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翻译文学和翻译的

摘 要：王向远对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的理论探索,以建构性、系统性、缜密性见长,他的《翻译文学导论》对翻译文学原理的构建、《中国翻译文学九大论争》对文学翻译论争的概括与总结,都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对于读者系统了解翻译文学的学科内容、把握翻译文学的规律特征、阅读与鉴赏译本,都大有裨益.

关 键 词：王向远；翻译文学；翻译研究

Abstract：WanXiangyuanstheoreticalreseachintranslationliteratureandliteraturetranslationisconstructive,systematicalandmeticulous.HisIntroductiontoTranslationLiteratureisoriginalinthetheoreticalconstructionoftranslationliterature,whilehisNineMajorIssuesinChinesetranslationLiteraturecreativelysummarizesthemajorissuesinthefieldoftranslationliterature；bothwillbeofgreathelpinreaderssystematicunderstandingofthecontentoftranslationliteratureasasubject,graspingthecharacteristicsoftranslationliterature,readingandappreciatingthetranslation.

Keywords：WangXiangyuan；translationliterature；translationstudies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101(2008)01200812

大约在去年初夏的某一天,我收到王向远教授的来信,紧接着又接到他的,告诉我他即将推出一套个人学术专著,共10本,其中第八卷是专讲翻译文学和文学翻译论争的,收入他此前出版的2本专著,一本是《翻译文学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另一本是他和陈言合作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之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收入本卷时他作了修订,并改名为《中国翻译文学九大论争》).他希望,我作为一名多年来一直在从事并关注翻译文学和文学翻译研究的专家,能仿照国外出版界的做法,为他这一卷文集写点解说性的文字.我当即欣然答应.近年来,我周围颇有几位朋友先后出版了他们个人的学术论文集和多卷本的学术专著文集.这些朋友大多心无旁鹜,问学勤奋,笔耕不辍,多年来一直孜孜于学术研究,所以才有今天如此丰硕的学术论著问世.

我与向远认识已经有好多年了,但是回想起来,彼此坐在一起促膝畅谈的机会却一次也不曾有过.仅有的几次在学术会议上的见面,也都是打一个照面,简单的几句寒暄,就匆匆擦肩而过了.然而这并不妨碍我对他的了解,因为向远每有新著问世,总会在第一时间寄赠给我.而我在收到他的大作后,也总是读得津津有味,不光是因为这些论著的内容与我的专业兴趣比较接近、一致,更重要的,还因为他的论著大多文笔犀利,充满,富有思辨性,给人印象至深.在翻译文学研究的领域里,向远对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的理论探索,更是以建构性、系统性、缜密性见长,他的《翻译文学导论》对翻译文学原理的构建、《中国翻译文学九大论争》对文学翻译论争的概括与总结,都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对于读者系统了解翻译文学的学科内容,把握翻译文学的规律特征、阅读与鉴赏译本,都大有裨益.

我国学术界对翻译文学的关注和重视,如果从梁启超、胡适算起,差不多正好是100年的历史.然而在这100年的时间里,前半个世纪,我们的学者大多只是注意到翻译文学的存在,认识到翻译文学的功用,却鲜有人从理论上、从学术层面上,对翻译文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文学类型的性质、归属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翻译文学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记得1987年粤港闽三地比较文学学会联手在广东省中山市举行了一次比较文学研讨会,在会上我第一次就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提交了正式的论文并在会上发言,我的关于“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当时激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质疑者甚众,以至于本来在一旁正和陈思和教授一起说着悄悄话的殷国明教授都开始为我感到不安,出于朋友情义,他甚至准备“拔刀相助”,但被思和劝住了：“没关系的,谢天振肯定能应付得了.”这篇发言后来整理成文《为“弃儿”寻找归宿――论翻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发表在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主持的专栏“重写文学史”里.

从1989年起,我几乎每年都会发表几篇论文阐述我本人关于翻译文学、文学翻译、翻译文学史的观点.对我的观点,陈思和教授作为一名出色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是非常理解并支持的.另外,在文学翻译领域成就卓著的著名翻译家方平先生,根据他丰富的文学翻译实践和经验体会,也非常理解我关于翻译文学的观点.每次看到我发表的文章后,他总是热情地打来与我交换意见,一谈就是半个多小时,我从中受到很大的鼓舞.他甚至建议我把我当时正在撰写的拙著《译介学》就直接改名为《翻译文学――争取承认的文学》,觉得这样于争取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来说更直截了当,也更有气势.

然而尽管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关于翻译文学的观点在国内学界仍然备受争议和质疑.一些学者怎么也弄不明白,翻译文学怎么可能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撰文质问：“翻译文学怎么也是中国文学的‘作家作品’呢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籍,成了‘中国文学’”收入本卷的《中国翻译文学九大论争》一书第八章“翻译文学国别属性之争”,非常详细、清晰地梳理并记录了这场为时长达十余年的论争.顺便可以一提的是,读者通过阅读该书第八章不难发现,在这场非常热闹的论争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几乎都是一人在“孤军奋战”.但这个局面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发生了变化：2001年4月的某一天,我突然收到此前从未谋面的王向远教授惠赠的大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在这本将近50万言的国内首部“日本翻译文学史”里,作者在的“前言”第一段即旗帜鲜明地宣称：“中国的翻译文学既是中外文学关系的媒介,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特殊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备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能缺少翻译文学史；完整的比较文学的研究,也不能缺少翻译文学的研究.”接着,他接过我的“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并做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把翻译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是合情合理的,必要的.但同时还必须清楚,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说它‘特殊’,就是承认它毕竟是翻译过来的外国作品,而不是我国作家的作品；说它‘特殊’,就是承认翻译家的特殊劳动和贡献,承认译作在中国文学中特殊的、无可替代的位置,也就是承认了翻译文学的特性.”[1：1,6-7]读着这些文字,我一方面能明显感觉到作者与我在学术上的强烈共鸣,但另一方面,我同时也感觉到作者是一位富于个人感悟和创见的学者,他对前人的观点不是简单地附和,而是有他自己更深刻的思考.事实上,向远教授关于翻译文学和翻译文学史的见解不仅体现在他撰写的这本《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里,同时又具体化为他此后出版的、也是收入在本卷里的一部专著――《翻译文学导论》.

确实,《翻译文学导论》向读者全面展示了向远教授有关翻译文学的思考.这是我国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论述翻译文学的概念、特征、功用、方法等方面的理论专著,对于推动国内翻译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其贡献是不言而喻的.我很欣赏作者对翻译文学作为一个文学类型的概念的分析,以及对翻译文学、外国文学、本土文学三者的关系和界定所作的区分.作者指出,这三种文学类型“是以跨文化跨国界为依据对文学类型所做的一种充分的、完全的划分,也是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层面和重要的切入点,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3].把翻译文学理解为文学类型的一种,这样也就解决了翻译文学相对独立的地位和存在价值问题了.

接着在对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进行区分时,向远又对翻译文学做了颇具见地的思考.他说：“‘翻译文学’当然必须是‘文学’.也就是说,‘文学翻译’作为一种行为,其目的是使行为的结果、行为的产品成为‘文学’,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文学翻译’都能够成为‘翻译文学’.任何一个懂一些双语的人,都可以进行‘文学翻译’,但并不是任何一个从事翻译的人,都能够创作出‘翻译文学’.等只有高水平的翻译者,只有优秀的译文,才能称得上是‘翻译文学’,才能称得上是一种‘艺术’,成为一种‘翻译创作’即‘译作’.在历史上已有的大量的‘文学翻译’中,能够成为‘翻译文学’的,只是其中一部分罢了.”他认为,不好的译文译本甚至是坏的译文译本,“糟蹋了、破坏了原文的艺术面貌,使文学艺术成为非文学艺术,剥夺了一本优秀的原作应给读者的审美感受,也就等于扼杀了原作在译入国的生命.这种译本本身,只是‘文学翻译’,而不是‘翻译文学’.使‘文学翻译’成为‘翻译文学’,是译者自觉追求的目标.”[2：7]

这里向远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也很有探讨空间的关于翻译文学的命题.这让我想起了比较文学界关于世界文学的讨论：一部分学者把世界文学理解为各国、各民族文学的总和,而另一部分学者则把世界文学理解为一种价值判断――只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被世界各国、各民族读者喜爱的文学作品才能算是世界文学.显然,向远也把翻译文学理解为了一种价值判断――“只有优秀的译文,才称得上是‘翻译文学’”[2：7].作为一家之言,这样说当然也未尝不可.只是我在想,把翻译文学定位在“优秀的译文”,那么那些“非优秀的译文”的位置在哪里呢作者说那只是“文学翻译”,但是这样一来又造成了概念上的混乱,因为就在这一节讨论“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的区别时,作者刚说过文学翻译“是一种行为过程,也是一种相似度检测或媒介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本体的概念；‘翻译文学’则是‘文学翻译’这一过程直接结果.”[2：6]我比较赞成这一提法,因为这样提就把两者区分得很清楚了：既然翻译文学是文学翻译这一过程的直接结果,那么所有已经翻译成译入语的作品也就都“直接”成为了翻译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于在这个“翻译文学”里,有些作品是“优秀的”,有些是“非优秀的”、“不好的甚至是坏的”,那也很正常.这就像在任何国别文学里,也都并存着优秀的和“非优秀的”文学作品一样.

让“翻译文学”承担起价值判断的任务,还会引发另一个麻烦事,那就是价值判断的标准：用什么作为你判断属于或不属于翻译文学的标准在我看来,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在价值判断上的标准应该是不完全一致的：文学翻译基本上是以是否忠实于原文、是否传递出了原文的审美效果等为它的最高标准,而翻译文学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忠实与否以及审美效果这样一些标准上,而还应该考虑该译作在译入语语境中的传播、接受、影响、作用等因素,否则林纾、严复、庞德等人的译作恐怕就难以被视作“优秀的”译作而进入翻译文学的殿堂了.所以我的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是,这种价值判断的事,就交给翻译文学的鉴赏家和批评家以及翻译文学史家去做吧.如果把翻译批评从翻译文学、甚至从翻译文学史中排除出去,这样翻译文学的研究就全部集中在文学、文化层面上,从而也与传统的文学翻译研究划清了界限,这于翻译文学的建设也许是比较有益的.其实向远本人对此也已经有所注意,他在《翻译文学导论》里专门辟出第九章讨论了翻译文学的“鉴赏与批评”问题,把鉴赏与批评视作“翻译文学实现其价值和效用的必要环节”[2：223].当然,以上想法也只是我的一家之言,写出来无非是借此机会向向远教授请教,也顺便与读者一起探讨.

说到翻译标准,我觉得《翻译文学导论》中的第八章“审美理想论”很值得关注.作者在这一章的第一段明确指出：“在谈到翻译的原则标准的时候,存在一种错误认识,就是将‘原则标准’的概念与‘审美理想’的概念相混淆.将‘信达雅’与‘神似’、‘化境’一起,视为翻译的标准.这在理论逻辑上是不可行的.‘神似’、‘化境’不是文学翻译的标准,而是翻译文学的理想境界,与‘信达雅’有着不同的理论价值.”[2：199]我非常同意这段话.把“信达雅”与“神似”、“化境”混在一起,视作文学翻译的标准,是国内翻译界相当普遍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向远的这一区分,对于深化国内译界对翻译标准的探讨具有很积极的意义.此外,第十章第三节关于翻译文学史的六个要素的阐述,也是很有个人见地的.作者提出翻译文学史有六个要素,即时代环境―作家―作品―翻译家―译本―读者,同时指出翻译文学史应解决和回答这样四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要译第二,译的是什么第三,译得怎么样第四,译本有何反响

我们国家从最初提出和采用“翻译文学”这个术语,到在相关的文学史中列入“翻译文学”的专章,再到近年来从学术层面上展开对翻译文学的研究,以及最终推出一部关于翻译文学的专著――《翻译文学导论》,其间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漫长的道路.尽管如此,环顾世界各国的翻译研究,如果说在翻译的纯理论研究方面国外学者的论著比我们丰富的话,那么在翻译文学研究方面我们是绝对领先于国外同行的.迄今为止,国外这方面的论著只能推埃文―佐哈尔的那篇论文《论翻译文学在国别文学里的地位》,其余就乏善可陈了.而在我们国家,不仅有较多关于翻译文学的论文、各种类型的翻译文学史,更有像向远教授撰写的《翻译文学导论》这样全面论述翻译文学性质、特征、标准、功用、方法论等内容的专著,这足以令我们感到自豪.我相信,以这部《翻译文学导论》为起点,我们国家在翻译文学的研究方面还将会有新的成就.

如果说《翻译文学导论》是以思辨性、理论探索性见长的话,那么收入本卷的另一本专著《中国文学翻译九大论争》(以下简称《论争》)就是以资料的丰富翔实,以及对各家观点的恰当归纳、整理为主要特点了.《论争》围绕20世纪我国翻译界的九大论争话题,清晰展示了我国翻译界翻译思想的演变历程.我觉得,作者以“论争”为切入口,所抓住的9个论争话题抓得很准.这几个话题,如“信达雅”、“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可译与不可译”,以及“翻译文学的国别之争”、“科学与艺术之争”、“翻译学之争”等,可谓是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发展史上的关 键 词,抓住了这九组关 键 词,那么我们对20世纪中国的翻译思想史的发展也就基本把握住了.其实按理说,这本书应该由译学界的人士来做才是,但是很可惜,我国译学界竟然没有人从事这一工作.对此,我觉得我们译学界的人士既应该表示感激,同时也应该感到惭愧.(我本人也算是国内译学界的一员,希望我的这番话没有让国内译学界其他人士感到不快.)

当然,话说回来,由中文出身的专家学者做这一工作也有它的好处.总体而言,他们比外文出身的专家学者在对资料的梳理、驾驭上能力更强些,再加上他们比较超脱,论述也会比较客观.

譬如,对于“信达雅”之争,作者是从“‘信达雅’的来源”之争、“信达雅内涵的诠释”之争、“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之争等三个方面展开其论述的,非常清晰,论述也非常透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总结国内译界对“信达雅”的论争时,包括在该书的其他几章对其余8个论争话题进行总结时,尽管也透露出他们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并不试图把作者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读者,而是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思索空间.如关于“信达雅”,他们指出：“总之,关于严复的‘信达雅’问题的论争,是20世纪中国翻译学及翻译文学学术争鸣与理论建构中的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也是20世纪整个中国学术论争中的焦点之一.不管论者对‘信达雅’赞同与否,通过这些论争、探讨和研究,客观上都使‘信达雅’得到了新的理解、新的阐释、新的补充发挥,使‘信达雅’说焕发了新的生命力,产生了更大、更深远的影响.这对中国译学的健康的发展,都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有益的.”[3：296]这样的论述立场,很值得称道.

又如作者对“‘异化’与‘归化’之争”的总结.在第三章一开始他就指出：“翻译中的所谓‘异化’与‘归化’,是以译者所选择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点来加以区分的.前者主要以原语文化为归宿,强调译文要有‘异’于目的语,后者主要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强调译文要同化于目的语.它们在翻译中的可行性取决于翻译的目的、读者的需要、文化间相互依赖的程度等,具有各自的价值和不可替代性.”[3：315]这里作者没有把“归化”、“异化”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翻译的方法问题,而是提出了“文化立场”的说法,这是击中“异化”与“归化”之争的要害的.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该章对“归化”和“异化”在近现代,包括在80年代以后,为何会彼消此长、或此消彼长的梳理就显得顺理成章、一目了然了：这与译者的文化立场有关,同时又与原语文化的强弱势有关.一般而言,当原语文化处于强势、而目的语文化处于弱势时,译者通常会采用异化的翻译手法,并比较重视翻译的充分性问题,反之则就会采用归化的手法,并对翻译的充分性不很重视,甚至会有较多的对原文的随意删改.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在上世纪五四以后以及80年代以后,我国翻译界会盛行异化的翻译,而清末民初林纾、严复却采用典型的归化翻译.尽管林纾严复时代我国的文化同样处于弱势,但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炮我不如人,词章人不如我”,这也正如作者所言,“仍保持着汉文化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感”[3：315],所以“清末民初的外国文学翻译大都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3：316].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内翻译界有学者撰文称,从现在起异化翻译应该成为主流.我觉得这个说法似乎太过简单,我更同意本书作者所说的,即“归化”、“异化”在翻译中的可行性“取决于翻译的目的、读者的需要、文化间相互依赖的程度等”因素.简单地断言、倡言“归化”或“异化”并不能解决问题.至于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家韦努蒂从后殖民文化理论的立场出发,认为“归化”翻译的实质是英美等前殖民地宗主国强势文化对前殖民地国家弱势文化的“掩盖”、“吞没”,那是针对英美等国家的翻译而言的,我觉得并不能完全照搬、照套到我国的翻译现实上来.

再如在本书第七章《“科学”论与“艺术”论之争》里,作者在概述许渊冲的“美化之艺术”论和“优势竞赛”论所引发的争论时,其态度和立场也比较超脱.许渊冲的理论在当时国内译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反对者、持不同意见者很多,但本书作者仍以客观的立场,相当详细地描述了围绕许论展开的争论：赞同者(如郑海凌)推崇许论突破了翻译“以信为本”的传统观念,标举译者的创新意识,是我国翻译理论的一大飞跃；反对者(如江枫)质疑其“既与一般翻译工作的本质属性不符,更和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规律性特点相抵触,因而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在实践上导致有害的结果.”作者在总结这一论争时颇恰如其分地指出：“上述围绕许渊冲的‘美化论’、‘优势论’、‘竞赛论’所进行的学术争鸣,不是‘科学派’和‘艺术派’的分歧,而是‘艺术派’内部,在文学翻译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这一问题上所产生的截然不同的认识,集中地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学翻译理念之间的交锋,也反映了文学翻译作为一种艺术活动所具有的内在矛盾性.”作者最后归纳说：“在争论中,双方最终没有妥协.这表明文学翻译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两种不同的倾向的并存是现实的,也是正常的和合理的.可以想象,今后两派会继续在理论争鸣中互相借鉴吸收,在翻译实践上互相展开‘竞赛’,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奉献出不同面貌的译品,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这必将有利于我国文学翻译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3：406]

作者把关于“翻译学”的论争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章,并从“翻译学可否建立”和“如何看待借鉴西方译论,如何看待和吸收中国传统译论”两个大问题入手,介绍了国内翻译界围绕翻译学所展开的激烈的论争,同样非常值得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前面所提到的所有论争,最终都应该随着翻译学的建立而得到深化或解决.翻译学应该是讨论和解决所有有关翻译问题论争的最合适的平台.

关于第一个问题,即“翻译学可否建立”的问题,本书很详细地介绍了围绕这个问题两派论争者所发表的的意见.一派认为翻译学不可能建立,它只是一个“迷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揭破”翻译(科)学的“迷梦”；另一派则认为建立翻译学完全可能也可行,翻译学的建立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是终究能够实现的.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两派论争者的身份和学术背景,我们也许可对这场论争有更清楚和透彻的了解.在这场论争中,持“迷梦说”的人士多为长期从事翻译实践的翻译家,且多是文学翻译家(如劳陇),其中也有部分虽是大学教师,但身兼翻译家,且讨论问题时的立场基本未摆脱翻译家的身份(如张经浩)；另一派则几乎清一色是高校教师,他们多从事翻译教学,虽然其中也有不少人从事过翻译实践,但他们在讨论翻译学问题时的立场和出发点是在学理层面的(如谭载喜、王东风等).由于这两派人士不在同一层面上讨论问题,因此难以达成共识也就不难理解了.

与此同时,作者在该章第一节的末尾援引《文学翻译学》的作者郑海凌的意见,认为“不同专业的翻译活动,性质不同.笼统地讲建立翻译学是不切实际的.笼统地讲翻译是科学是艺术也是不恰当的.”[3：434]我觉得郑海凌的意见很有道理.目前围绕翻译学能否建立的问题争论不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反对者基本上就是从文学翻译的特殊性立场出发来立论的,而持肯定意见者则是着眼于翻译活动的整体来立论的.以局部领域里的一些特殊现象为由反对整体的对翻译活动和现象的讨论,两派的意见自然难以取得一致了.

同样的问题其实也反映在对“如何看待借鉴西方译论、如何看待和吸收中国传统译论”的论争中.许渊冲尽管也在大学执教,但他有相当丰富的翻译实践的经验,而且颇以自己在翻译实践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自豪.因此,他从自身的翻译经验出发(所谓“积60年的经验”),对西方译论持否定态度,认为“西方的翻译理论不能解决中西互译的实践问题”,“只能解决科技翻译问题”,而认为只有“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是全世界最高的翻译理论,能解决全世界最重要的两种语文之间的文学翻译问题.”[3：439]其实,对许渊冲来说,他所谓的“中国学派翻译理论”,说到底,也就是他从自身翻译经验总结出来的“美化之艺术”的“翻译理论”,这在前面已经有所提及,这里不再赘言.由此可见,当我们的一些学者一味固守自己的经验,跳不出实践经验的圈子看问题,那么对一些理论,尤其是纯理论问题,是很难得到比较全面、客观、公允的认识的.

最后,不妨顺便提一下,自2006年起,教育部根据国际上众多著名大学开设的翻译学情况,也同样试点性地在全国部分院校设立了独立的翻译系.而从2007年起,国务院学位办又推出了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asterofTranslationandInterpreting,简称MTI),翻译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和前景.翻译学究竟能不能建立如何正确看待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中西译学理论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们国家在部分高校中翻译学学科的建设和探索,相信终究会得到更加清晰、更加正确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