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作为方法的文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曾经繁荣一时的乡土文学创作与研究陷入了低潮,乃至一些评论家认为新和乡村、农民有了一道厚重的坚冰,钱理群先生在2009年的一篇文章中呼吁要重建文学和乡土的血肉联系.在这样时代文化语境下,作为一位从乡土中国农村长大的研究者,张丽军博士其博士论文关注的就是“农民叙事问题”,而博士毕业到山东师范大学工作并师从本人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以来,更是自觉选择中国现代文学数量最大的农民形象群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仔细分析现代作家农民观的同时,勾勒现代文学农民形象精神嬗变的心灵图景,力图探寻乡土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涵,以寻绎出一条乡土中国农民走向全面解放的现代道路.《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文学想象：现代作家的农民观形象嬗变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一书就是这一领域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成果,其独特的学术眼光和学术追求令人称道.

1948年费孝通先生出版的《乡土中国》一书,第一次详细阐述了乡土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秩序、社会结构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乡土中国独特的“差序格局”生存思维.张丽军博士认为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阐释,在21世纪的新世纪中国依然不过时,依然是解读中国的一把有效钥匙.因此,在美国学者王德威的《想象中国的方法》和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的理论、方法的启示下,张丽军博士认为,“对于中国历史,只有置于中国历史和文化自身的语境中才能得以理解,中国本身就是一种视角,就是一种方法.即应该用中国本身历史和事实来研究中国,从中国内部的历史事实出发,探究中国现代化的内部原因、内在动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乡土中国本身就是一种方法,一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性思维理念.所以,就全书而言,张丽军博士打破了以往仅仅从“地方性”视域上的“乡土文学”研究格局和研究方式,紧紧抓住“乡土中国”和“现代性变迁”这一时间和空间的独特结合体――现代化视域下的乡土中国,来研究这一独特时空结合体下的农民形象群.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研究真正凸现了乡土中国的文学现代性特质.

正是在这样一种“乡土中国文学”的研究理念下,张丽军对现代文学思潮、作家农民观以及作品中的农民形象进行了批判性审视和思考,提出了一系列被以往启蒙、革命、大众、集体等巨大词汇所遮蔽的新问题与新观点.《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文学想象》一书从晚清改良文化思潮开始探源,在分析严复的“三民说”和梁启超的“新民说”内涵基础上,仔细考察史料文献,提出白话文运动的农民大众“接受指向”的新观点：随着人们对小说的“新民”、救国功用的认同,扩展小说受众群体的需要越来越迫切,要求语言进行变革、与“负贩之流、市井之徒”的农民大众进行对接的呼声也越来越大.乡土中国的现代性变革赋予语言变革一种极为重要而迫切的地位,白话文运动不仅在于体现了语言形式的变革,而且在于它成为了传播新文化的载体,使文学走向了大众,缩短了大众与各种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知识的距离,为提高普通大众综合素质、推进农民素质的现代化、乡土中国的现代性变革,提供了一道便捷舒畅的桥梁.用农民大众的语言来言说农民大众,为现代文学与以农民为主体的受众群体建立了一条精神沟通的语言渠道,使梁启超的以小说来“新民”的文学启蒙道路得以畅通,大大便利了现代意识进人农民大众群体的语言渠道,打通了一条知识分子与农民、现代文学与乡土中国通往现代化的道路.

在“五四”文化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思潮、“劳工神圣”思潮以及歌谣运动与现代文学中的农民想象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成为现代作家对农民进行审美想象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背景.刘半农这一时期创作的具有强烈平民倾向的“新悯农诗”代表了这一时期现代作家的乡土中国情怀.《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文学想象》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审视与思考,如分析鲁迅的农民观及其农民想象的时候,作者一方面揭示出鲁迅农民观的深刻内涵,也不讳言鲁迅想象农民的盲点所在,即以启蒙的思想视野来审视中国农民,通过塑造愚昧麻木的“中国病人”来揭示“病中国”的思想症候,显现了一种“深刻的偏见”,但也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农民形象愚昧病态的文学审美想象模式和思想偏见.作者通过对《社戏》、《故乡》进行文本细读的方式,分析出了鲁迅想象中国农民的另一种思维模式,即“田园乐土”式的纯朴农民形象,指出其开创的乡土抒情小说模式.这一批判性思考可以说是贯穿全书,如对沈从文《边城》中的翠翠形象的分析,指出翠翠形象内涵的双重性；如分析赵树理农民文学,指出其作品所阐述的新中国乡村政治生态的精神内涵和启迪新的艺术生命力.《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文学想象》不仅对现代文学作家的农民观及其塑造的农民形象进行个体分析,而且还通过对各个时期典型的农民形象的分析,整体性展现了农民从麻木、觉醒、挣扎与抗争逐渐走向追寻解放,成为农民英雄的精神嬗变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付出的精神代价与迷失.张丽军博士认为解放区农民翻身解形象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同时,也要区分农民翻身的性质、追问究竟是主动式翻身还是被动式翻身,指出被动式翻身的主体精神缺陷,以及重新陷入精神病态与物质贫困的可能性.农村女性如何觉醒、反抗、翻身,乃至成为英雄,是作者特别关注的问题.该书最后一章“从被侮辱被损害者到革命英雄：女性农民形象的审美嬗变”以解读典型女性农民形象的方式,结合当前最新研究成果,对复杂语境下女性农民解放的问题进行了多维度分析,显现了作者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

很可贵的是,张丽军博士在分析乡土中国现代化思潮对作家农民观及其农民形象的影响时候,没有拘泥于已有的文学史料,而是重新深入时代历史语境,对当时一些影响较大得刊物杂志如《新青年》、《中国农民》等,进行史料挖掘工作,在还原历史的基础上通过翔实的事例和数据再现了乡土中国独特的现代性语境,为文本分析奠定了坚实史料基础.

张丽军博士是一位对于学术有着执着追求的青年学者,他肯吃苦,敢于挑战权威,对新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前沿理论有着广泛的涉猎与钻研,显示了旺盛的学术活力.其新著《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文学想象》一书的一些观点也许需要商榷或进一步思考,一些史料可以挖掘得更深透、丰富,一些典型作家的农民观可以进_二步展开论述,但是作者对乡土中国现代性的独特理解、对中国农民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对现代文学农民形象精神嬗变的探索,是非常可贵和富有学术价值的,必将为关注乡土中国现代化：现代文学农民形象和中国农民命运的读者所重视和喜欢.是为序.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