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民国的历史时空中发生发展的.无论是对现代文学史的梳理,还是对作家作品的解读,都应当引入民国史的视角,予以民国文学生态环境、生态结构与生态要素的还原.但是,在很长时间里,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却自觉不自觉地回避或排斥民国.现代文学的内容刚刚进入历史叙述时,因为属于“现在进行时”,还没有正式的名分.胡适1922年所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陈子展1929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30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都是把新兴文学附在历史流脉的末端.从1932年开始,“新文学”成为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等文学史著述的醒目标志,而民国则成了毋需特别标明的常识.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名为“中国新文学史”的现代文学学科正式创建,民国又成为过往的历史.按说要对现代文学的历史进行研究与叙述,理当正视民国史背景.但是,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科史上,民国仿佛一个幽灵,要么隐身不见,要么妖形怪状,结果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出现了一些愧对历史的空白与扭曲.究其原因,自然不止一二,主要的恐怕是在于人们在意念中把国家等同于政府,正视民国史似乎意味着认同被推翻了的民国政府,于是,避之唯恐不及,哪个人还会斗胆以民国史视角来阐释与叙述现代文学.

然而,政府只是国家主权的代表,并不能涵盖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全部社会生活,一个政权的最终败亡也并不意味着它由始至终一无是处,民国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中所起的作用,在抵御外敌侵略、捍卫国家民族的战争中的功绩,是不应也无法抹杀的.民国不单是一个充满坎坷的历史时期,更是一种具有“民国机制”的国家形态.事实上,民国的政治、法律制度,民国的经济、教育、新闻出版等,给文学发展提供了动力与舞台,正是在民国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中,才生长出生机勃勃的现代文学,作家的生存方式与作品的内蕴外型无不折射出民国的要素.在现代文学研究与叙述中引人民国史视角,绝非为败亡政府召唤游魂,而是为了还原现代文学的真实面貌、历史脉络与丰富内涵.

一、民国文学的生态环境

1912年1月1日起,南京临时政府改用西历,《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宣布：“以皇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在传统社会,历法是天子与上天联系的重要标识,每逢改朝换代都要重新颁定年号,计算历法,稍有差池,承办者将有杀头之祸.这次改历改元同有史以来的任何一次截然不同,以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堂堂中国,竟然放弃老例,认同西历,这反映出皇帝专制的彻底坍台、传统文化向现代的全面过渡与转化.南社诗人蒋信在除夕夜赋诗《饯除》中就热情歌颂道：“留得统历编推表,喜听雄鸡唱晓天.”的确,改历改元是一个信号,也是一个象征,民国自初年起便出现了很多新的社会文化景观.民国史若以政府为标志,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南京临时政府阶段(1912年1月－1912年3月),二是北洋政府阶段(1912年4月－1928年6月),三是南京政府阶段(1927年4月18日－1949年9月30日).无论民国存在着多少缺陷,也无论三个阶段的政府存在着怎样的稚嫩、弊端,甚至是致命伤,但是,民国毕竟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亚洲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

辛亥革命结束了两百多年的清朝帝制,而且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皇帝专制制度.如果说辛亥革命是对民众精神的最现实的启蒙,那么可以说共和制度则是社会发展的基本保障.1911年12月29日,17省代表在三名候选人中选举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任临时大总统.在1912年1月1日举行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上,孙中山在《就职宣言书》中明确提出建国之根本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台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日民族之统一.”后述“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政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均建立在第一个统一基础之上.翌日,各省代表会修正并颁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然后据此组织立法机关参议院.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对参议院的构成、职权与议事细则等做了进一步修订,使之趋于完善.虽然在共和建设的进程中险阻重重,不少美好的设想大打折扣,但正如胡绳所指出：“从此以后,任何违反的潮流,要在中国恢复帝制和建立统治的人和政治集团,都不能不遭到人民的反对而归于失败.”当袁世凯在共和国的招牌下,一步步加强他的统治时,有1913年反袁的“第二次革命”,《民国日报》也连载钱病鹤的百余幅《老猿百态》,把袁世凯比拟为“老猿”,揭露了袁氏专制的丑恶嘴脸.待到袁世凯于1915年12月开始使用皇帝的称号,全国一片反对声,使得预定在1916年元旦举行的“登极大典”未敢如期举行,而且一再推延,终于在3月23日自行宣布撤消帝制.所谓举国一致拥戴帝制的“民意”,不过是袁氏父子以及企图沾光者自欺欺人的把戏,他们误以为只要龙袍加身,就会自然得到黎民百姓的拥戴.殊不知经历了辛亥革命,黎民百姓发现没有皇帝的日子不但能过,而且还可以过得更加自在,因此自然不会怎么去膜拜无论是谁重新披挂起来的皇袍.结果袁世凯不但皇帝梦只做了短短八十三天即宣告破灭,而且连他费尽心机窃取来的大总统位子也势不可保,最后于1916年6月6日在一片讨袁的呼声中一命呜呼.梁启超在《辟复辟论》中说：“国体违反民情而能安立,吾未之前闻.今试问全国民情为趋向共和乎为趋向帝制乎此无待吾词费,但观数月来国人之一致反对帝制,已足立不移之铁证.”军阀张勋借进京调停黎元洪与段祺瑞的.俯(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的机会,于1917年7月1日请出了废帝溥仪,“重登大宝”,宣布中国重新成为“大清帝国”.结果,这幕复辟丑剧上演了仅仅十二天就草草收场.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收写国会议员,以贿选得任中华民国总统,至1924年11月,也是以灰溜溜的失败告终.复辟倒退者屡屡碰壁的历史证明,意识已经逐渐深入人心,政治文化心理的巨大变迁不能不上溯到辛亥革命,不能不归因于共和国的体制.

民国最初以五色旗为国旗,标志着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实际上,民族大家庭远非只有五族,民国维系着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格局.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改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多民族多元一体的国家格局则始终如一.1928年6月初,国民革命军攻势凌厉,张作霖无奈地退出北京,意味着北洋政权的终结.同年12月29日,张学良向全国发出“易帜通电”,宣布东三省即日起“遵守三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至此,除了此前香港、澳门被割让给英国、葡萄牙,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之外,中国大陆基本上得以统一.抗战时期,全国一盘棋共同抗日自不必说,即便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虽然血肉相搏,但是都认同一个中国.民国以一个主权国家与外国对话,各民族在一个大家庭里相聚相依.少数民族作家没有因为自己的民族身份妨碍文学创作与文坛地位；只要没有特殊的政治原因,天南地北、边地中心,各地作家来往自由；当置身海外时,中国作家不仅有中华文化可以依恋,而且有一个国家实体可以依赖.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伊始,便着手制订法治社会所必需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如《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带有宪法性质)等.《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享有人身、住宅、财产、言论、集会、结社、书信、迁徙、信教等方面的自由权,享有、诉讼、任官考试及选举和被选举等方面的权利；同时,亦有纳税和服兵役之义务等.约法、法律、法规,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上至立国原则、民族统一、领土范围、机构组成、官民权利,下至禁烟、禁赌、剪辫、革除缠足、官民称谓等,为全面展开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基础.北洋政府阶段,虽然出现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闹剧,国家元首频繁更迭,内阁走马灯一般变幻不定,但是“也还保存了相当一部分共和制度”,法制基础得以维系.南京政府阶段,尽管其间曾有大动干戈的派系斗争,、个人趋势逐渐加剧,最后政治严重腐败,共和功能变质,因而理所当然地被新中国取而代之；但是,不能否认,在南京政府执政的22年中,国民党、国民政府内部乃至整个社会,始终存在着与两种力量的矛盾、冲突.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内反蒋政治派别和地方实力派的呼吁下,1930年5月国民大会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这部新的约法继承了《临时约法》的基本精神,规定国民拥有“结社集会之自由”、“发表言论及刊行著作之自由”等20多项权利义务.1914年、1930年还分别由北京政府、南京政府颁布了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出版法》.当然,在具体实施中,法律原则大打折扣,不时发生党部、军阀、特务及外国势力践踏法律的事件,但毕竟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法律框架,使文学的发展得到了起码的法律保障.

文学爱好者自由结社,文学社团数量之多、分布之广泛、色彩之丰富,前所未有.将五四时期文学社团喻之为雨后春笋,并不嫌夸张.茅盾仅据《小说月报》1922年至1925年《国内文坛消息》统计,这期间先后成立的文学社团及刊物就不下一百余,而实际上的数字“也许还要多上一倍”.范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上海书店1993年6月版)收录总条目1082个,其相似度检测绍较为详细的正目为667个,参考目415个.

作家的人身权利与著作权能够多少有所保障.陈独秀数次被捕,均因政治原因,影响较大的有两次.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城南新世界游艺场被捕,是因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要求罢免北京政府步兵统领王怀庆等人.南北和谈之际,孙中山提出放出陈独秀,1919年9月16日,厅同意安徽同乡会以陈独秀胃病为由,保释出狱.1932年10月15日,陈再次被捕,193394月14日公审,章士钊担任辩护律师为之辩护,因其坚持政治立场而被判刑罚,抗战爆发后得以减刑释放.奉行自由主义的新月社同仁为维护体制而公开发表文章批评当权者,当局十分恼火,施加种种压力,但也不敢全然撕破共和的脸皮.如胡适在《新月》月刊1929年第2卷第2号上发表《人权与约法》,抨击政府机关或检测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对人权的践踏,强调“党的权限也要受约法的制裁”,“如果党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的制裁之外,那还成‘法治’吗”,接着,《新月》上,胡适又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2卷4号)、《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6、7号合刊),梁实秋发表《思想统一》(2卷3号),罗隆基发表《论人权》(2卷5号)、《告压迫者》(6、7号合刊),锋芒指向当局.胡适还把《新月》人权舆论运动的文章辑为《人权论集》出版.国民党当局一方面组织文章进行舆论围剿,另一方面由教育部于1929年10月4日发出训令,警告胡适,又查禁《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与《人权论集》.胡适虽然受到压制,但并非无路可走,重新回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1925年8月14日,鲁迅被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免除教育部佥事职,8月22日,向平政院投递控告章士钊的诉状,1926年1月17日,鲁迅控告胜诉,教育部取消免职令.1929年8月,鲁迅因北新书局拖欠巨额版税,聘律师拟诉至法院,经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一再请求,协商解决,拖欠的版税18000余元拟分十个月付清(实际上分20个月还清),新版税每月付400元.1930年代,据说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鲁迅,但始终未经确认.当时,鲁迅常去内山书店几乎是公开的秘密,若是真要缉捕,怕是几次避难也难以避免.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啼笑因缘》对官场、军界多有辛辣的讽刺,但并未因此而遭受查禁.抗战期间,《八十一梦》讽刺当局贪贿成风、磨擦有术,十分犀利,当权者也只是派人威胁性地劝说,并未将作者真的送进息烽集中营.1930年代左翼作家的被捕,多为政治缘故.而非文学原因.

当局从维护其统治出发,不时查禁左翼出版物,但也不敢做得太过,有的禁了一段又开禁,有的加以修改或换一个名目之后亦能重新登场.1934年3月14日《大美晚报》载,沪市党部奉党部电令,“查禁书籍至百四十九种,牵涉书店二十五家、其中有曾经市党部审查准予发行、或内政部登记取得著作权、且有各作者之前期作品、如丁玲之《在黑暗中》等甚多”,经,“解禁了三十七种,应加删改才准发行的是二十二种”.现代书局曾发行过《拓荒者》、《大众文艺》等左翼刊物,遭到当局禁止之后,又出过带有色彩的《前锋》杂志,反应冷清.1932年5月1日创刊的《现代》杂志,基本贯彻了中间色彩的办刊原则.在截止1935年5月停刊的三十四期《现代》杂志(另有两期改为综合性)中,既有自由主义文学理论文章与现代派诗歌小说,也有左翼文学理论与创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鲁迅纪念左联五烈士的《为了忘却的记念》,茅盾的《春蚕》,洪深的《香稻米》,艾青的《芦笛》；还有主义作家锋芒毕露的作品,如老舍对时政与政党政治左右开弓的寓言体小说《猫城记》.1933年5月14日,左翼作家丁玲在上海被捕,舆论一片哗然,《现代》杂志于1933年7月1日出刊的第3卷第3期上刊出“话题中之丁玲女士”一组四张照片,寄托急切的关注；第3卷第4期,又借一封读者来信猛烈抨击“黑暗的无理的”社会,读者来信的语气十分激烈,直言“法西斯蒂的毒雾,已从德到日本,再由日本到中国了”,呼吁“应该认清了目前的大势,执着一个目标,向前奋斗”.自由主义者胡秋原也在《现代》第3卷第2期发表杂文《中日亲善颂》,以迭出的反语、逼人的锋芒,抨击当局“攘外须先安内”的方针.也许正是由于这些缘故,当局后来派员来“革新”,《现代》销路大减,“无疾而终”.但在《现代》存续期间,能够发表上述作品,如果没有一定的法律保障是不可想象的.

民国成立不久,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民族经济有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机缘.“现代大工业、现代教育、现代法制等,均初步出现于北洋时期,体现了社会进步”.由于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中国进而度过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冲击的难关,1936年达到了20世纪上半叶国民经济的顶峰,为新文学的成熟与发展提供了相应的条件,也为随即到来的全面抗战打下了物质基础.在经济增长与法律保障的基础上,新闻出版业大规模发展.民营资本的介入,使民间机构、同仁刊物增多.通讯社1912年－1918年不下于20家,1926年增加到155家.1923年中国人自办的广播电台诞生,至1937年6月已有官办与民营广播电台70余座.1921年,全国共有报刊550种,1936年,报刊达1700余家.1946年,国统区报刊1832家.出版机构数百家,1911年,1949年共出版图书10万余种,其中文学书籍有2万余种.从文学期刊来看,1927年4月－1937年7月,共创刊1186种,比此前12年创刊的350种超出两倍多,仅1934年新出版的期刊就约有400余种,故有“杂志年”之称.副刊总计500(涂种,其中半数以上是文学类.文学类期刊3500种以上.有了这样的文化市场,加之版权法的实施,才有作家大批产生,版税与稿费成为其重要的、甚至唯一的生活来源.30年代初,张恨水凭借版税在北京大栅栏购写一所大宅门四合院,内里包含大大小小七个院子；1946年2月,他回到北京,在北河沿胡同购写一个有30多间房的四进四合院.鲁迅1927年10月到上海,同年12月至1931年12月除了著、译与编辑收人之外,尚有每月300元的大学院(后改属教育部、研究院)“特约约撰述员”酬金；从1932年起,则全靠版税、稿费与编辑费维持并不算拮据的生活.身为职业革命家的夏衍,1930年代也能靠版税维持生活.除了抗战时期经济秩序被严重打乱的特殊情况之外,民国经济与作家生活的关系于此可见一斑.

民国教育为文学的勃兴提供了丰厚的人力资源.1945年,专科以上学校已经发展到141所,在校学生人数达83400余人.1946年,以推行国民教育制度的19省统计,国民学校与其他各类小学237000余所,学龄儿童接受教育的将近3000万.民国教育培养了新型知识分子,源源不断地为作者队伍增加新鲜血液,也培养了大批新文学读者.蔡元培所主持的北京大学的改革,无疑促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也为新文学的出场搭建了坚固而开阔的舞台.1920年1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本年起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又以教育部令修正《国民学校令》及其施行细则,正其科目名称为“国语’,确定了初等小学四年间纯用语体文,并将国语教材编写列入日程.叶圣陶、夏丐尊、杨振声、沈从文等主持教材的编订,新文学作品批量进入教材.教育部的一系列举措等于确认了新文学的合法性,也促进了国语的统一与推广,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团结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女子在实现女权――参政权、财产继承权等法律权利、职业机会与工资均等权、婚姻自由权、教育平等权――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履.其中与文学发展最为直接的是教育权.中国的女学,源于西方文化的影响.1834年,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富的夫人在澳门开设女塾,1844年,英国传教士阿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创立近代中国第一所正规的女子学校.1898年,上海出现国人兴办的第一所女学――‘经正女学”；进入20世纪,民间兴办女学一时掀起热潮,1907年统计已有428所.民国成立后,虽因多重阻力,出现过波折,而且城乡之间、中心与边地之间存在着不平衡现象,但总体上女子教育乃大势所趋,得到长足发展.据统计,1931年,全国小学女生有159万人,全国中学女生有56851人,师范学校女生有226112人；1930年,职业学校女生有7000人；1931年,女大学生有4535人；1944年,各类高校女生达14743人.正是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涌现出成批的女作家,如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陆晶清、白薇、许广平、袁昌英、方令孺、苏雪林、谢冰莹、林徽因、丁玲、凌叔华、安娥、罗淑、葛琴、彭慧、关露、杨刚、沉樱、白朗、萧红、草明、赵清阁、林海音、罗洪、曾克、菡子、张爱玲、苏青、柳溪等.

二、民国文学的生态系统

生态学意义上的生态系统,指的是生物群落(动物、植物、微生物)及其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自然系统.自然生态系统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通过相互协调的网状结构处于动态平衡状态；二是以多级营养结构转化、分解、富集与再生各种营养物质.简而言之,就是以具有协调性的结构来达成动态平衡,以具有层次性的结构来产生多重效应.譬如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险峻幽深,侵蚀下切达5000余米,总共800余米的高度,分布着高山冰雪带到低河谷热带雨林九个垂直自然带,从低等生命―一地衣和苔藓开始,有亚寒带高山草甸地带的点地梅、银莲花、龙胆,有灌木区的高山杜鹃,有暖温带针叶林(落时松、冷杉等),有亚热带阔叶林(楠木、桂、栲等).,还有热带季风雨林等,不仅各自的生物群落与环境相互依存,而且九个自然带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联系.对如此丰富的植物垂点分布,如果仅仅注意到其中的一两种,说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只有美丽的杜鹃、高大的冷杉,或以杜鹃,冷杉为主,显然不符合实际.

如同自然界同一环境下具有物种多样性一样,民国拥有丰富的文学形态,新与旧、雅与俗、激进与守成、市民文学与乡土文学、左翼与自由主义、主义、民族主义,文人文学与民间女学、左翼文学的正统与另类、延安文学的正统与另类、创作与翻译、大陆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等,正是这些矛盾冲突、相互依存、或有融通的文学形态,构成了民国文学的生态系统.

我们曾经以为五四文学革命势如破竹,不仅很快攻下了文言文学的堡垒,而且把通俗文学打得一败涂地,从此新文学称雄文坛,一统天下.而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在新文学蓬勃发展的同时,文言文学与通俗文学仍然顽强地向前推进.旧体诗词的作者与篇数难以计量,许多现代作家擅长此道,如柳亚子、梁启超、陈独秀、鲁迅、周作人、吴嚷、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欧阳予倩、朱自清、俞平伯、吴宓、吴芳吉、王统照、老舍、顾仲彝、穆木天、周瘦鹃、张恨水、闻一多、臧克家、施蛰存、芦荻、聂绀弩、卢前、杜衡、何家槐、苏凤、端木蕻良、胡风、光未然、塞克、王亚平等；还有一些政治家、艺术家与学者也留下了不少旧体诗词,如孙中山、廖仲恺、何香凝、于右任、杨沧自、程潜、、朱德、邓中夏、董必武、叶剑英、陈毅、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谢觉哉、李根源、冯玉祥、萨镇冰、蒋光鼐、吉鸿昌、张治中、王冷斋、黄炎培、张学良、沈钧儒、续范亭、陈叔通、邓拓、王国维、陈寅恪、蔡元培、吴梅、马君武、王季思、夏承焘、叶恭绰、胡绳、吴世昌、吴昌硕、潘天寿、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苏步青、刘永济、钱仲联等.旧体诗词的创作显示出传统文学的强大生命力,其中折射出气象万千的时代风貌,透露出现代人幽深的内心世界.饶有意味的是1958年,当几乎所有的新诗人都在为三面红旗大唱赞歌之时,在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文学史著述中被视为守旧派代表人物的吴宓,却以旧体诗抨击了社会生活中的巨大荒谬.旧体诗词中的杰作,如鲁迅的《自嘲》、的《沁园春雪》等,其深邃内涵与精湛艺术浑然一体,足以同新文学经典作品相媲美.殷夫用旧体译裴多菲的《格言》：“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比起几种白话体译本更容易领悟与记诵.但是,在足足半个世纪的现代文学史叙述中,除了述及鲁迅、郭沫若等生平思想时偶有征引之外,旧体诗词作为一种文体通常是不予理会的.直到今天,仍有学者强烈反对旧体诗词进入现代文学史,理由是为了捍卫现代文学史的现代性.问题在于,难道真如五四文学革命先驱所说,现代社会生活与现代精神只有新文学才能表达,而传统文学形式一无所用吗难道现代社会生活与现代精神完全是另起炉灶、同传统生活与传统文化没有关联吗难道人类精神与文学艺术没有亘古长存的脉息吗实际上,传统在现代中延伸,不仅传统文学中的经典作品作为艺术瑰宝具有永恒的魅力,而且传统文学形式也仍然具有难以完全替代的艺术表现力,在现代社会葆有顽强的生命力,有些仍然为人们所沿用,有些以变体形式承传下去,有些则与新体杂糅呈现出另外一番面貌.

除了旧体诗词之外,民国时期还有大量的文言创作.从刊物来看,有专门的文言杂志,也有一些文言与白话兼收的刊物；从创作主体来看,有作家的日记、散文(如张恨水抗战时期在重庆创作的文言散文集《山窗小品》)、小说,编辑记者的通讯、评论,学者著述,民间写作,政府文体(如抗战期间政府旌表抗战英烈的文章,感情充沛,形象生动,堪称名副其实的文学)等；此外,还有许多用文言书写的序跋文、墓志铭、碑记、联语等.中小学与大学的文言文教育同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也值得关注.

现代通俗文学,因其巨大的创作量、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与新旧交织的艺术特征及其广大的读者群,自80年代后期以来,逐渐被文学史界所正视,小说史、文学通史中列入专章,而且有了几种现代通俗文学史.即使如此,通俗文学的价值也不能说已经得到充分估价,比如,就表现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揭露社会黑暗的犀利程度而言,现代很少有作家能够与张恨水比肩.个中原因何在除了张恨水个人的观察、立场与才分之外,恐怕和通俗文学的文体特点、通俗文学的传统、通俗作家的阅历与姿态、读者对通俗文学的阅读期待都有关联.曾有学者将新文学作家与通俗文学作家对比来看,指出：“新文学作家由于其出身教养和生活世界的局限,他们作品的取材面也比较过于狭小与单薄,从所反映的生活场合与人物类型看来,最成功的往往是知识分子与农民这两大类形象,对于范围广阔、结构复杂的中国社会的各式各种生活领域,由于接触面不广不深,留下了许多空白之处.而通俗作家却是另一类人,他们出身教养和求职谋生手段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正像他们所涉足的社会领域的复杂性多样性一样,这就为他们的作品取材开拓了广阔领域,因此,他们笔下出现的生活场景和人物形象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往往为新文学作家所望尘莫及”通俗文学不仅题材广阔、反映真实,而且注重趣味,尤其是市民趣味,这无疑满足了读者认识社会和娱乐生活的要求,因而才能拥有广阔的市场.新文学在发展进程中与通俗文学既有对峙、冲突的一面,也有互动、交汇的一面.张恨水的通俗小说不仅表现出现代启蒙精神,而且吸纳了新小说的叙事结构、心理描写与意识流手法等；张爱玲现代意味十足的小说时而流露出通俗小说色彩；赵树理的小说,叙事结构、白描手法和语言风格,是通俗小说文体与新文学精神在三晋乡土上的糅合,可以称之为晋版乡土通俗小说.山药蛋派正是赵树理文学的发扬光大.

论及1930年代,几十年间都认为左翼文学是主潮,这种观点几乎成为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样毋须今人论证的常识.直到现在,不少文学史仍然通行这种观点.但是,一旦回到1930年代历史现场,就会发现未必如此.诚然,当时左翼文学确实十分活跃,有左联,有鲁迅、郭沫若、茅盾、洪深、田汉、台静农、丁玲、王任叔、夏衍、白薇、艾青等知名作家,有《北斗》、《文学月报》等刊物,有《子夜》等影响广泛的作品,左翼文学在社会解放题材的幅度与深度及文学大众化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与显著的贡献；并且一些非左翼作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左翼思潮的影响,带有左翼色彩的作品受到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左翼文学当时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为了争取自身的生存权利,也缘于其政治背景的需要,不能不大造声势,若论声势,左翼确实相当可观.但是,确认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主潮,主要凭借的不应是声势,而应是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的建树及其影响.20世纪30年代,左翼之外,主义思潮与自由主义思潮,无论是作家阵容与地域覆盖面,还是理论建树与创作成就,都不比左翼思潮逊色.从刊物来看,《新月》、《现代》、《论语》、《文学季刊》、《文季月刊》、《大公报文艺》等虽然其中也发表左翼作家作品,但总体来看,仍属于非左翼刊物；从代表作家来看,小说方面有郁达夫(加人左联不久即自行退出)、叶圣陶、许地山、张恨水、巴金、老舍、李劫人、废名、沈从文、师陀、萧乾、施蛰存、穆时英等,戏剧方面有曹禺、李健吾等,诗歌方面有徐志摩、闻一多、冯至、孙大雨、饶孟侃、陈梦家、朱湘、方玮德、戴望舒、卞之琳等,散文方面有周作人、林语堂、何其芳、李广田、缪崇群、陆蠡等,理论方面有梁实秋、朱光潜、梁宗岱等,其阵容、成就及影响,无疑要超过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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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文学思潮之外,民族主义文学也值得充分注意.战争以来,民族话语就已经成为文学的重要题材.五四时期有所发展,1928年“五三”济南惨案、“”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之后,民族话语愈加突出,遂有1930年兴起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长城抗战,紧接着是步步紧逼的华北危机,逐渐把民族话语推向,这样,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才迅疾掀起了抗战文学的.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民族主义文学并非只有“运动”一种,左翼与非左翼作家,包括通俗作家,在这方面均有贡献.鲁迅在左联刊物《文学导报》第1卷第6、7期合刊(1931年10月23日)上发表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把苏风的《战歌》作为“‘民族主义’旗下的报章上所载的小勇士们的愤激和绝望”来讥刺.《战歌》喝道：“战啊,下个最后的决心,／杀尽我们的敌人,／你看敌人的炮都响了.／快上前,把我们的肉体筑一座长城.／雷电在头上咆哮,恨涛在脚下吼叫,/热血在心头燃烧,俄们向前线奔跑.”“小勇士们的愤激和绝塑’固然有嫌稚嫩,但确也表达出绝望中的抗争精神.鲁迅认为,“民族主义文学”青年的“发扬踔厉,或慷慨悲歌的文章”,是对“不抵抗主义,城下之盟,断送土地这些勾当”,尽着掩饰与忘却的任务.如此断语,大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意味――只要是来自民族主义文学阵营的声音,必然都是当局的帮闲或帮凶.其实,《战歌》这样的作品真实地表达出年轻一代救亡图存的慷慨.1935年4月,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唱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两相比较,意趣甚至包括句子是何等相像！这恰恰说明,左翼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虽有时间差,有矛盾冲突,但毕竟共生于同时代,有相通性.

这样看来,1930年代文学主潮并不是单一色调的,而是多种色调的复合,也就是说,左翼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同时并存,各应所需,各有所长,相互碰撞,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1930年代文学主潮.

以往对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为什么会容易出现遗漏与扭曲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是从历史出发,而是先入为主地以某种概念去剪裁与评断.譬如,当人们要用新主义理论来烛照文学史之时,排斥非新主义的成分自不必说,就连本来属于新主义革命力量、但并非处于核心地位的成分也加以排斥,过分夸大1930年代左翼文学的权重,夸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国统区的影响；当人们要用现代性来统领文学史之时,就会排斥所谓非现代性的成分,诸如并非尽失价值的传统道德、历史悠久的民间习俗、文学艺术的娱乐观,旧体诗词、文言文、通俗文学及墓志铭、书信等“杂文学”样式,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如果本着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精神,切切实实地返回历史,以民国史视角来重新考察,就会发现在―个新鲜与缺陷并存的共和政体下,在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时期,民国文学是一个由多种精神风貌、文体样式、艺术风格构成的生态系统,各种文学形态不是百鸟朝凤、众星捧月的关系,而是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局面；不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隔膜,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交织的融通.

三、现代文学中的民国风貌

以往,人们一方面说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另一方面在阐释作品与叙述现代文学史时,却对镜子多有遮蔽,有选择性地折射一点自己想看、也要别人去看的场景.譬如,五四时期强调个性解放与人性解放,1930年代渲染阶级斗争所表征的社会解放,抗战时期则突出敌后战场与陕甘宁边区,解放战争时期主要是“火光在前’,如此等等.那么,现代文学史果真像盆景一样有如此明显的人工痕迹吗难道现代文学对民国生活的诸多方面都视而不见吗实际上不是这样,只要我们从民国史的视角来看,就会看到五光十色的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风俗场景与精神风貌.

譬如,江红蕉的《交易所现形记》、茅盾的《子夜》等描写证券交易所,以往我们只是注意证券交易所“投机”与“害人”的一面,而忽略了它在现代经济运行中的必然性与有效性.再如周文的小说,我们过去只是说揭露‘了军阀混战的恶果与旧军队的腐败,其实从民国史的视角来看,其中也透露出康巴边地的政治问题.关于个性解放,我们过去一味强调其合理性,但是,忽略了在教育、就业、思想等方面男女不平等、不平衡的情况下男性只顾自己寻找个人的幸福,会给配偶或未婚妻带来多大的伤害,吴芳吉的《婉容词》在这方面表现深挚,可惜不为人所注意.

张恨水长达近百万言的《春明外史》(1924年4月12日－1929年1月24日连载于《世界晚报》副刊《夜光》),简直就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清明上河图》.作品连载之时,读者去报馆门前排队等候,以期先睹为快.魅力之所以如此之大,不仅缘于张恨水的言情功夫,而且更在于作品带有风俗画特征,展开了广阔而细致的世态描写.“春明”本是唐代都城长安的东三门之一,后人以此泛指京都,所谓“春明外史”,实际上就是京都野史.作品以报人杨杏园的所见所闻为线索,描绘了民国初年的社会百态.风俗场景有戏园子里热闹场面背后的把戏：有钱人抛洒金钱捧角走红,戏子巴结有权有势有钱者,‘拆白党”混迹其中寻机诈骗.也有八大胡同等级分明、装饰各异的妓院,老鸨盘剥的伎俩,嫖客豪横欺人或者聊解积郁的行止,无奈苦熬或者麻木度日的生存况味.还有汗臭、油味、烟香五味俱全,抽烟声、打呼声、摔鼻涕声、喁喁细语声声声入耳,瓜子皮、烟卷头、鼻涕浓痰满地狼藉的大烟铺；众议员与开窑子的龟奴、私贩烟土的小流氓沆瀣一气的赌场等等.道德场景光怪陆离：前清遗老们整日哀叹帝制推翻后人心不古、道德沦丧,而他们自己个个都罗致了不少年轻漂亮的坤角做“干女儿”,一听说干女儿坤角来,立刻就胡子先笑着翘起来.退职将军冉久衡捧角捧得精力不够,自有儿子冉伯骐接脚,老子认下的干女儿,儿子要讨了做姨太太,儿子捧戏子囊中羞涩,竟设计老子保险箱里的金钱珠宝.官僚甄大觉花重金捧女伶餐霞仙子,抛弃了姨太太,等到仙子飞走,姨太太覆水难收,甄大觉竟然与姨太太一样,抛弃了两个年幼的女儿,逍遥自在地出京去了.铁路局长得知一个二等科员与他同嫖一个,一个就将其裁掉,可怜的小职员丢了饭碗还不知道哪儿出了错.男权社会的主人狭斜冶游、寻欢作乐,作为男权奴仆的女性也就有了变态的报复,或是检测扮名门闺秀骗取钱财,或是寂寞难耐的太太与女戏子沉溺于恋情.文化场景有新闻界的堕落：把舆论当作满足私欲的工具,敲金报记者柳上惠与坤角“互利互惠’,一从坤角手里拿到钱,柳上惠便有吹捧文章见报,而且还为坤角捉刀作诗.某报记者利用某部参事三个儿子都与父亲的姨太太有染的隐私,拟订十二回回目,先在报上发表,竹杠一敲,500块大洋到手.又有文化教育界的逆流：下野的官僚大搞扶乩闹剧,扶乩的批字尽是强制性的‘菅汝捐款千元赈灾,另捐五百元,为本会怎么写作人员津贴”之类.在位的教育总长竟然主办刊物反对白话文,给腐败校长做后台镇压学生风潮；学生仅仅由于自由恋爱,就落得个双双被开除学籍的结局.不过,也有些不含褒贬的如实描写,譬如人体素描课上,女模特与学生第一次面对女模特时的各种心态、情态的真切刻画,让人们看到风气初开时的一些文化景观.笔锋最尖利的要数对政界腐败风气的揭露：十六七岁的改良外蒙毛革督办甄宝荫,除了谈些嫖经赌经而外,就是谈哪位总长的近况如何,哪位阔人的靠山奚似.范统总长花一千元赁个当临时姨太太参加选美大会.下了台的财政总长闵克玉为了官复原职,授意姨太太向魏大帅的红人秦彦礼“运动”,宴请时他托故走开.秦彦礼只因为擅长为主子洗脚,便荣任出纳处长要职.卫伯修把自己的妻子与妹妹送到鲁大帅的专车上解闷陪乐,作为回报,大帅把他由铁路上的一个小段长破格提升为副局长.现任巡阅使鲁大昌手下几十万兵,管辖两省地盘,靠强行派发公债搜刮民脂民膏,一个月就“发行”3000万公债；钱来得方便,出手也大方,赏两个察言观色会说话的,一出手就是一人4000元,韩总指挥看不过去,为月饷十元的护兵鸣不平,连两个护兵也叨光每人得了4000元.鲁大帅花钱如流水,任官唯乡亲,童谣云“会说夕县话,就把洋刀拦”,夕县只有两种半人与官无缘,一是仇人,二是未出世者,半种是未解世事的孩子.筹边使边防军营长朱有良仗势欺人欺到了武功高强者身上,栽了面子,改换门庭投靠鲁大帅,一口夕县话,便弄来个知县.王化仙靠给大帅算命,算来个管十几个县的道尹.内政部长陈伯儒,检测造永定河水位上涨、即将淹没北京的谣言,以美人计讨得总理欢心,换来了十五万元河工款的批复,扣除分给中间人秦彦礼的两万,他还至少可以捞取八万元的好处.统率数十万兵马的督理关孟纲,上京进见总统,动用十八辆汽车,接来四五十个,解开成捆的钞票开赏.为了把“公平”地分配给前来凑趣的督理、总司令、参谋总长、内阁总长,采取抓阄的古老办法.总理章学孟嫖妓,高兴时的“花头”一掏就是500多元,至于讨来做姨太太的价,打算付出一万两银子.为官者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穷奢极欲,而另一方面,内务部发不出薪水,发代用券,四川甚至有以代薪水的咄咄怪事.学校因为欠薪过久,以至影响正常授课的,则已见怪不怪.《春明外史》展开的视野相当广阔,风俗、道德、文化、社会,各种场景相互交错,构成了一幅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京城全景图,就其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与广阔性而言,在同时期的文学创作中无可匹敌.其批判锋芒也十分尖锐,总统、总理、议长、总长等尽现丑态.这在当时殊为难得.

民国期间最大的民族危机莫过于日本的全面侵华.中国忍无可忍,奋起抵抗,七七卢沟桥事变引发的全面抗战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事件,中国举国家之力,殊死抗击日本侵略者.作为时代镜子与心灵征象的文学,自然而然地描绘了恢弘壮丽的抗战画卷.一般的文学史叙述,对抗战初期爱国高涨的抗战文学热潮与空前的文坛统一,都会给予积极的肯定,对于正面战场文学,通常只是限于抗战初期的卢沟桥抗战、淞沪会战、台儿庄大捷,至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以1938年10月27日武汉沦陷为标志)的叙述,则强调敌后战场文学,而对正面表现正面战场的作品很少提到,要提及也是对部队军阀作风、军纪废弛、作战溃败的愤懑与抨击.在如此叙述框架中,若想真正了解正面战场,全面识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恐怕会有不小的遗憾.换言之,如果仅凭文学史著述中的抗战文学,很难想象中国现代史上曾经发生过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日战争.事实上,抗日战争是在长达5000公里的正面战场与幅员130余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战场进行的.两个战场彼此需要,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才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正面战场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正面战场大型会战有22次,其中武汉沦陷之后有16次,此外还有远征军两次赴缅甸作战.国民革命军作为国家的正规军在正面战场投入兵力最多时达到350余万.陆军伤亡、失踪达321万人(其中阵亡132万人,负伤176万人,失踪13万人)；因病消耗93万人,逃亡32万人.空军消耗飞机2468架,牺牲4000余人,海军几乎全军覆没.牺牲的少将以上高级将领120余名,其中,生前有上将军衔和殉国后被追封上将军衔的至少有8位,将领以下团、营、连、排长校尉1.7万.正面战场歼灭日军约53万人(击毙或击落飞机使其毙命的日军将领40人以上),连同受降日军128万人、伪军104万人,正面战场共消耗日伪军285万多人.

作家以多种方式投身于抗战洪流,有的作为记者赴战地采访,有的到前线部队慰劳、访问,有的参加抗敌演剧队、宣传队、抑或隶属于各地方各部队的文艺团体,深入战火纷飞的前线,有的到正面战场部队从事文化工作,有的参加战斗部队,担任下级军官,一边工作、战斗,一边从战场汲取素材创作；即使未曾上过前线的作家也努力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正面战场,赋之以文学形象.作家饱含,创作出大量正面战场文学作品.报告文学结集出版者有60种以上,剧本140余部,诗歌、散文、中短篇小说难以数计,长篇小说有《南京》、《虎贲万岁》等,此外,还有不少旧体诗词、鼓词、快板、评书、电影等作品.文学以新闻似的敏感追踪前线的战况与战局的发展,如实地表现出战争的惨烈,让人为之震撼,在血与火的交进中热情讴歌抗战将士的爱国情怀与牺牲精神,表现正面战场的广阔场景与各个侧面,其中包括对其阴暗面的犀利揭露与深刻剖析,而且也有对于战争与生命的哲学沉思.正面战场文学真实地描绘出民国面对危机时力挽狂澜于既倒的英勇姿态,与边区根据地文学、大后方文学、沦陷区文学、上海“孤岛”与香港的文学以及日据下的台湾文学一道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生活全景图；而且也推进了文学审美的发展,报告文学的文体艺术步入了成熟期,话剧的表现功能与演出空间大为拓展,小说的史诗性结构与心理开掘深度等更上层楼,诗歌的叙事功能、现实与象征的融合等均有长足进步.

正面战场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应回避、也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但是,过去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曾经遮蔽几十年之久,不要说文学史上不讲,就连当年描述过正面战场的作家也竭力回避,仿佛曾经干了怎样不光彩的事情,尽量忘却自己的正面战场经历,不得不提时也要在回忆录的后面缀上对当年的抗日英雄、后来的政治对头的批判；文集一般不收正面战场作品,即使选收,也要加以删削或改头换面.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精神得到恢复,正面战场的历史逐渐浮出水面.但同文学、影视、出版、历史学界相比,文学史界较为滞后,抗战文学是迄今现代文学史叙述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因而有必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引入民国史的视角,还原抗战文学的原生态,并借此认识民国应对危机时的姿态.

文学仿佛一面宝镜,可以折射出民国政治、文化、教育、风俗与社会心态,它提供的整体性、丰富性及细腻性可以超过任何一部通史或专史.以往的文学史叙述中,说到民国往往是把政府与国家混为一谈,且多以负面形象出现,这不仅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对民国政府的否定,更是因为知识分子与文学――尤其是左翼作家及其文学――本来对现实就多持批判立场.时至今日,我们应该拥有更大的自信,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正视民国史的历程,将民国史的视角引入现代文学研究,以历史主义的眼光重新审视、梳理与评价现代文学,借此真实地认识民国历史,也彰显现代文学学科的成熟风范；也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历史,无愧于良知,也无愧于后人.

注释：

作者自2006年起以民国史视角考察现代文学,第一篇论文为《从民国史的视角看鲁迅》,载《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二篇论文为《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载《湖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其增订稿收《2010年海峡两岸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台湾)秀威公司2010年版.

(1)国民党退守台湾,虽然沿用“民国”之名,但实际上只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政权.

(2)李怡：《“民国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阐释框架》,《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从历史命名的辨证到文化机制的发掘――我们怎样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意义》,《文艺争鸣》2011年第7期.

(3)南京政府于1927年4月18目举行成立典礼,“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于1928年6月3日离开北京,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6月15日宣布统一完成.

(4)后来,冰心、粱实秋等作家曾经担任过参议员.

(5)(9)参照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1卷,第96页.第97页.

(6)胡绳：《从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05页.

(7)梁启超：《辟复辟论》,《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三,第118页.

(8)参照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2卷,第33页.

(10X16)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1卷,2005年版,《导论》第9页,第9页.

(11)参照《中华民国史》第2卷,第85-89页.

(12)1935年5月,当局屈从日本压力制造了“《新生》事件”,将杂志主编社重远判处一年两个月徒刑.

(13)《(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吉》,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14)参照胡明：《胡适传论》,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77-678页.

(15)转引自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且介亭杂文二集》,上海三闲书屋,1937年版.

(17)参照张宪文：《再论民国史研究中的几个重大问题》,《江海学刊》2008年第5期.

(18)参照刘增人等纂著：《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19)参照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7-68页.

(20)参照何黎萍：《西方浪潮影响下的民国妇女权利》,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21)贾植芳：《反恩的历史历史的反思――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而序》,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22)参照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宋波：《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460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