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小中的上海空间书写

摘 要：郁达夫的许多小说涉及到上海空间的书写,他笔下的上海公共空间显得感伤而落寞,而其关于上海贫民区与亭子间的描写则为我们再现了上海底层民众的真实生活图景.

关 键 词：郁达夫；公共空间；边缘空间

每一位曾经在上海生活或旅居过的作家都有自己心中的上海形象,这与他们各自的生活遭遇与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不同的生命体验参与到各自文学作品的创作,使得文学中的上海形象书写各具风味.一个城市的根本属性在于它的空间性,城市的形象正是由不同的空间组合而成的.文学中的城市空间,并非现实中城市空间的简单再现,而是一种作家运用文字、语言等想象和建构的具有鲜活生命力的空间.郁达夫小说中的上海空间书写浸润了他独有的情感体验.

一、感伤落寞的公共空间：街道与马路

街道和马路是郁达夫小说中描写最多的都市空间形象.街道不仅具有表现性,而且是日常生活戏剧的展示窗口,它把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活动的事物连接起来,构筑起一个城市空间的整体框架,人们常常行走于街道,观察着并感受着街道上的一切.“街道首先是作为城市方向的参照物以及来来往往人群的通道而存在,物理性质是其最基本的性质,人们习惯于去了解道路的终点和起点,想知道它从哪里来并通向哪里哪里.街道与建筑物一起构成了城市地图标识了城市的地理方位.宽阔的马路和纵横交错的内街小巷将城市连接为一个整体,人群在道路上移动的同时观察着城市.”

在小说《烟影》中,对上海街巷这一空间形象有这样一段描写,主人公文朴“慢慢地走近寓所的时候,短促的冬日,已将坠下山去了,西边的天上,散满了红霞.他寓所附近的街巷里,也满挤着了些从学校里回家的小孩和许多从××书局里散出来的卖知识的工人.天空中起了寒风,从他的脚下,吹起了些泊拉丹奴斯的败叶和几阵灰土来”.“红霞”、“寒风”、“败叶”、“灰土”、“日暮”等意象为我们呈现出一个萧瑟的上海街景,在这个凋敝的空间里,“从学校回家的小孩”和“从××书局里散出来的卖知识的工人”都急着往家赶,勾起了“同为天涯沦落人”的主人公的无限悲哀与乡愁.在这里,街道并非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物理空间或者地理空间,它实际上有着更深层次的隐喻意义,对漂泊于上海的文朴来说,街道让他想起了回家的归途.当他回到屋里时,“四面散放在那里的许多破旧的书籍,和远处不知从何处飞来的一阵嘈杂的市声,使他不住地回忆到少年时候的他故里的景象上去”.上海之于文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家,而只是一个暂时的寄居地,只有“少年时候的他的故里”才是他心灵的归宿.与之相类似的空间景象在小说《落日》中再一次呈现：“立在这一处摩天的W公司的屋顶上,前后左右看得出来的同巴诺拉马似的上海全市的烟景,溶解在金的残阳光里.若向脚底下马路上望去,可看见许多同虫蚁似的人类,车马,簇在十字路口蠕动,等总觉得带有使人落泪的一种哀意.”这是小说主人公Y和C“离开了嘈杂的人丛,独站在屋顶上最高的一层”所观察到的初秋日暮的上海全景图.在这里,两位主人公以一种居高远眺的视野将“上海全市的烟景”揽于眼底.动的城市在他们眼里化为一道静的风景.他们站在高楼上的这一空间定位,既便于俯瞰城市,又拉开了与城市内部的距离,这恰恰隐喻了其与上海之间那种“在而不属”的尴尬关系：生活在这座城市,却不属于这座城市.这样的一种生存处境不能不使他们感到“使人落泪的一种哀意”.

小说中主人公们的落寞与感伤,是上海都市空间所授予给他们的心理感受.它们不仅仅简单指称某种情感,而是在深层表征着他们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缺席和虚位.当他们以一种外来者的身份卷入到上海大都市的漩涡中时,种种失意的遭遇使得他们在精神上无法与上海靠拢.由于自身在上海身份地位的边缘化,使得他们产生一种被城市拒绝与抛弃的压抑感.显然,这些青年形象身上不乏作家自身的影子.归国之初,寄居上海的郁达夫生活十分窘迫.离开日本,“一踏了上海的岸,生计问题就逼紧到我的眼前来,缚在我周围的运命的铁索圈,就一天一天的扎紧起来了”,“这最现实的问题一下子就把这位得到经济学学士学位的,已经出版了小说集《沉沦》的作家挤入了底层”,“这时的郁达夫不是囿于书斋的学生,而是在社会的牢笼里碰撞的求生者”.生性敏感的作家不禁感叹自己竟成了一个“贩卖知识的商人”,言语之间充满了感伤与无奈.经常处于半失业或失业生活状态下的他,和其笔下的自叙传主人公一起,怀着感伤落寞的情愫审视着都市空间中的一切.

二、贫穷破败的边缘空间：亭子间与贫民区

上海的亭子间,可以说是石库门房子里最差的房间.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有不少文人不仅住在亭子间,创作于亭子间,而且在他们的作品中也有大量涉及亭子间生活的叙事.郁达夫也有过住亭子间的经历,在他的小说《迷羊》、《二诗人》和《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等都写到过亭子间.

郁达夫在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呈现的贫民窟是这样的：“邓脱路的这几排房子,从地上量到屋顶,只有一丈几尺高.我住的楼上的那间房间,更是矮小得不堪.若站在楼板上伸一伸懒腰,两只手就要把灰黑的屋顶穿通的.等在破布洋铁罐玻璃瓶旧铁器堆满的中间,侧着身子走进两步,就有一张中间有几根横档跌落的梯子靠墙摆在那里.用了这张梯子往上面的黑黝黝的一个二尺宽的洞里一接,即能走上楼去.黑沉沉的这层楼上,本来只有猫额那样大,房主人却把它隔成了两间小房,外面一间是一个Ｎ烟公司的女工住在那里,我所租的是梯子口头的那间小房.”二十年代的上海,条件最差的贫民区是闸北地区的蕃瓜弄、沪西曹家渡、徐家汇、老城南市区沿码头一带,还有就是这篇小说所展示的外白渡桥北堍的杨树浦区域.在这些贫民区中,居住的一般是一些低级从业者,多为外地进城谋生的“异乡人”.他们身处城市空间的边缘地带,是被城市所忽略的边缘性群体.小说中“我”与陈二妹都是外地来沪的“乞食者”,困顿于狭隘阴暗的亭子间中.房屋作为空间的人化形式之一种,其主要功能是充当人类遮风挡雨的处所,对人类起着某种保护的作用,此外,其另外一个重要功能还在于它本身就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与标识,一种炫耀夸饰的资本或无奈境遇的表征物.小说中提到的“静安寺路南的监房”,“跑马厅附近的栈房”和贫民窟中的亭子间等都是一些低档的破旧居室,成了“我”作为底层知识分子的一个身份标签和窘迫境遇的表征物.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失业的穷知识分子,女主人公陈二妹是一个普通的烟厂女工.陈二妹是一个非常坚强和善良的姑娘,她同情于“我”的境遇,给我以美食并关心我的身世和现状,以自己善良的心地和行动照顾着落难于贫民区的“我”,使“我”这个穷困潦倒,饱尝世态炎凉的底层知识分子获得了同情与友谊.对于“我”来说,黑暗的亭子间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容身之所,也是“我”心灵的住所,正是在这样一个隔离于繁华都市的边缘化生活空间中,“我”得以暂时远离都市中的冷漠与压迫,获得了强烈的心灵慰藉与精神鼓励.居室空间的建构使郁达夫及其小说中的人物都获得了生存的切身感.底层民众在城市生活内部保持着一种自我独有的生存方式,作为私人空间的居室,承载着他们的悲伤与喜悦,愤怒与牢骚.亭子间在这篇小说中,不光是故事和情节展开的一个场景,其本身还具有丰富的隐喻意义,比如,它直接反映出人物身份的卑微,它以一种破败简陋的形象驻留于上海的繁华都市中,映照出整个上海城市空间的异质性与多元性特征.当我们习惯于许多文学作品中关于上海都市化一面的描述后,郁达夫小说对上海贫民区和亭子间生活空间的书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想象上海的另一个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