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自传

按照布罗茨基的说法,诗人原则上是“高于”散文作家的,他认为诗人从散文写作那里所获寥寥,而散文将从诗歌那里学会如何慎重地对待每一个词语,如何舍弃那些不言自明的事物和疲倦的线形结构,如何赋予每一个细节以生命,如何看待高涨的情绪里面隐藏着的危险.更重要的是,诗歌将促进散文对形而上的渴望,藉此散文将区别于单纯的美文而上升为一部“艺术作品”.我想,张羊羊的散文之所以如此稠密、如此沉静、如此地饱含着对大地和自然的膜拜、如此平等地“与万物荣辱与共”,正是因为他始终是一个沉醉而忧郁、激愤又笃定的诗人,当他决绝地暂时舍弃在诗歌创作上的求索,而“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散文这个饱受世俗蹂躏和诗学误解的领地之时,就注定了他的宿命:诗人散文家,一个尴尬却充满了无穷动的诗学空间的命名.张羊羊的散文创作是其诗歌情怀的一种折射,而我们时代的散文因此又一次打开了自己隐秘的心脏,打开了一扇通向宁静、恬淡却又徘徊着忧思与伤痛的“无主之地”的大门.

在文学森严的等级制中,散文似乎始终是一种“权宜之计”,一种与天才缺失和岁月之殇伴随着的懒惰的选择,原因并非是散文无力容纳那些天才们的诗学抱负,而是时代如此粗鄙、如此迅疾、如此贪恋着时光的每一秒的空洞却绚烂的经验,它总是选择散文这个看似随意、简单的文学体裁作为遮羞布,报纸、杂志、网络等到处是散文沿街卖笑的媚俗神态,或者是那些点缀着些许生活智慧的老气横秋的文学掮客们的游戏,一个散文的时代却让散文因此失去了尊严.只有诗人们的散文,我指的是类似于张羊羊这样的倾注着抵制俗世、向往自然、谛听生命的热情的诗人们的散文,将成为一种标识,标志着文学在这样一个功利和边缘化的时代将承担起什么样的使命.

在我模糊的视线里突然出现一条彩色的绸带,具体是几种颜色,我能肯定我的肉眼无法给予准确的判断,那是颜色之间的过渡并粘合在一起.它就随着我的视线不断地移动、延伸着.更确切地说,它对于我是静止的,它的力量把我的渺小凸现了出来.这该是我认识的最早最真实的一个早晨:2005年3月24日凌晨5点35分(秒数未有记录),华北平原的一角.这条彩色的绸带经过20分钟左右的时间,把颜色的布局――明朗起来.它是一条线,如同抿和的嘴唇,上半是天,下半是地.(《鸟巢》,2006年第1期《散文》)

这是张羊羊散文的一个瞬间的切面,与众不同的地方很鲜明,诗歌的优势被恰当地运用于其中,而不显生硬.此时,散文的骨骼变得十分具有立体感,温厚而静穆,观物的耐性在瞬间凝固了时间之流的匆忙与嘈切,个体与自然呈现出了一种互相静观与谛听、互相参照与融合的韵致,人与自然的隔膜被参透神秘的好奇心牵引着,匍匐潜行,轨道时而平行时而交叉.通过词语的特殊强度与情感的适当流溢,散文摆脱了简单的生活流再现的慵懒之态,也从知识堆砌的虚妄智慧中抽身而出,片断、偶然、被忽视的事物、卑微的生命都将成为张羊羊的诉说之物,这一切都是从他的诗歌之中提炼而来的,在散文这里获得了如苏珊桑塔格所说的“特殊的味道、密度、速度、肌理”,被时代精神遗弃的物象变得鲜活、生动,有着强劲的启示与警醒的色彩,同时也交织着叩问、自省与寻觅返乡之路的内在冲突.譬如童年、村庄、爷爷、母亲,还有闹钟、卑微的麻雀、温煦的羊群、谦卑而友善的驴、一棵树、一只狗、一头猪等他(它)们是默默无闻的存在,是迅疾而焦虑的生活的殉葬品,而对于张羊羊来说,这一切是他虔诚致敬的“散发着生命活力的具体事物”.在这种致敬之中,我们可以触摸到张羊羊心灵里缓慢上升的一种信仰,这一信仰催生了他作为一个诗人,或者说作为一个诗人散文家的使命感.

它的力量在我面前微不足道,但我现在相信,在它身体僵硬前,它蓬乱的羽毛显示出对我的无比仇恨.这是刻骨铭心的一幕等(《麻雀》,2006年第7期《中华散文》)

在它即将死去的那个瞬间,它在想些什么是情窦初开时给它温情一吻的恋人还是令它饱受分娩之痛的孩子是真心照顾过它的奶奶还是像我这样从小玩到大的老伙计它是否很想再见上我们一面,想想在这人世间走过一遭的冷暖,它闭上眼时是否淌下了两颗浑浊的热泪(《关于另一条狗》,2009年第3期《天津文学》)

母亲的闹钟依然准时响着,响的时候,她又开始了反复的劳作.母亲的闹钟响的时候,我就得结束这一天的写作开始我的睡眠.我不会让她看见我,我怕她心疼,我睡着的时候她也不寂寞,她说有燕子会在屋檐下唱歌,它们好像是从老家赶来看看她的.(《屋里屋外》,2006年第4期《散文》)

我们总是把“使命”曲解,认为这是一种重压,总是指向一种普世的拯救.事实上,没有那么严重,有的时候“使命”甚至是自私的,是一种躲避自身的私语.在张羊羊的散文里,使命感实际上就是对生命的爱的召唤,从他挽歌式的回忆与体验之中,各种生命成为我们身边的聚拢之物,让我们在僵硬而冰冷的现实之外找到温柔的栖息地,就像是冬天里的炉火,张羊羊是一个不倦的砍柴人,他要让自己的文字成为维持燃烧的薪火,这是他的宿命,也是他的“使命”.

“诗人的散文,主要是关于做一个诗人.而写这样一种自传,写如何成为一个诗人,就需要一种关于自我的神话.被描述的自我是诗人的自我,日常的自我(和其他自我)常常因此被无情地牺牲.诗人的自我是那个真正的自我,另一个自我则是承载者,而当诗人的自我死了,这个人也就死了.”苏珊桑塔格的这一判定,似乎无损于一个散文家的独创性,也不是对散文这一文体的轻蔑,而是把散文与一种永恒的诗性打通了.张羊羊的散文也正是这样一种自传,一种的自传,“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诗学”,尽管他是沉潜的、温存的,但却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尖锐的质问,一种对随时逼近的险恶的强有力的抗拒,被隐藏在缓慢的回忆与追悼之中,缠绕在他的单纯、善良、充满正义感的自我之上.但这种通过散文的自我显现无疑是一把双刃剑,自然成为庇护之所、往事成为隐遁之地、生命成为死亡的参照之境并不能真正地解救自我,面对现实的脆弱与无奈因此反而会更加严重,这种严重的后果可以是颓败,可以是浅薄的激愤,可以是更沉寂地躲避到自然之中,也可以是更强烈地燃烧等

我想,张羊羊应该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