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难自圆其的重要文章

领受任务后对历史的回顾

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决定为刘少奇平反.人民日报领受了发表社论的任务.为此,编辑部主管评论事务和从事评论写作的几个人坐到了一起,开始回顾、议论“文化大革命”这段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及其相关的重要事件.

五十年代末,同志退到二线,把日常工作交刘少奇、周恩来、主持.说,当时“张文伯先生建议我少过问具体事,多考虑方向性问题,不要以个人意志代替大多数人的思考,但我不放心”（《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第一卷下,第578页,经济日报出版社）.这里说的“不放心”看来首要的就是指刘少奇同志.

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期间,许多同志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都谈到了要提倡敢讲真话的问题.当时是赞成的.他还在会上提出要宣传海瑞、学习海瑞,并提议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写些文章,提倡一下海瑞刚正不阿、敢于直言的精神.

胡乔木（当时任书记处候补书记、副部长）把这一精神带到北京,约请吴晗为《人民日报》写一篇比较全面地评价海瑞的文章.在此之前,吴晗已经写出了《海瑞骂皇帝》一文,用刘勉之笔名,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吴晗答应再写一出以海瑞为主人公的戏.

没有料到,气候很快就变了.1959年8月,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本来这次会议是要继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和1959年4月上海会议之后,进一步纠“左”.可是,当彭德怀等对“左”倾错误根源提出批评时,立即扭转方向,变反“左”为反右,号召保卫“三面红旗”,打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开展了对彭德怀的批判.

会上,特地对上海会议期间他的讲话作了修改补充,提出要区分所谓左派海瑞与海瑞问题.他认为彭德怀表现的海瑞精神是“海瑞”.1959年9月21日,吴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论海瑞》,文章送审时,胡乔木在文章结尾加了几段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话,以此表示提倡的是“左派海瑞”精神,与彭德怀划清界线.

从上海会议到庐山会议,短短4个月时间,从提倡“宣传海瑞、学习海瑞”变为要区分“左派海瑞与海瑞”,把要提倡讲真话的正确主张抛弃了,“左”的思想占了上风.从此,万马齐喑,再也无人敢于提不同意见.

“左”的指导思想,尤其是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逐步发展到了极点.1966年5月,主持制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对当时的形势作出如下论断：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变为资产阶级.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接班人”、“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显然实有所指!

到了1966年8月中旬,八届十一中全会开会期间,全会印发了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要除掉刘少奇就完全公开了.大字报称：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刘少奇在的位置,一下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取而代之,跃上第二位.、康生、陈伯达一伙,则利用提出还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成立专案组,对刘少奇进行秘密审查.他们一方面采取弄虚作检测、断章取义、逼供信等恶劣手段,另一方面又扣压了解真相的人的证词和被迫提供伪证的人的更正材料,向提出“审查报告”给刘少奇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主持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这一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这便是造成刘少奇这个新中国最大冤案那段历史的一个大概轮廓.

胡乔木出题目定基调

1980年2月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完全过去对刘少奇污蔑、诬陷、伪造及一切不实之词.但是,要根据五中全会精神,写一篇为刘少奇平反的社论,则是一篇很难做的文章.因为社论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涉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涉及他晚年左的理论和左的实践.

执笔者是当时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范荣康.他从3月5日开始,一直写到5月16日,前后花了70天,修改11次.最初送审稿题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论为刘少奇平反的重要意义》.4月3日,代表主管宣传的胡乔木同志民日报负责评论工作的同志谈话,为社论重新确定题目,明确思想,设计框架.

这是一次很重要的谈话,它对我们了解社论的写作经过、指导思想和胡乔木当时对平反这一冤案展开宣传所要达到的目的都有帮助.这里不妨根据传达记录,摘其要者如下：

这篇社论可以写成很重要的文章,可以对当前党内围绕五中全会,主要是围绕刘少奇同志平反引起的种种议论,加以澄清.文章不是很好写,但是需要写.我和小平同志谈了一下,想这样写：恐怕要谈到这样的问题,对刘少奇一案的责任和错误.但是现在很多同志对五中全会公报中讲的“恢复思想的本来面目”这句话意见很大,很不理解,就拿这个作题目,社论题目改为《恢复思想的本来面目――论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重大意义》,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不仅对刘少奇同志平反,而且从三中全会,从十一大以来,我们党的整个政策都说明了这个问题.人民日报要恢复社论的权威性,使人民日报对重要问题写社论.现在这篇社论也不错,但是还不够,还不能答复群众的问题.

现在主要不是围绕平反,去宣传刘少奇同志的功绩和平反的意义,光说这个答复不了群众的问题.为什么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打倒另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是在什么情况下对刘少奇同志作出那个决议的?这样人民日报这篇社论虽然是宣传五中全会的决议,提法又超过五中全会的决议,而且要讲这个问题,就非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不可.开八届十二中全会那时,人虽多,但是临时找的一些人.分组,批判者和被批判对象各在一边.那时根本谈不到有什么讨论,通过的决议不成其为会议的决议.为什么说三中全会是多少年没有过的,它同八届十二中全会恰恰相反.八届十二中全会,一些人任意蒙骗、包办,在根本不能讨论的情况下通过了决议.这样,读者才会理解.要给读者比较明确的暗示,这样他们才能理解.他们不能想像党当时为什么弄成这样的局面.当时,不但恩来同志很难弄清情况,就是也不可能弄清楚.到若干年以后,才发现有冤案,首先从林彪事件后发现问题,以后看到的越来越多.

刘少奇一案涉及文化大革命的全局,也涉及、周总理.平反困难,怀疑也不容易.如果刘少奇确实有如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所说的问题,当然不应平反,即使只有一部分重要的问题,也不容易平反.但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得很不正常,对刘案有关人员的处理也很不正常,许多事实与党内了解情况的老同志所了解的情况不符,疑点很多,不能不认真调查和认真研究.在处理其他冤检测错案之后,越来越增加对这类案件的怀疑,他们对别人能这样搞,对少奇同志也能这样搞.这样,才下决心调查,认真研究.但是任何小道理都要服从大道理.如果是检测的,就必须宣布是检测的.如果明知是检测的,但由于暂时的利害得失的考虑,而不平反,就失信于全党,失信于全国人民,失信于全世界.为少奇同志平反,会引起震动；会有各种歪曲的议论；敌人会造谣；不理解中国,不理解马列主义的人,会散布怪话；甚至党内也会有不了解全部真相的人会产生种种怀疑,但不能不下这样的决心.这才是维护思想的原则,这是否奇怪呢?这并不奇怪.真正了解思想就不奇怪.思想是指它的科学体系,并不是同志的个别言论.任何一个人都会说错话,但是思想指的是它的科学体系.同志在他的一生中,曾经同很多冤检测错案作斗争.在江西苏区,他自己就受过冤枉.到延安,他为刘志丹平反；为1942年整风“抢救运动”中大量的冤检测错案平反,他亲自向被搞错的同志赔礼道歉.1957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又讲了要“有错必纠”,特别是1962年讲话讲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冤检测错案从历史上就作了考察和研究,作出这样的结论：历史上,在错误路线下有冤检测错案；到社会主义阶段,正确路线下也会有冤检测错案.我们应该做到比说的这种情况要好.他说冤检测错案在正确路线下也免不了.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正确路线下应该使这种情况减小到最低限度.这才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正确路线的正确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是思想的基本原则.在文化大革命中,纠正了不少案子,如陈毅、贺龙、傅连璋等.所谓“一切诬蔑不实之词”这话就是说的.尽管他在这些案子中有过失和责任,但他知道搞了逼供信之后,对这种残酷对待老干部表示了很大的愤慨,并且运用他的权威,解放了很多人,当然解决的很不够了.如果他不解放这么多干部,解决“”就不容易,其他人的冤检测错案也不容易平反,因为他使后来的工作好做了.这是客观的历史的评价,这也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才是思想的本来面目.有许多事,生前没有解决、甚至不能解决,那么,究竟应以哪个为标准?当然是事实求是,有错必纠,才是思想的本来面目.他在未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的这样那样的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的判断,不能代表思想.

为什么两个马克思主义者会发生一个打倒另一个这样的事?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不犯错误的人.多次讲过,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他在莫斯科会议上讲过,八大党章总纲上用了任何政党不会不犯错误这个提法,这是经过他审查过的.他历来宣传这个观点.当然,错误有大有小,犯的时间有长有短,我们应该尽量只犯小的错误,犯了错误以后要尽快纠正,如果不能这样做,对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件非常惋惜的事情.社论中,你们可以把叶剑英同志国庆讲话中对思想的评价和五中全会公报中对刘少奇的平反决议引出来.少奇同志也像他人一样,也犯过错误,可是他没有十二中全会决议上那样的错误.可是由于错误估计形势,认为少奇同志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代表.并没有把刘少奇同志当作叛徒、内奸、工贼,这三个罪名不是、周总理说的,而是林彪、“”搞的阴谋诡计,强加到党身上的.

我们现在为少奇同志平反,这就是忠实地维护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恢复思想的本来面目,表明我们党光明磊落,党的巩固,整个党的巩固,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力量,就不能作出为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就承受不了这可能引起的风浪.事实上,五中全会为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得到全党拥护、全国拥护,表明党十一大以来的路线深入人心,这是恢复思想本来面目的结果.

这次谈话令执笔者激动、兴奋,同时也感到困惑.兴奋的是,要回答“为什么两个马克思主义者会发生一个打倒另一个这样的事”这样的问题,就要实事求是地指出的错误,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这同编辑部的想法是一致的,社论可以放开来写了.困惑的是,拿“恢复思想本来面目”这句话作题目,并用这一思想贯穿社论全篇,很难自圆其说.思想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思想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的本来面目又是什么?《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所宣告的思想是明白无误的,就是要打倒刘少奇.

本人对此直言不讳.1970年12月18日,埃德加斯诺曾问：“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回答说：“那就早了,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的黑书《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可见打倒刘少奇在思想上已非一朝一夕之事.现在既要分析为什么会发生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打倒另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又要恢复思想本来面目,用怎样的生花之笔,也无法将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思想统一起来.

胡乔木讲话中关于“恢复思想本来面目”的分量很重,这是自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对如何理解思想发生分歧以后,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他总想抓住一切机会,在这个问题上做统一思想工作.

1979年召开理论务虚会的时候,当时理论界、新闻界、文艺界许多人就提出,在坚持“思想”的时候,应当分清思想正确部分与错误部分,不能混淆起来.这个意见在当时曾被指责为反对思想.直到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时,这个问题仍未解决.胡乔木说,“现在很多同志对五中全会公报中的‘恢复思想本来面目’这句话意见很大,很不理解,就拿这个作题目”,可见胡乔木在这个问题上的自信和固执.

人民日报主持评论工作的同志不赞成这个题目,思想虽然不通,但组织上还要服从,这是规矩、纪律,也是人民日报同志长年积累的经验.

社论按胡乔木讲话精神进行了重大而艰难的改动,几乎等于重写.

一封未能发出的信

编辑部有关人员看到修改后的社论,觉得社论题目不好,文气不顺,说服力不强,提了不少修改意见.执笔的同志根据这些意见,集体研究出一个修改稿,并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信和改样送出前,总编辑胡绩伟口头向胡乔木作了汇报,受到胡乔木的批评和拒绝.胡绩伟只得将信扣下不发,把改样送上去,供参考.这封信是这样的：

乔木同志转耀邦同志：

编辑部经常撰写评论的几位同志讨论了《恢复思想的本来面目》这篇社论.大家认为,这篇社论十分重要,比“国庆讲话”前进了一步.在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来之前,下一点毛毛雨,逐步让群众有思想准备,这还是有好处的.实际上,群众早就在想这个问题了.特别是在为刘少奇平反时,这个问题更是无法回避.社论实事求是地讲到了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因而比较有说服力.

但是,同志们还觉得这篇社论仍有一些可以修改一下的地方.我们试作了修改方案,供参考.

大家说,看到《恢复思想的本来面目》这个题目,总觉得不能自圆其说.尽管文章作了不少解释,仍觉得勉强.这牵涉到什么是思想的问题.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是席卷中国大陆、长达十年之久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并有同志一整套的理论思想来进行发动和作为指导.本人用这种思想否定了他在五七年以前的许多思想,一直到去世前他也没有改变.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不能说是同志在某一个场合或者一时作的错误决策,不能说不是同志思想的一部分.

另外,也不能说,“实事求是”的思想是同志独有的.作为唯物论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讲“实事求是”的,只是他们没有用中国古代成语来表达罢了.甚至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在审理案件时,也不是根本不要弄清事实.

《恢复思想的本来面目》这个题目,如果用在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方面,也许是合适的,但为刘少奇同志平反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我们想还是用《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为好.

至于什么是思想或什么是思想的本来面目,这个问题很大,现在认识还不统一,最好在作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时,由大家讨论来解决,这篇社论最好避开这个用很少文字难于阐述清楚的大问题.

社论中说,为刘少奇平反,“这同我们尊敬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毫无矛盾.”同志们认为,说“毫无矛盾”太绝对了,也是不够实事求是的,因为打倒刘少奇,是犯了一个很严重地错误,这个错误不可能不损害同志的威望,实际上已经损害了.还有,社论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坐视‘’镇压民众而难于坚决制止”,人们将会问,那么“四五”天件时,如果同志要制止的话,不是办不到的,并不是难于制止的嘛!

根据同志们的讨论意见,我们试作了一些修改,现一并送上,仅供参考.

此致

敬礼!

人民日报编辑部

1980年4月30日

信未送上去,但信中的主要思想在中已向胡乔木表达了,胡乔木没有采纳.社论最后经胡乔木审改后,于4月25日送给审,并附了一封信：

耀邦同志：

送上《恢复思想的本来面目――论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社论清样两份.这篇社论是根据乔木同志意见撰写,并经他亲自修改的.乔木同志嘱我们分送常委审阅.

此致

敬礼!

人民日报编辑部

1980年4月25日

当天审阅了社论,改动了几个字,并在信上作如下批示：

这是一篇极大胆极重要的文章,必须慎重对待.先送小平同志审阅,再送华主席,李副主席,紫阳同志审阅.如果可用,我意放在追悼会前三四天发.

4月25日

一位常委认为社论中有些话,不宜由《人民日报》社论来说,而应由通过某种形式郑重发表.于是,1980年5月16日社论发表时,删除了第三部分中的几段话,这几段话的内容是：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从“打倒刘少奇”开始的.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曾经说,“文化大革命”的成就,是打倒了刘少奇、林彪、“”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把打倒林彪、“”这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算作文化大革命成就,本来就缺乏说服力,因为林彪、“”这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没有文化大革命,也就没有这两个司令部.刘少奇这个司令部早就只剩下“光杆司令”.现在刘少奇同志的冤案平反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成就”的最后幻影也就消失无余了.

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种错误,是一场灾难,对于同志个人也是一幕悲剧.同志以毕生的精力唤起民众,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几乎坐视“”镇压民众而难于坚决制止.同志在建国以后二十多年中一贯反对野心家、阴谋家.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让两帮野心家、阴谋家篡夺了一大部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前后达十年之久.同志在1962年的讲话中谈到在正确路线领导下能够比较容易地纠正冤检测错案,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出现了历史上最多的冤检测错案,而不能及时地全部或大部纠正.这是一幕多么令人痛心的悲剧!

在人类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一些伟大的先进人物,到后期或晚年的某些行动违背了当初信奉的、传播的、倡导的理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党和国家主要缔造者同志为什么也犯了令人痛心的错误,这有复杂的历史原由,我们在这里暂不讨论.我们现在所要说的是,同志的这个错误,决没有也决不可能掩盖思想的伟大光辉.我们继承同志事业的人,应该完成同志没有完成的工作.纠正同志背离自己的学说、自己的思想所犯的错误,纠正文化大革命中一切冤检测错案,包括刘少奇同志的冤案,是我们后继者应尽的责任的一个方面,这同我们尊敬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毫无矛盾；这同我们坚持思想,拥护思想光辉旗帜,也毫无矛盾.相反,如果不依靠思想这个锐利武器,我们党要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各项错误,就会困难得多.

同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中国人民永志不忘的.同志也有缺点、也有错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同志历来宣传这个观点.在1962年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同志还说：“去年6月12日,在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可以隐瞒,而又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犯的错误,直接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任的应当是我.”这是多么光明磊落的态度!按照同志的这一教导,在同志健在的时候,我们不应该隐瞒他的错误.我们应该公开地纠正这些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

此外,第二部分最后一段开头几句也有重要删改.这段开头的原文是：

其次,要不要公开平反,下这个决心也很不简单.刘少奇同志的案件,牵涉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牵涉到同志本人.虽然把刘少奇定成叛徒、内奸、工贼,并加以迫害致死是出于林彪、“”一伙之手,但是说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头子”,却直接是同志的责任.大家知道,同志曾经把刘少奇同志视为“睡在旁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曾经针对刘少奇同志写过《我的一张大字报》.在考虑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时,不能不考虑它的后果.

见报时只留下“其次,要不要公开平反,下这个决心也很不简单.刘少奇同志的案件,牵涉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在考虑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时,不能不考虑它的后果”,在“牵涉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后许多重要的句子都删去了.删去这些段落和句子,社论的说服力和分量就大大削弱了.

社论发表近一年后,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国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中对思想作了明确定义：

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思想.

这里所说的“科学指导思想”,显然不包括的错误思想.而思想的本来面目,则包含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两个方面.六中全会决议指出：

因为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同志的言论采用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思想,同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

自理论务虚会以来,到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在思想问题上的争论,终于有了定论.人民日报几位领导人,由于一贯坚持对思想要区分正确部分和错误部分,被视为思想所受到的压力也已不复存在,但他们心灵上受到的伤害和由此产生的影响,却是长时间难以平复和消除的.

读者反映：不要什么都跟思想挂钩

社论《恢复思想本来面目》发表后,国内外反应十分强烈.绝大多数人对为刘少奇平反表示赞同、支持和拥护.但是对社论本身提出了不少意见,有些意见发人深思.胡乔木在修改社论的谈话中,提出人民日报“要恢复社论的权威”,“对重要问题写社论”,有意以这篇“平反社论”带头.但事与愿违,两方面文章――为刘少奇平反和恢复思想的本来面目都没有做好,不仅没有恢复原来《人民日报》社论的权威,反而影响了已经享有的权威.权威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的,要看事实和真理,要由读者来评说.读者是如何评说这篇社论的呢?

中国科学院陆某来信说：

从打倒“”以来,《人民日报》越办越好,希望你们能爱惜这来之不易的声誉.在不便说话的时候,最好保持沉默,千万不要说谎!少奇同志的冤案是同志亲手制造的,这是人所共知的事,为了维护一些不得不维护的信念,在社论中不提这一点是可以谅解的.但是你们还要把他说成是实事求是的典范,是带头平反的英雄,就未免太过分了.他要是肯以革命利益为重,多少说几句公道话,彭德怀、贺龙、刘少奇、陶铸等一大批革命前辈,何至于屈死在狱中呢.这些事实使人想起来心里很难过.而你们却写出这样的社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一位不愿留下姓名的读者在中说：

为刘少奇平反事情本身就是一种否定,说明有错误.你们平反社论大谈特谈同志在平反冤检测错案上的功绩,文章不能顺理成章.恢复思想的本来面目,就是打倒刘少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是证明.

社论题目是《恢复思想本来面目》,一看就很不舒服.应该说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或者说恢复党的优良传统.

要为刘少奇同志平反,又要为的错误涂饰,只能越涂越黑.明明是搞成的冤案,还要扯到他的功劳,不实事求是.社论第三部分列举了同志亲自过问平反了一系列冤检测错案,这是事实.但是打倒刘少奇同志,打倒那么一大批老干部,没有同志点头,办得到吗?同志平反的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社论有以偏概全之嫌.

不要再搞实用主义了,什么都是思想,到底什么是客观真理?发表这样的社论,人们认为这是、人民日报公开的、的愚弄群众.这篇社论一发表,把你们几年来逐步恢复的威信一下子搞光了.说是不说检测话,实事求是,统统都是糊弄人的.不要认为群众是完全可以糊弄的人物.

很多人认为,写成这篇社论很不容易,作者绞尽脑汁,命题和措辞煞费苦心,既要为刘少奇平反,又不要损害和思想,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持这种观点的包括钱昌照、叶圣陶等知名人士.

也有的读者,如全国政协委员陈铭珊指出社论的不足,说社论中引了列宁的话：“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但从社论关于原因的揭露,环境的分析,改正方法的讨论,都有不足,所以社论不能真正解决思想问题.

有的读者还举出具体事例,比如社论说,林彪、一伙“对其他主要领导人肆行蒙骗,使不能出席的刘少奇同志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冤屈”,这很难让人信服.尽管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做了许多坏事,蒙骗了许多人,但把打倒刘少奇也说成受了蒙骗,恐不是事实.社论大谈实事求是,却又不敢说真话,而把它说成是上了林彪、“”的当,难道这不是“背离了自己宣布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吗?

（作者系《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兼海外版总编）

（选自《同舟共进》2002年第10期/安溪田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