为了翻译这本书,动物学教授不但要在不是母语的法文世界里过关斩将,而且要深入法国和德国一大帮哲学家的恶猛林子中去斩荆披棘,而对于生活在这片树林里的一头头“凶猛野兽”,他却一无防备.最后他不折不扣为了翻译这本书呕心抽肠而死,留下了一册优异卓拔的译本.在他身后,《第二性》许多别的语言的译本都得力于他传世的英译.

共生和“文化培养基”

英、法、德、俄等西方语言里,文化和“培养基”是同一个词.这是一片华美、深刻而命中注定的语言意象.西方文化人历来有一腔鲜明脾气,我喜欢称之为“共生共栖现象”：往往是一篇佳作一经问世,大家就立刻像过节似地踊跃传颂；一个疑义一经提出,所有的人马上以解决世界难题的劲头热烈讨论；思想和情趣的沟通像是有千万条通道交流往来,艺术品位和欣赏的感染也穿过无数道经络四通八达,创作上的相互启发和借鉴更像小学生那样你我传抄等他们不是“涸辙之鱼”,但“相濡以沫”,用自己艺术的、思想的高级分泌物来相互滋润着,互相补充着,共同繁荣着.所以,如果凡高引用莫泊桑的中篇《彼埃尔和让》,里尔克非常喜欢塞尚的绘画,而卡尔维诺曾经作过“控制论”的报告, 这就跟住在一个四合院的人家有事没事常串门一样平常了.他们与其说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群体,不如说是一种完全共生共栖的文化生态!文化,也就是文化人的培养基!

中国的文化生态扎根于个体的“文人相轻”尖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冬天刺猬之间的关系：离远了就感到孤寒,凑近了又相互抵触!“门户之见”还只是一篇轻描淡写,“圈子”则是恰当的单刀直入.中国文人不愿自己的神笔在饱蘸墨汁的同时,也稍微蘸蘸那么点儿科学精神.同样,也很难要他们扮演共生的角色,用自己高贵的手臂去拥抱群体生态.

卡夫卡和同时代文化人的共生,是构成卡夫卡的一块部件.重要因子还有下面二者：当代科学发展作用于卡夫卡的巨大影响,卡夫卡所使用文学语言德语文学的熟悉程度.文学批评界如果没有准备这“三要素”而要“解读”卡夫卡,恐怕是太高难度动作.文学虽然天马行空,但公认的原则最好还是不要违背：小说容忍“虚构”（Fiction）,小说评论却遵循“非虚构”（Non-fiction）.如果以为只要“换我心,为你心”,就能“解读”天下万事万物,而根本不用去“格物致知”,那就无异于“我思故我在”.这些作品真像是从几条狭隘“公理”出发,就推导出大块大块文章.笔者不得不说,这些“解读”的作者是用写小说的神笔来着色添彩,握着自己的“心”来挥洒自如,但这也就成了同评论主角风马牛不相关的“创作”了.且说,作者都是极有才华的小说家,何妨写写卡夫卡为主角的小说?写小说无须学识,只问人生,还可以一逞其能.至于“作家解读”、“新锐批评”什么的,也都搞个人狭隘经验乃至一时意气在文字空间的映射等说得不客气点儿,如果世上真有那么多精妙的“学问”,小小环球早已“载不动许多愁”了!

卡夫卡同其他人相互激荡共振是他写作时显示屏的一座图标.卡夫卡同时代的捷克作家恰佩克,他就写过《罗索姆万能机器人》和《昆虫游戏》等书,很明确地表现了人类在科学技术改变世界壮举之下的渺小和恐惧,一种精炼化、艺术化、甚至程式化了的“末世情怀”（Eschatology）.这种情怀在同时代人当中传递、激荡而弥漫,往往就成了一种正面和反面都可以应用的万能公式.所以,在恰佩克那里是万能机器人,在卡夫卡的《变形记》里就成了超级甲虫,而在比利时梅特林克的书房里,还会摇身一变而成了蜜蜂（看一看他的 《蜜蜂的生活》）,甚至花卉（读一读他的 《花卉的智慧》）等事实证明,文化人敢于逾越雷池哪怕一步,向其他人的领域靠近而不怕尖刺,就会有“山外青山楼外楼”的成就.深受绘画影响的乌克兰导演巴拉让诺夫,他把镜头当作独立的绘画来拍了电影《故人影难忘》（Тени забытых предков）,作品一出就引起轰动.所以,文人们作为运行艺术的“主机”,他们之间的心灵通讯,同余光中先生所说的不同“艺术经验”之间的“转化”,两者恰好互补,正组成了阿波罗车驾下面的两个轮子,让文人可以驾雾腾云!

卡夫卡式的“变形热潮”更不是来无影、去无踪的清风,它同布拉格和维也纳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变形之怪,是深深植根在布拉格的科学传统和反传统的反思苦果,也是文人在相对论世界、在科学发现所揭示的自然真相面前的一种人文杞忧.布拉格,“欧洲的魔术之都”,曾经是炼金术的中心和犹太密宗的渊薮,但是这里也生活过杰出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和第谷.而且,科学和反科学有时候会披着同样华丽眩目的外衣,同样招摇过市.这样,才会在恰佩克心里顺理成章地激发机器人的幻想,也才促使卡夫卡把正常的“城堡”狂想为超自然力量的俯视狰狞.卡夫卡笔下的“甲虫”,其实是现代文学里游园惊梦的常客,也是文化沙龙节目过后夜里经常性的梦魇.根本原因是现代科学在分析自然世界,分细了、微分了还要进一步肢解,于是现代文化也在分解、乃至肢解人类本身.在这里,文化受着科学莫大的精神冲击,还顺带接受精密的技术培训.如果连这些背景的基本知识都不具有,要“解读”、要“理解”卡夫卡那才是缘木求鱼! 如果真要像某些帮腔论文里说的“凿穿壁垒”,那不过是科学“凿穿”了文化人的千古陈年“壁垒”而已!

我回头来更有点儿疑疑惑惑了,现在有些大块批评文章的写家,是不是西方文化界常常警惕的“虚构写家”（fictioneer ）?

世界是三维的,文艺也是三维的,有第三维的科学思想做支撑.写家们虽然虚构得天马行空,却又跳不出二维空间,奈何? 某某人“解读”就说成“某某人”的卡夫卡,也无不可；我承认理解就是逼近.但是,也要像 xy等于a 那样逼近数轴,而不要像y等于x2与君生别离.这逼人想起法国哲学家邦达的一本书,名字是《知识分子的出卖》.是有人在出卖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在通过自己的所谓“分析”、“解读”、“破译”等等,在“出卖”所讨论的文学作品和作品的作者和主人公?

知识分子等于反省自己的人!

我们于是看到了两类文化人,一没有科学思维,二从不进行反思,是为中国特色.而且往往两者集于一身.皇皇大作一篇篇、一本本抛出,但由于缺损了必要的指路牌,就必然跌进“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的黑洞!与此对峙的是,偶尔有那么一、两个“大人物”挤了几滴自我反省,小民们便山呼万岁、顶礼膜拜.这就证明了活得实在不正常.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盛赞这种“仁义”,恰恰说明“道”之不存.当年鲁迅先生谈到中国人的“特别”之处,就曾经说：这是“因为中国人没记性,因为没记性,所以昨天听过的话,今天忘记了”.其实中国人的记性比起西洋人好得远,说到底无非是弗洛伊德的“动机性遗忘”而已!

害怕反思如同畏惧爱滋,其实大可不必,反思也决不像海阔天空吹法螺那么丢人显眼. 对于自然和宇宙的亘古质疑,同对于文人自身的不断质疑,实在应该看成是一把剑的两个刃,用来解剖,也用于创造,解剖也是为了创造.思想恰像光源,既照见了暗行夜路 ,又照见文化人本身；如果文化人不愿意恶相狰狞过闹市,也当然应该照一照以便修饰仪表才是.对于夸夸其谈“甚至生命的分裂真实地表达出来”的“自我”,反思是一阵痛苦万端的“悖论”：我只反思那些不反思自己的文人.请问,我反思自己吗?答案便是

没有答案!

其实,反思更应该是知识分子定义的一个关键部件.加缪就说过：“知识分子等于反省自己的人”.今天的许多文人让我不禁想起“小器”二字,小器实为文人大忌.人小器有个自然科学的孪生兄弟,叫做“热容”太小.酒精的热容就小,在室温的那点儿热度下都会挥发得忘乎所以；大海的热容就大,加温到九十九度也决不会腾云驾雾飘飘然.《抱朴子》里把“器小志近”者称为“庸猥之徒”,相信是文人决不愿意与之为伍的.不过,这也就自然而然引出了下面的话题.

“负情商”文化

上面说的全是文化在“智商”上的症结,下边应该看看“情商”（EQ）.看来,文化也要好好向科学的情商学习.因为科学崇尚深刻宁静,抵制浅薄浮躁.用这一条我们可以牛刀小试,观察一下近来中国文坛的某些喧哗闹腾的有趣现象.为了比较,先从几句科学情商的溢美之辞开始.杜工部诗云：“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生”──

真正的科学家,一定少有欺世盗名之心,拒绝扭捏作态之态,否则成不了大器；科学逼得你忠诚老实：“头脑像降落伞,只有张开才能起作用”.科学家要神秘的自然向他们袒露情怀,自己岂有不袒露真实的道理?某北欧物理学家得了诺贝尔奖,家乡报纸马上登出头版头条消息曰：“当年物理学不及格的人居然得了诺贝尔奖.”此公衣锦荣归时报告做得坦然诚实：“本人当年物理学不及格是事实.但是报纸还有遗漏：我的数学也是刚刚及格!”

真正的科学家,一定革除急功近利之意,远离浮躁躐等之举,否则跨不进堂奥；科学迫使你静心冥思.科学要同那些以上亿光年为空间尺度,以百亿年为时间尺度的现象为伍,科学家自己岂能鼠目寸光?科学埋头于天地纳入芥子之微,还会有什么人生琐屑能够分其心志?科学整天生活在n维空间、和抽象得比真空还要稀薄的空灵透剔运算之中,怎么还会希望什么远方的鸿鹄将至?

真正的科学家,一定警惕哗众取宠之念,躲避露丑之事,否则修不成正果；科学硬叫你修身养性.科学知道,水银灯的光亮其实不是真正的光源,做媒体“明星”不是文人学者本分.科学总是淡然怡然悠然坦然,文化也不应该都是一蓬喧闹的轻烟似的“格格”,“追星”永远追赶不上“追心”!美国黑人歌手戴维斯不是说吗：“做了明星,反而使我在有些地方更容易自取其辱”.文人中的白马王子司马相如早就说过：“苟能修身,何患不荣?”歌德更斩钉截铁地说：“平静出天才!”这些话真应该像曼倩先生说的那样,“着于竹帛,唇腐齿落,服膺而不可释”!

在美国工作的奥地利物理学家梅特纳,就是一个悲壮凄美的典型,她曾经给爱因斯坦称为“我们中的居里夫人”.可这个“居里夫人”可没有前者幸运.她眼睁睁看着同事哈恩领取一九四四年诺贝尔化学奖,领取太阳光焰般的荣誉和烫手的巨额金钱.而得奖的“核裂变”理论,恰恰就是他们两人几年前在德国的共同科学研究成果.梅特纳逃离了“第三帝国”,在哈恩这种人看来她也就逃离了荣誉.梅特纳以一个科学家的豁达冷静对待这件事,只有她的美国同事都为她忿忿不平.直到一九九六年,一个女性“好事者”赛姆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出版了一本厚达五百页的专著《梅特纳的物理学生涯》,才披露了其中的秘密隐情,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但是已经不能阻止哈恩掩耳盗铃地独吞诺贝尔等

文人典型的人生心态应该是崇尚自然,热爱艺术,与世无争.屈原就说过：“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骛争食乎?”英国诗人蓝朵也泱泱大度：“我不跟人争,因为没有人值得我去争.自然,我爱；自然之后,就是文艺.” 各种媒体对报道对象的常备礼品是“著名”二字,热切需要此二字的人士也甘之如饴.且听大科学家怎么说,李政道先生曰：“如读者不知此人,这‘著名’二字就是虚的,反之则是多余的”!

不过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的.前不久有一部“十批判书”,其中有一篇肆意“颠覆”钱钟书先生之作 .揭开来看一看,原来其中仅有的可读部分却又是从别人那里抄袭而来,其文风一至如此.伯强何处?惠气安在?至于有两篇在家乡的文学杂志《芙蓉》上淌着泪的“悼词”,更是昧着良心的诛心之论.二十世纪我们尊敬的重要文学家,在他语词的炼狱里个个该杀；说是“悼词”,倒好像“赤吾族矣”的判决书.以我之鲁钝,实在很难理解这位教授的心态,或者不如说是失态?!文章里还有一些初等的“技术性”问题.例如,作者单单捧出语言学专门名词“语感”（Sprachgefühl）,作为评判作家语言的惟一法宝,但是对这个词在语言学上的基本含义都根本没有弄懂.于是乎,文学创作和影视银幕上的胡编乱造,同这种文学批评文章的夸诞虚妄一起合奏和响,交相辉映,实在成了目前中国文坛一大景观!有时候真让人觉得,现代化三字好像也像其他星系一样,愈来愈离我们远去.因为现代化原应是一个精神过程,一个提高素质的过程,而素质又由文化决定.文化如此,素质安藏?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士在诺贝尔文学奖仪式上说：“我们美国教授要他们的文学清朗、冷峻、纯洁,而且非常死气沉沉.”我们的教授们、文学批评家,则要他们的文学去晦涩、去炽热、去肮脏,再加上端在市场盘子里拼命去漫骂侮辱,否则,他们就要祭起“悼词”咒死你!于

是,世上有两种方法,可以叫平常人对文字本身产生憎恨厌恶,一是径直去憎恨文字,二就是逼人去读这种批评文章!

中国文化界、文化人俊彩星驰,不甘寂寞.文化特别想做目前还是新鲜事儿的司法诉讼的“弄潮儿”,不以正方为己任,就以反方来自诩.动不动就对簿公堂,已经成了文坛奇观、斯文义演.衮衮诸公其实应该读读枚乘的《七发》：“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文化似乎也该再补学一点儿气度和雅量,给自己营造一点儿清净宁静的境界.美国作家贝娄的话深中肯綮：“只有闹中取静,文艺才能有所成就”!

好了,到此我们止不住要盘根究底试问：文学家、艺术家他们到底从事的是什么职业?抽象地说,他们正应该是时代宏观形象的诠注者,他们注定是世界飞速变化的见证人.有英国勃郎宁夫人的诗为证：

如果世上还有诗人的空间

那惟一的工作就是将时代来表现

要的是他们自己的时代

同“查理曼大帝”无关等

那么,他们又怎么可以漠视时空演进中的精髓和动力 ： 科学技术,她的纯洁意象,从容性格,理性本色?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把话说得更大器凛然：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既然说是经国而且不朽,岂有拒绝日月之精华、天地之灵气的道理 ?

所以,每当我翻阅法国散文家蒙田的时候, 不禁都会深感他警世喻世醒世的一片拳拳睿智：“人生大忌,莫过于方寸失调”.说这话可有些儿“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不是湘人,也没有在湘江边生活,对于“湘学”毫无传承,有的只是一背唐诗宋词就动辄出错的才具,居然能够吹出可以“谈四个小时湖湘文化”的超级法螺.方寸失调,莫此为甚!九天之际,隅隈多有,直觑得吾湖湘无人乎?呜呼,这也就是中国目前文化界的一大景观了,又一个不足为怪!就此关机.

（本文是一本同名书的大纲,文和书都是根据老友周启申高级工程师的启发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