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与知青小的起点

随着文学期刊数量在1972年的“触底反弹”,出现了一股上山下乡题材小说创作的热潮.1972年10月和1974年2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分别推出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文艺创作（小说）专集”《山里红梅》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创作选（小说）”《终身课题》.1973年6月,《峥嵘岁月——上山下乡知青短篇小说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共收入19篇小说.《征途》1973年6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累计印数达300万册.《草原新牧民》作为“上山下乡青年读物”于1973年11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青春》也同时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短篇小说集《朝晖》1974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共收入18篇小说.《农场的春天》作为上海人民出版社“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创作丛书”第一种于1974年7月出版,内含15篇小说,1974年9月,《剑河浪》作为该丛书的第二种出版.由此便能发现《征途》在知青小说里的位置,说《征途》是“”中第一次用长篇小说的形式直面知青题材而具有“出版史”意义,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本文将选择《草原新牧民》、《剑河浪》跟《征途》作对照解读.这几部长篇小说都是围绕“三大革命运动”来设置人物与展开情节,形成了大同小异的叙事模式.《征途》的第一次直面,应该说有迷也有得.本文试图探究《征途》在知青小说序列中的意义及它所贡献的文学价值.

一、在题材与生活之间

罗贝尔·埃斯卡皮提醒说：“要确定一位作家在社会中的地位,第一个须注意的问题,似乎是了解他的出身.”这也是了解作品的基础,因此有必要先了解郭先红的创作经历.郭先红1929年出生于山东烟台,“少年时只读了五年半书,因家贫辍学.十四岁离乡做童工.解放后,进沈阳电工一厂当工人,后任技术科长,车间主任多年,其间开始发表作品,坚持业余创作.”1958年,其短篇小说《站起来的人们》发表在《北方文学》6月号上并荣获北方、群众艺术、黑龙江日报联合征文二等头名（没有一等）,署名为“工人

郭先红”,还“受到了老前辈茅盾同志的鼓励”,后被推荐到1958年7月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1959年他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会员,并被选为首届哈尔滨市及黑龙江省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理事”.他作为工人业余作者代表参加了1960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三次文代会,在文学组的发言《在党的阳光照耀下》发表于1960年8月8日的《人民日报》第8版.1963年脱产参加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举办的读书班学习,“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读了近两千万字”.1964年7月起调黑龙江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十余年间,先后发表了《一场战斗》、《怀念》等较有影响的作品”,“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反映了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工人阶级的多彩生活和战斗风貌.”后结集为《新芽》于1980年2月出版.他“”前的创作经历,是中国当代文学从为工农兵写作到让工农兵写作转变的例证,可以说“”前期,郭先红便已由业余写作者转为专业的工人作家,他“根正苗红”,属于被信任的作家类型.他的能够提笔写作及其新旧社会大相径庭的遭遇,使他毫不掩饰对新中国的政治认同,他成为新社会的赞颂者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这也是他“”后转向报告文学和散文写作的原因之一.他“先后写下了四十余篇散文和近二十篇报告文学,总计约30余万字”,最终还是回到他熟悉的题材上,“郭先红的近二十篇报告文学,多数都是写工厂生活的,是报告工矿企业英雄人物的事迹的”.他1980年6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一直为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专业作家.纵观其创作历程,可以发现《征途》对于作家的意义.

中郭先红也受到了冲击,“被诬蔑说这是‘用封资修的黑货毒害工人”’,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上海知青金训华因公牺牲后,“消息传到中南海,周恩来总理很难过,他指示要处理好烈士的后事,并要求派作家把金训华的事迹写成小说,向全国推广.周总理的指示层层传达,上海文艺出版社到黑龙江省组稿,他们到当时的省文化局创作评论室请求帮助,负责创作工作的吕中山（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把这个采访金训华事迹创作小说的任务落实到哈尔滨市文联的驻会作家郭先红头上.”在接受写作任务之后,“1970年冬天,郭先红来到金训华牺牲前插队的逊克县双河乡双河大队”体验生活.2004年,郭先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我是6个孩子的父亲,而我的4个儿女已经接受号召下乡.平日里,我们在的鼓荡下,并不知道真实的知青生活,而现实的严酷让人们的良知苏醒”.“并不知道真实的知青生活”说明郭先红是奉命写作,《征途,编后》这个“副文本”也泄露了这一情况.与《剑河浪》、《草原新牧民》相比,《征途》写作耗时最长,这与作者从工业题材转到知青题材不无关系,更重要的是当时文学规范带来的写作难度,我们应该看到作家的努力与辛劳.

既然是写知青题材,那就有必要了解当时的知青运动开展的状况,以期回到小说产生的现场.查阅相关史料,我们知道,“1966年底至翌年1月,知青‘返城风’迅速波及全国.”其后的上山下乡更是困难重重,1970年就出现了大滑坡,“1972年,上山下乡运动遇到巨大阻力：下乡知青失望,家长忧虑,农民不满.”如1973年的“李庆霖事件”就引起全国的热议,并引发了第一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的召开.振兴运动的努力当然包括文学作品的正面宣传,这是各地尤其是需要动员知青下乡的城市与大量接纳知青的地区的重要任务,将上海人民出版社策划“组织创作这一题材的长篇小说”的1970年秋作为观察的时间起点,便能清楚《征途》的写作目的,郭先红是要顾及与“讨好”上山下乡运动相关的三方（知青家长、知青、贫下中农）而专注于“文本的劝说功能的成规”,创作的目的与重心在于用文学形式为“再教育”鼓与呼,以达到让“广大家长放心,知识青年安心,贫下中农称心”的目的.其实,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开始策划时就对《征途》有清楚的定位,《编后》有这样的话：“我们把这本书,献给扎根在农村干革命的知识青年,献给热情培育他们成长的贫下中农和积极送子务农的革命家长”,每一句话都有针对都有深意,且小说出版的时间同为召开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1973年6月,正与振兴陷入困境的知青运动的预期相符合.在家长、知青、贫下中农三方中最关键的是知青,因其是“再教育”的直接承受者,《征途》的“劝说功能”就是通过对钟卫华身份自觉的不断强调来实现的,或直接叙述,或内心表白,都指向钟卫华对受教育者身份的自我认同与对差距的自知.《征途》与《草原新牧民》、《剑河浪》塑造落后知青的差异也正表明了这点.《草原新牧民》与《剑河浪》的相同之处在于刘大民和刘浏的下乡出发点大同小异,两人本就因坚持个人理想而拒绝接受“再教育”,而《征途》中的万莉莉则是被裹挟着加入上山下乡的队伍,当然还有朦胧的爱情驱动.万莉莉的特殊性在于其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而刘大民和刘浏的出身都是可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草原新牧民》与《剑河浪》写得比较大胆,写了对上山下乡的隐约抗拒.结合当时知青运动的实际与创作时间的先后看,郭先红的“胆小”就是有目的的,他对万莉莉（更有狄兰）的处理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能够调动小资产阶级父母的积极性,达到“让广大家长放心”的宣传效果进而抚慰社会情绪.评论《征途》最早的文章发表在1973年10月20日的《旅大日报》,有意思的是该报第二天头版就出现了《进一步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的专版报道,其中赫然有《教育干部做送子务农的促进派》.二、应该如何看待知青

毛在1951年10月23日的《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中指出：“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由此便将思想改造赋予了政治意义.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思想改造的历史.这种改造多是以劳动改造达到思想改造的目的,整风、下放、批斗大会、五七干校都是改造的步骤和鲜明印记.通过文艺界一系列大批判和广泛的“反”运动打倒了大批知识分子,直至拉开“”的大幕,大革文化命,“‘教育革命’就是以不承认十七年教育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教育为其基本前提的”.因此1968年9月5日提出“再教育”的要求,“再教育”的方式有多种,上山下乡遂成为面向青年的主要选择.初、高中毕业生其实是算不上知识分子的,名为“知识青年”,一方面是对他们的“抬高”,暗含对知识的尊重；另一方面,称为“知识青年”,便能与一贯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有所呼应,广大农村就是知识青年的“五七干校”.如何实现再教育?答案就是知识分子工农化,因为“这个国家不需要轻视工农的知识分子.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切反无产阶级的思想都应受到批判.”在这种逻辑起点上,知青需要不断寻找与贫下中农的差距,需要不断自我否定与修正,最终实现与贫下中农的“亲近”.钟卫华就承担了这样的角色,但他的认同,“与其说是存在论的需要,不如说是价值论的需要”.正如《征途》叙述者所言“用什么态度来对待知识青年,这是个立场问题,大是大非问题,当然也是路线问题”,（P105）各方对待知青的态度包括知青的自我评价成为了叙事的主线.钟卫华的“前身”是红卫兵,我们就从这说起.

“红卫兵”曾是某些人向往的政治待遇与精神骄傲.到1968年底,红卫兵运动向着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转变,但“”小说对这种转变没有任何反应.梁晓声写道：“伟大领袖曾经说过——‘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这句话是在该打倒的都被‘小将’们打倒了之后说的.‘小将’们偏不理解,反而认为‘文化大革命’的舞台上少了他们,‘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不晓得自己从始至终不过都是‘群众角色’.将‘群众角色’当‘一代天骄’来演,这在舞台之上叫‘夺戏’,在电影中叫‘抢镜头’.是令导演们恼火透顶的事儿.于是后来‘小将’们只好被打发到‘广阔天地’去了”.他形象地说明了红卫兵的身份转变,虽则能“走出历史的雾霭”,但已然是“后知后觉”.

这三部小说都强调人物迈着“红卫兵的步伐”走向农村.曹慧英将“”时期的知青小说分为革命烈士型和造反红卫兵型两类,对属于造反红卫兵型的《剑河浪》与《分界线》评价远高于《征途》代表的革命烈士型小说,该文对“造反”精神的分析,对我们理解小说人物身份转换很有帮助@.的确,从红卫兵精神到知青精神的强调和接续是《剑河浪》的特点,读者从中能读出“‘红卫兵’与‘知青’是一代人的两种身份,是一种思潮的两个阶段,是一种精神的两种形式.的意思,造成从红卫兵到知青的“过渡”是一以贯之的错觉.汪雷曾说：“等我听了这些话,激动得彻夜难眠,决心创作一部反映红卫兵小将坚持革命路线,在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的小说,来回答林彪一伙对文化大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攻击.”直接道出了他为红卫兵写作的意愿.汪雷们这种接续历史的企图,无疑隐藏了诸多的历史秘密.对红卫兵运动向知青运动转变的文学反映,学界并不满意.如韦君宜曾说：“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等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的,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其言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确实指出了一种事实.《征途》对此的处理却颇有意思,小说对知青的两种身份的态度是分开的：对曾经的“红卫兵”身份的负面评价交由负面形象张山、于春保之口；由知识青年自己对现在的知青身份进行正面确认.郭先红将对“红卫兵”的态度隐藏在对知青的看法中,以“曲笔”的形式透露出社会对红卫兵的情绪反映.

《征途》的叙述语言与知青的人物语言,均较少涉及红卫兵的“辉煌”过往,显得颇为节制.直接写的有“他们始终保持着红卫兵和革命青年雷厉风行的作风”（P297）,在上老虎砬子山探路时,“钟卫华热得索性脱下上衣,只穿一件印有‘红卫兵’三个黄字的红底背心,手里拿着笔记本,详细询问于春保当年开山的情况.”（P557）钟卫华打夯落水时,穿着“印着红卫兵字样的球衫”（P724）等几处.在正面人物形象对知识青年的看法上,强调其为革命大军,也不提“红卫兵精神”,如在行军途中,“他（李德江）想到他带领的不仅是一小队至今还佩戴着红卫兵袖标的小将,而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是不戴领章的人民子弟兵”.（P129—130）强调的并非是红卫兵的身份.“（李德江）心想：才隔半年多,一个懵里懵懂一心想骑马挎的青年学生,经过一冬春零一夏的磨练,经过几场惊心动魄的阶级较量,如今,他懂事多了；今天已经学会了赶车使马,去参加制服老虎砬子、劈山筑路的战斗.青年人成长得真快啊!”（P535—536）这里称“青年学生”与“青年人”而不说红卫兵.当然,并不能完全避开对红卫兵身份的关注,如当钟卫华看到战友宋涛在灯下写入党志愿书时,就不由地想起宋涛的红卫兵经历.而《剑河浪》多以激赏的态度提到红卫兵经验,以此“强调知青运动在其性质上与红卫兵运动的延续”.

《征途》对红卫兵与知青的负面评价主要通过反面人物来实现,这种设计显然是写作的策略,因为“政府对文学的资助是一种控制和监督的手段”.《征途》在作家的身份与人物的身份转变上,都体现了权力对文学的压迫,但对红卫兵经验的极少提及则显示出一种清醒,这种处理比《剑河浪》简单延续“造反”精神的处理显得更符合历史的复杂面目.三、塑造英雄的难题

由于《征途》在“”知青题材长篇小说中的“源头”地位,使得小说出版后得到了较大的关注,陆续有评论文章出现.由于批评环境的限制,这些论文多铭刻着“”时期文学批评的明显徽记,对《征途》的评价均从塑造知识青年英雄形象的角度予以肯定,认为“是当前文艺创作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塑造一代新人英雄形象取得的可喜收获”.但在塑造英雄形象的问题上,虞斌与王一良的观点出现了对立.王一良认为《征途》对张山的斗争、对万莉莉的“救助”以及知青内部的矛盾,都没有体现出钟卫华的积极参与,没能体现“三突出”的原则,因而损害了知青英雄形象的塑造,并对此表示了不满.而虞斌认为“作者正确处理了英雄人物和其他青年群众的关系.作品很好表现了在指引的革命道路上,涌现了整整一代新人,同时通过钟卫华对战友的关心帮助,以及他们之间的思想斗争,多侧面地烘托了主要英雄人物的性格”.对于万莉莉,他认为“作者通过描写钟卫华不断对她的错误思想和言行进行严肃斗争和耐心教育,表现了英雄人物很高的政策水平、路线觉悟和宽阔的共产主义胸怀.”同是肯定《征途》塑造了知青英雄,却出现迥异的评析.造成这种“错位”的原因在于《征途》是否通过“三突出”的原则塑造了知青英雄.

韦君宜回忆她在1973年回原单位做编辑的工作时说：“由此我联想到当时很多很多小说,凡写知识分子的几乎全坏,凡写工农兵出身的全好——这就叫‘歌颂工农兵’（自然也不是真的工农兵）,否则叫没立场.”这切中了当时的文学成规.对能否写知青英雄的问题,直到1974年才有相关的指示精神,代表主流声音的《燃烧着战斗豪情的作品——代序》中这样写道：“有这样一个争论：能不能把先进青年的形象写得很高大、并成为一部作品的主要英雄人物?我们认为,这首先不是个理论和概念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既然三大革命运动的现实斗争已大量地造就了这样的人物,文艺作品为什么不能写,甚至把他们写得比现实生活更典型、更完美些?”还说“只有深刻反映了现实矛盾斗争的作品才能写好英雄人物.同时,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反过来在现实的矛盾斗争中发挥战斗作用.”郭先红在搜集素材和实际写作时,对此并无十足把握.汪雷是到1975年10月才重复了与此相似的话.可以说,《征途》对知青的夸赞与评论文章塑造知青英雄的提法无疑有助于打消知青的疑虑,继续支持并坚持上山下乡,实现规劝的功能,小说文本与评论一度完成了一种“合谋”,但评论观点的对立也泄露了其中的秘密.

第一,从钟卫华与贫下中农的关系看,知青英雄的形象遭到弱化.王本朝分析指出：“建国初期,国家借助土地改革中的‘诉苦’而建立‘翻身’的心理感受和‘国家’的阶级意识.等国家政权不断唤起农民强烈的阶级仇恨,并以多数人的权力决定少数人的命运.能够让农民实现身份的转变,那是因为有了和国家政权的撑腰,这就自然有了对的感恩情结,由此形成对领导的国家政权的政治认同.相对于乡村社会和农民阶层而言,要在城市和知识分子中建立政治认同的难度要大得多,并且还要复杂得多.”这就确立了贫下中农的优越性,《征途》对作为“再教育”的导师焉能不费些笔墨,可以说贫下中农的身影一直在场.

第二,从钟卫华与其他知青的关系看,与“三突出”原则产生冲突.对“再教育”成果的渲染是小说的重要内容.钟卫华因表现突出升任民兵排排长和“伏虎连”连长,成为知青的榜样；梅英姿也被任命为民兵排副排长,回乡知青狄兰在跟家庭划清界限之后获准上山参加修路工作,被任命为炊事班的副班长,后升为代班长.他们的升职,没有涉及利益纠葛（如能提拔回城、更换轻松的工作）,被限定在再教育成果上.因此,钟卫华、狄兰等人“大有作为”的被任职,最终只是为表明“再教育”的实效而非晋升之道,以此证明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因为无效的“再教育”是不允许的.如钟卫华提出爆破攻坚计划后,一位懂行的副司令员表扬了他,“而今,一个刚满二十岁的革命青年,在思想哺育下,在广阔天地里经过较短的一番磨练,竟然能提出如此规模的爆破计划.后来者居上,成长得好快啊!”（P569）表明改造的效果显著.同时,《征途》对万莉莉和狄兰的出身并未深究,视为“可教育好的子女”而作为“再教育”成果的一部分.因为着力于“再教育”的呼吁,知青自我实现和社会认同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其他知青小说显著.

总之,作为“”中最早公开发表的知青题材长篇小说,《征途》具有起点性的意义.它侧重于为接受“再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文学论证,故而一直咬紧“再教育”主题展开叙事,具有“指导手册”的意义.“知青文学”与知青运动的不一致在《征途》中已露端倪,但小说对人物从红卫兵到知青身份转变的处理留下了不同于同期小说的印记,实现了“由于文学创作行为是一种单纯而自由的行为,因而对社会提出的要求应当有所超脱”.过于强调钟卫华对受教育者身份认同,使得小说出现塑造知青英雄的检测象,钟卫华仅仅是在对“再教育”角色认同的意义上成为主要人物,并不敢直接为钟卫华树碑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