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的政路

中国法学会复建30年,共计诞生60名“杰出青年法学家”.他们在学界、实务部门,都已声名遐尔,其中不少在政界也开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以第一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获得者为例,他曾是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的学术成就,早在上世纪便非常知名.在1994年12月9日,时年39岁的他,还走进中南海怀仁堂,为法制讲座作了第一场报告.

据统计,以外,其余与政途结缘的“杰出青年法学家”,还有八人,分别为：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景汉朝、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副局长蔡定剑（曾任职、已逝）、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孔祥俊.

而这九人,绝大多数是在获得“杰出青年法学家”荣誉称号之后,选择从政之路.但景汉朝、蔡定剑是例外.1982年大学毕业后,景汉朝选择任教,两年后,又转入法院系统,此后一路做到最高院副院长.可以说,景汉朝在2002年时,获得“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所依据的学术成就,都源于他“边工作边做研究”.

蔡定剑大学毕业后,自1986年10月至2003年12月,供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历任研究室、秘书处处长、副局长等职.2002年,蔡定剑获“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此时,作为一名青年法学家,蔡定剑的名声,可谓如日中天.不过,在2004年1月时,蔡定剑转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相比于多数学者选择“学而优则仕”,蔡定剑反其道而行之,也曾一时令人诧异.不过其后余年,蔡定剑能有更多时间专心学术,也成学界之佳话.

作为一门最为经世致用的学问,法学,往往与政途紧密相连.在中国法学会复建30年之际,梳理“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走上政途之路,一定程度上,亦算是对学术报国之最佳注释.

苦尽甘来

据统计,9名“十杰”法学家,皆出生于1955年至1965年的10年间.九人也几乎都是在“”后,得以系统地完成其大学学业.这也意味着,其童年多较艰苦,而读书时光,更是来之不易.

在读大学之前,曾进入上海市静安区饮食公司前进饮食店当学徒.

这段在饮食店当学徒的时光,干的都是体力活：每天半夜三更,就得起床,劈柴禾、生炉子、挑煤渣、发面、拌肉馅等

已满17岁的,在这儿一干就是3年.在前进饮食店师傅的眼中,那时候的,对这些脏活累活,从无怨言.

以外,其他九人中的大多数其实也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公丕祥在接受大学教育之前,就有过4年青春岁月,奉献给了淮阴县武墩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这段经历,似在公丕祥心中更多地埋下了自强、自立的种子.刑法学教授赵秉志回忆,每到新年,两人至今都会互寄亲手书写的贺卡,而公丕祥的贺卡,每次都引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类的励志名言.

袁曙宏亦有过插队经历.那还是在1975年,袁曙宏高中毕业,插队到一个山区,在那儿他种过地,养过猪,炒过茶,当过会计和记者,每天挣二毛五分钱.当时,袁曙宏觉得自己已经远离了读书,远离了现代文明.

不过,或也是这段荒废的时光,令这九人一旦有了机会学习,就变得如同干燥的海绵浸入了水池一般,如饥似渴.

袁曙宏终于有了机会读书时,几乎是心无旁骛、专心致志.整个大学4年,他每天早晨5时30分起床,晚上11时30分休息,几乎没有例外,连农历大年初一,也要早起读外语.

在刻苦读书之余,袁曙宏还坚持锻炼身体,并学习,洗了4年冷水浴,数九寒天也咬牙坚持,以锻炼自己的意志.

亦是如此.1979年,考入华东政法学院.之后,无论春夏秋冬,他每天凌晨4时30分,都会准时起床,跑完步后,即会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数年如一日.

也是因此,本科4年里,创造了华东政法学院的两项历史纪录：一是从本科到研究生,40多门功课全部为优秀；二是年年都被评为上海市三好学生.

“学者型”基因

实现由最优秀学者跨入政途后,最为外界所关注的,其实是这九人与“土生土长”的官员相比,究竟有何不同?

公丕祥走马上任江苏省高院院长一职的第一年,就亲自阅处了1303封群众来信.公丕祥认为,通过群众来信来访,可以了解审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进一步地观察认识法院、法官在社会大众中的形象和人民的期待.对于这种转变,公丕祥认为,是4年的知青生活,培养了他对农民的质朴情感.

此外,在主政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丕祥还力推司法公开.在2012年2月发布的《法治蓝皮书》里,江苏省高院的司法透明度排名,已居全国第四.

从政后的江必新,则依旧喜欢读书.在他任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期间,就有记者发现,他有四组大书柜,里面密密麻麻地摆满了书籍.

当时媒体问他,这些书,是不是到了长沙以后写的.江必新回答,大部分是从北京运过来的,到湖南高院没带什么行李,几十个箱子绝大部分都是书.

“看书成了生活的一个部分,形成习惯了,午休和晚上,不看书报,睡不着觉.”江必新说.

宪法学家李步云回忆,江必新其实非常有韧劲儿,有一年春节长检测,江必新玩起了失踪,与所有人失去了联系,直到他的一本书完成后,圈内人才收到来自他的短信：拜个晚年,希望大家海涵.

但从政后的生活,当然不仅是搞学术本身.江必新主张以钢班子带铁队伍,对班子成员提出了“五个带头”“五条问责”的要求,并带领班子向社会作出“五项承诺”,这个“三五”牌使班子的面貌焕然一新.

从政后的,对外形象似也未有改变,他依旧一脸的微笑、谦逊.每到全国时,他总是会穿着夹克式上衣,随身带黑色的公文包,看起来更像一个学者.

在全国上,发言,声音洪亮激昂,其间多次挥起手臂,对一些问题加以强调.“他发言很有.”一位在场的代表说.

“不仅深谙学者的治学方式,在管理者的位置上,表现也很突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春龙如此评价.

2005年9月,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身份,担任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中国组委会执行副主席.事后媒体报道说,那届大会很成功,共有1500多位中外代表参加会议,包括34位首席大法官或最高法院院长.

会后一个月,在最高人民法院内部总结会上,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肖扬的讲话,让所有的人心头一惊：在大会召开期间,的妻子不幸去世,一直没来得及回家料理后事.

“每天都在主持大会工作,没有人发现他有什么异样,没有人知道他当时内心承受着多大的痛苦.”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名工作人员这样回忆.

2008年3月,当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便立即着手检察院系统改革.一年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即发布规定,检察院自侦案件的批捕权,上交到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实现批、捕分离.这一改革,赢得学界、舆论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