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不要应届毕业生

什么叫“人文精神”,让一个读书人更像读书人才是构建当代“人文精神”的当务之急!

我听过一次杂志社总编在工作会上的讲话,他说现在的大学生越来越不像读书人,缺乏基本的阅读热情.不读书不看报只上网的人能当好编辑吗?总编发火是有原因的：一个××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的女孩子,模样看上去老成持重,平时表现得虚心好问.大家对她印象都不错,所以破例让她临时顶夜班编辑,看看清样.在一篇有关台湾局势的评论稿子上,这女孩子在“连战”、“宋楚瑜”的名字下打了重重的红色问号,批注“建议在有关人名下面加上注释”；又在“个中三味谁能解”旁火气十足地重重批注“这种拗口的句子以后不要再出现”等

值夜班的副总见到这篇被改得满天花的稿子,一开始脑门一凛：怎么?都快发稿了,还有那么多问题?再仔细一看标注那些话,那感觉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整个就是“我晕”,而那女孩早已下班回家了.

这副总亲自“救火”,连忙张罗着把那篇改坏的稿子又给改回来.第二天,副总把那女孩叫到办公室一阵猛训,问她：“你不知道的人名,就能断定读者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把布什、布莱尔也加上注释?你又凭什么断定‘个中三味’是酸文检测醋?”

那女孩不服气,说“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副总一句话把她顶了回去：“这不是角度问题！这有个客观标准的！”女孩又说：“这可能怪我过于谨慎了,其实这些人名我都知道等”副总当时就拍了桌子：“你还在找托辞?什么‘过于谨慎’?就是你的知识准备不足！你可以不做事,但是请你不要帮倒忙！

“帮倒忙”一说出口,女孩子大概觉得副总侮辱了她,哭着跑了等这事被捅到社务会上,所有的人面面相觑,半晌总编才说了一句：可怕！

和新闻出版界的几位同行说起这些事,他们说什么也不相信,断定我们碰到的这些人拿的肯定是检测文凭！我们自然清楚那并不是检测文凭.要不是我亲自参加批阅那批学生的应聘考卷,我也不会相信这就是我面对的现实：中文系学生不知米兰昆德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何许人也；外语系学生把“IexistwhileI'mthinking”翻译成“我思考,同时我存在”；历史系学生对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懵然不知等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还找过那位北大历史系学生问了究竟,想听一听理由.我希望他说出对这一类知识填空题的批评性意见,哪怕是能从他嘴里听到这样的话：“你们知道一个黄仁宇,不错；你们的读书趣味很有意思.可你们知道我的优势在哪儿吗?我的优势是等”或者是：“惭愧,《万历十五年》我没读过；可是我能告诉你万历年间大约有哪些人物很出名,有张居正、戚继光、李贽等,我只是不愿意蒙等”

那是个清瘦的戴深度眼镜的男孩子,转动着眼睛,边说边搔着后脑勺：“我知道我考得不好――按理说题也并不难,可能等可能是我准备得不太充分吧?”

我倒抽了一口冷气：“难道你认为这一类题还需要专门准备复习吗?”

可能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说辞有些不妥,又说：“其实等有好些填空内容,平时也听说过了的等可不知怎么回事,笔试的时候就记不得了等”

我问他：“你们同学也没有议论?老师也没说过?《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从来没听说过吗?”

男孩眼睛避开了我的目光,很坦诚地说：“学业忙,不太看课外书等”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但你们总能根据学到的知识回答出万历年间有哪些著名人物吧?既然你知道这套题不是偏题、怪题,你大概不会不知道出题的用意,以你北大历史系专业的功底,随便写几个人名应该不成问题吧?”

男孩子低下头,点一点,又摇一摇,说：“明朝我不是很熟,我是专攻日本历史的等”

这时老董凑上来打断了他的话：“你是一个本科生,奢谈什么‘专攻’?！你说明朝你不熟,那你说说哪朝你又熟了?戚继光、张居正这些人不是中学历史就应该学过的吗?”我连忙劝住了老董,那男孩挺不高兴地走了.

可能是我们做得过分了一点,人家落聘了,还把人家叫住一顿数落.被老董这么一抢白搅了局,我也没机会再问出什么.晚上我和他们聚在一起喝酒,席间有人谈起单位招聘“内部掌握”的“几要几不要”.有人笑言：这“×个不要”可不能传出去,当心“厕所里丢炸弹――激起公愤(粪)”.要是被有关人士知道了,模仿《河南人惹谁了》炮制出一篇《大学生惹谁了》,那咱杂志社的名声可要蒙受负面影响.又有人说,咱们杂志可是标榜“人文精神”的,可在招聘方面的条条框框,也忒不太讲“人文精神”了.

北大一“怪杰”曾写过一个比喻；有人怕臭,所以把臭袜子扔在床底下；其实怕臭的人不知道,不是袜子臭,而是他的脚臭.虽说这位“怪杰”的莫名走红可以用王朔的“一蟹不如一蟹”来评价,但这个比方是有些道理的.高等学府为什么令人看不懂,“污染源”到底在哪里?我觉得咱们都得好好想一想,我们的思路是否可以换一换,不要一味抱怨大学生,不要总是谴责他们如何如何百无一用,而应该多想想次品是怎样产生的.我们看到太多的“人才”,已经没有了读书人的气味――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悲哀?

什么叫“人文精神”?我觉得让一个读书人更像个读书人才是构建当代“人文精神”的当务之急.“读书人要像读书人”怎么理解?几千年前亚里士多德说了这么一句话：人最值得选择的生活,就是在免于为生计劳碌的闲暇中自由地进行纯理性的沉思,沉思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亚里士多德实际上讲的是自由教育的本质问题.他老人家用了“沉思”这个词,提出：沉思的生活是最高、最值得去追求的.那么我就不能不说说今天这个浮躁的时代、浮躁的教育了.我们很难看到有好学而多思的学生,能够看到的只是一种催长素时代下张皇失措穷于应付的可怜孩子.

王小波杂文提到箫伯纳写的一件事：一个学子多年以后回到家,他父亲问他这些年在外面都学了什么技能?从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到工匠活一一问过来,儿子都摇头,说：“我不曾学这些,但是我学到了更重要的本领,就是明辨是非.”话音刚落,他老爸抄起烧火棍子就把他给撵了出来,骂道：“小混蛋！你对文学艺术天文地理数学图画无一知晓,就敢说明辨了是非?”从某些手持名牌大学文凭的莘莘学子脸上我分明就看到了“但我明辨是非”的神气.一位高校教师反复对她的学生讲：知识不仅是有用的,而且是美好的.这话说得恳切,但是我听出了其中的沉痛意味.

大学病相,从来都存在；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病例百出,令人开眼.对于那位据称是“代表新北大精神”的“怪杰”非凡才情掩盖下的抄袭,我不想再重复――他没有正眼看这个问题,看来他也不知道疼是怎么回事.文章抄袭这种事情,本是不难判断的事；抄了就是抄了,没抄就是没抄.可为什么还要振振有辞理直气壮呢?据说该才子抄袭评论家朱大可事泄后,悻悻然地回嘴：“没有缺点的苍蝇只是一只苍蝇,有缺点的战士还是战士.”朱大可也不跟他客气：“这人可能是一只有缺点的苍蝇吧！”

我听到这事,并没有太失望的反应――从上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这点傲气还是有的；对这种“一蟹不如一蟹”式的“人才辈出”,我只能撇撇嘴而已.本来无所谓“希望”,又哪里来的失望?但是,另一种巨大的失望却朝我袭来,从几个德高望重的教授学者――就是他的那些师友们对抄袭事件的反应来看,北大不仅仅是“病了”,而且病得很沉重.尤其是那里面有一两个一直被我崇仰为北大高标的教授,在这个时候为“才子”来“站场子”.学术公正、良知又到哪里去了?

如果说：这样的一类人能代表“北大精神”,那北大精神玩儿完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