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和国学教育

1905年,中国政府宣布取消科举制度,《时报》称为盛事,是“革千年沉痼之积弊.”《万国公报》因此宣布“是真中国历史上新纪元,而东方大局之转移在此矣.”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宣布成立国学院,舆论哗然.百年回首,真真一场世纪之梦.

沧桑百年,中国已经形成了崭新的传统,这个百年新传统才是我们当今社会的主流.而中国古代的历史传统,经过百年激荡,或者烟消云散,或者不绝如缕.对现存中国文化的总体格局进行任何方式的切割,都不会得出古代传统占据主流的结论.现实是历史运动的产物,而今的现实世界,主要是近代百年的产物.

百年中国,当然有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种种纠葛,1905年的废科举被认为是西学取得胜利的重大标志.从此以后,西学确实高歌猛进.但是,中西文化的激荡,也造就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成就,举凡近代的学问大家,无不是传统文化与西学融合交汇的结晶.即使研究传统学问,也比乾嘉学派更加精进.但是,百年中国,国学是大溃退的百年,曾经有过的整理国故运动,最后结局还是无声无息.批判传统是百年中国的核心文化旗帜,现实世界如同一件容器,因为空间有限,要引进西方文化就不得不多删除一些本国传统.

在中西文化之间,形成多种文化综合意见,如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等等,虽然中西合璧的路线最少争议,但是因为对西方文化的精华认识明确,而对中国传统的糟粕体认清晰,最后的结果当然是本国传统溃退,西方文化挺进.以教育体制而言,废科举兴学堂,中国向日本、欧美以及苏联学习过.虽然我们一直主张全盘西化是资产阶级的狂想,但是在教育领域我们确实实行过全盘西化,民国时期欧美体制占据主流,1949年以后则是全面苏联化.苏联化是西化的一种.

百年中国,政治主题高于文化主题,革命的任务比文化建设的任务更紧迫.许多争论看起来都是文化词汇,其实背后却以政治为目标.政治标准代替了文化的标准,政治标准成为评价文化问题的终极尺度.革命的形势紧迫,群众需要动员,从辛亥革命到新主义革命,无时无刻不是在形势紧张的条件下努力.文化问题需要心平气和、耐心细致的讨论研究,允许争论允许不同意见,但是近代的形势紧迫,革命的形势紧迫,对待文化问题无法和风细雨,只好疾风暴雨.有观点说近代是救亡压倒启蒙,如果从文化的视角看,应该说是政治压倒文化.不得已的条件下,我们只能接受历史,但是我们更应当承担起属于我们时代的责任.

世界在这一百年中也发生了许多变化,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百年不无帮助.二次世界大战,粉碎了人类种种梦想,也促进了人类的自我反省.在进化论主导世界的时候,优胜劣汰理论帮助弱小觉醒,也为以强凌弱助威,希特勒成为社会进化论的极端代表.二战以后,文化相对主义开始盛行,民族文化的相对价值被开发,全球化在经济领域依然独领,而文化领域的主旋律是多文化和谐.中国百年,正是在进化论的强风中找到了自己的出路,甚至为了生存而宁愿放弃传统,这就如同饥饿时节贱卖古董以求温饱一样.当我们被问到,一个以历史悠久而闻名于世的国度,究竟有什么值得推荐的文化结晶时,我们发现,我们是数典忘祖的一群.我们也曾知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应该有优秀的文化存在,但在批判传统的风潮中,我们对糟粕更感兴趣,对本国传统缺少情感至今谈起仍然不敢理直气壮,为对传统缺乏研究而无法如数家珍却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基本事实.

为了同一个地球,生物多样化如今已经成为人类保护环境的基本信念.为了人类共同的生活,为什么会对本国文化传统如此冷漠呢?政治思维代替文化思维的近代习惯,应该改一改了.

相对于西学,国学以中国传统学术为研究对象,它有着属于自己的存在方式和研究方法.国学是文化学术研究的系统,加深国学的研究无疑是加深中国文化理解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不仅需要经济层面,更应该有文化层面的.而在今日中国,国学需要建设和积累,国学研究需要培养队伍.这些都是具体工作,不是登高一呼可以完成的.编辑/廖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