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文》中的“文气”探微

《典论论文》对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曹丕本人也凭借此文奠定了自己作为文学批评家的重要地位.文气说是《论文》中的核心理论,其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细致的梳理,以更好地把握曹丕文艺理论的精髓.

“气”是自先秦而存在的一个哲学概念.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气”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变化,归纳起来有两个方面.第一,物质性.是自然现象和人类生命的构成要素.《易经》的“精气为物”和《国语》的“天地之气”都表明“气”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现实,并被认为是各种自然现象发生的原因.随着人类生命意识的提升,“气”开始被引入先人对自身的思考.《左传》载：“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认为人的生理感觉来源于“气”.庄子指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等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将“气”作为生命的构成,进一步扩充了“气”一元论的内涵.这种哲学思想延续至两汉,发展成为“元气说”,认为气是人的生命物质元素.《淮南子》：“气者,生之元也.”王充《论衡》：“人禀元气于天,各受寿夭之命,以立长短之形.”表明人自然属性的差异取决于元气的不同,这种元气源于天,是一种禀赋,进一步细化了气对生命个体物质属性的影响.第二,精神性.指人的意志、气质和个性等.《左传》中“一鼓作气”就是指精神领域的勇气.孟子的“浩然之气”不仅指自然之气,也指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人格修养.更为重要的是,孟子指出“气”可以后天培养,这样就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精神意识气论观,在天地之气与精神意识间建立了哲学上的理论联系.王充也关注“气”的精神性,“禀气有厚薄,故性有善恶也”、“气有多少,故性有贤愚”,表明了元气对人的本性才智的决定作用.可见,至东汉时,“气”已经被广泛地运用于解释各种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了.因为“气”的个体性和精神性符合魏晋时期玄谈和清谈的社会需要,因而常被用于品评人物.曹丕将“气”引入对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不仅受到了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也是“气”这一哲学范畴发展的必然结果.

《论文》中的气既指作家的个性气质,又指作品的风格特征.“文以气为主”就是说作品的风格特征由作家的气质个性决定.具体说来,气具有以下特点：

“不可力强而致”表明气源于天地,是个体的先天禀赋.可见,曹丕已认识到作家的主体精神在文学创作中的决定性作用,突出了作家主体的地位,但他没有吸收孟子的“养气”说,忽视了后天的学习和锻炼,显然有失偏颇,气也因此被神秘化.

“气之清浊有体”、“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说明作家的气质个性彼此迥异,导致作品风格也相互不同.如“徐干有齐气”、“公干有逸气”等,均是就作家和作品两方面而言的.曹丕自觉地将两者联系起来,从分析作家精神气质入手,揭示作品的风格特色,确立了我国古代风格论以创作主体为中心的基调,对我国古代美学思想影响巨大.

子贡曾说：“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淮南子》也说：“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等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可见,气与情感密切相连.既然曹丕的文气是继承元气说而来,那么,“气”除了个性气质外,必隐含着“情”,曹丕本人的创也被后人评价为“便娟婉约,能移人情”.《论文》大胆提出“诗赋欲丽”,看似强调形式华美,实际上是主张作家情感真实、无碍的表达,这些都可以印证曹丕“气”的情感性.

综上,曹丕的“气”是天地之气、个性之气和感情之气的统一.

《论文》说“气之清浊有体”,但未界定与区分清与浊,似乎也没有表露倾向性.《论文》中为说明清浊之气,以音乐作比,“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一句,以“巧拙”对应“清浊”,就颇值得体味了.清与浊在古人评判人物时已多有应用,董仲舒曰：“高清明而下重浊,若身之贵目而贱足也.”王充说：“而操行清浊亦有法理.”《搜神记》说：“五气尽纯,圣德备也；五气尽浊,民之下也.”可见,在魏晋时代,“清(纯)”、“浊”常常并举,且时人具有明显的尊清贬浊倾向：清指高爽清朗的品行,浊指卑劣猥琐的人格.

既然作品的风格直接受作家影响,那么文气之清浊便具有了截然不同的审美效果,从曹丕的其他言论和创作中,我们不难体会,清当指明朗、高亢、清丽的风格,而浊大体包括重滞、柔弱、迂缓等内容,且这种差异在曹丕心中有高下之别.曹丕评价徐干“时有齐气”,但何为“齐气”《汉书朱博传》言：“齐部舒缓美名.”颜师古注云：“言齐人之俗,其性迟缓,多自高大以养名声”；《汉书地理志》说：“其士舒缓阔达而足智”.可见“齐气”指徐干及其作品舒缓迂滞、缺少昂扬风力.曹丕对“齐气”曾颇有微词,黄侃解释为“文帝《论文》,主于遒健,故以齐气为嫌.”该解释符合建安时期的社会风尚,特别是“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文学审美追求.曹丕的创作也处处体现出“清”的特点,刘勰评为“洋洋清绮”.这样看来,以舒徐迟缓为审美特征的“齐气”是无法与清刚遒劲的主流审美趣味合拍的.曹丕评价王粲：“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表示了些许遗憾.应场“和而不壮”指其作品平和而少刚健.而以“体气高妙”和“有逸气”表示了对孔融和刘桢文风的高度评价.可见,曹丕所谓的壮、高妙、逸气和齐气、体弱、和等大体分属清、浊两类,并在具体评价上表现出对清的偏爱.

文气说在《论文》中处于核心地位,这样讲是因为《论文》中众多观点都与之相联系、相印证.作者开篇就对“文人相轻”进行了批评,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其重要根源：不懂得“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曹丕对“文非一体”进一步生发,提出了文体论.无论是文人相轻还是文体论,都同文气观密切相关.曹丕肯定了“气”的先天性,一方面说明不同的作家必定会在某一(些)方面突出,而在其他方面欠缺,出现“鲜能备善”的情况,为文人相轻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作家正是由于先天禀赋迥异,才“能之者偏也”,对不同文体各有侧重.如王粲擅长辞赋而“不足以起其文”,陈琳、阮璃的章表书记出色等.曹丕从作家的精神气质人手分析作品,并通过分类求同,提炼出了不同文体的规律性特点,即“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曹丕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反映的是其文学观中创作主体地位的空前提高,这也是因为他认识到了“文以气为主”,意识到了创作主体对文学创作的主导作用.受儒家“三不朽”思想的影响,曹丕认为“立言”是人实现自身价值永恒的重要途径,曹丕曾自称：“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篇籍.”而且他还认识到,并非所有的作品都可以不朽,只有那些“成一家之言”的作品才能永恒,这一思想继承司马迁而来,反映了曹丕对文章独创性的重视,这便是“文气说”的直接结果：“文以气为主”就是要求文章创作要表现作家独特的审美感受、才情思想和创新意识,唯此才能“成一家言”,实现“文章之无穷”.可见,曹丕对文章价值作用的论述中,体现着“文气说”的巨大影响.

“文气说”是《论文》中最重要的观点,它不仅是曹丕及建安文人创作经验的总结,更是魏晋时期文学觉醒的必然结果和显著标志.“文气说”极大地弘扬了作家的主体精神,为中国古代文艺批评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审美命题,也为刘勰、钟嵘等人的文艺理论提供了规律性启示,为丰富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