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成因

摘 要：建安文学以其鲜明的时代风格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以其“慷慨悲壮”的时代风格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背景和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情风格,形成了建安诗歌所特有的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风貌.

关 键 词 ：建安文学；时代风格；慷慨悲壮

作者简介：胡煦（1976-）,女,四川城市职业学院艺术设计系,中国古代文学硕士.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30-0-01

一、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

世人对于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一直以“慷慨悲壮”为其定义.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论及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 ,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概括出了建安文学的时代特征.钟嵘在《诗品.总论》中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可以看出建安文坛已然百花齐放、作品繁多.尽管随着时代推移,建安作品好些失传,但从遗留的文学作品中依然能清晰看出建安文学慷慨悲壮的鲜明时代风格.

建安时期处于历史动荡、社会不稳之际.社稷动乱、民生悲惨是当时文人关注的首要问题.王粲的《七哀诗》,曹操的《蒿里行》、《薤露行》,蔡琰的《悲愤诗,曹植的《送应氏》等名篇都深刻揭露了暗无天日的汉末朝政,痛斥各地军阀的狼子野心.更是对深处水深火热中的苍生百姓的深切同情.字字句句无不饱含着悲伤和愤慨.

建安文学产生于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文人面对动乱的社会和曲折的人生并不归隐避世,也非颓废消沉,反而表现出了积极奋发的一面.能够正确对待现实和人生.这样的生活态度体现在了众多文学作品中.曹操是一位积极进取者,励志消除动乱,他在《短歌行》中咏到：“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名句.在《龟虽寿》里写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名篇.曹植、曹丕也都通过诗歌表达出希望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慷慨意志.其中较为突出的文人还有孔融和王粲.孔融在《杂诗》二首中提到：“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幸托不肖躯,且当猛虎步.安能苦一身,与世同举厝”.坦率表达了对功名的追求的奋斗之心.王粲在《从军诗》中多次抒发了自勉自励、奋发有为的精神.“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王粲虽处乱世,但不畏缩沮丧,而是尽自己之力为国效劳.这些诗句都冠以了慷慨悲壮的感情基调.建安文学中除了这些描写动乱现实、抒发个人理想的作品外,甚至在一些游仙诗和游宴诗中都有较明显反映.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建安文人在主观上都很看重人生享乐,也很珍惜宝贵时光.毕竟主观的美好愿望和客观的残酷现实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即便是在游览饮宴时,也常常表现出悲壮慷慨的情怀,蕴含着忧生之嗟的感伤之情.本来在写“游览”,但却陈词铿锵,毫不讳言对功名的追求,字里行间侵染了浓厚的悲怆激愤的时代色彩.

二、建安文学风格的成因

建安文学的最大特征即是慷慨悲壮.造成文学作品有此风格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的原因,其二是反映主题方面的原因.

所谓描写对象,主要是指建安时期特定的社会现实和现状.文人通过文学作品对当时动荡的社会境况进行了深刻的实录.曹丕在《典论.自叙》中提及的“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名豪大侠”“以还相吞并”,“百姓死亡,暴骨如莽”等等悲惨苦闷的情景,如实刻画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朽.黎民百姓深受其苦的惨状.这样的乱世,对于具有悠久历史、治世多于乱世的中华民族而言,对于以民本思想和儒家仁政为核心的民族心理而言,激发出的震荡是巨大的.人们一方面悲叹忧郁,同时也满怀愤慨激昂之志：“凡我同盟,齐心戮力,以致呈节,殒首丧元,必无二志.等洪辞气慷慨,涕泣横下,闻其言者,虽卒伍厮养,莫不激扬,人思致节.”（《三国志》卷七《魏志.臧洪传》）这样的记载在当时还很多,慷慨悲壮之情溢于言表.是自上至下的意愿,在建安时期具有代表性.

“慷慨悲壮”作为建安时期的时代风格,这不是当时个别文人的偏爱,而是取决于建安文学的描写对象.取决于当时动荡的社会现实和人们对待残酷现实所采取的积极奋斗的态度.这种积极的态度蔚然成风,具有普遍社会意义.

所谓反映主体方面的原因,指的是当时的文人大都有相近的政治态度、社会地位、生活经历和文化教养.文人间关系较密切,人生观、世界观自然会相互影响.

建安时期许多有影响的文人基本都出身上层社会,属于士大夫和官员阶层.尽管政治见解不尽相同,但对于东汉末年朝廷的昏庸、军阀的残暴都不同程度怀有愤慨之情.就生活经历而言,建安时期的文人几乎都经历过战乱.很多人“生乎乱,长乎军”迫于战争不得不流域迁徙、远离亲人、甚至随军出征.这些相似的经历、相近的体验让这个文人群体对现实生活的本质有深刻的体会和准确地把握.因此,文人们在创作的时候往往具有相似的感情基调.他们的作品或“自伤情多”或“抑扬冤哀”,或“漂薄之叹”,其慷慨悲壮的时代特征非常明显.这是建安文人形成共同时代风格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文化教养而言,建安文人受先秦儒家思想影响甚深.“王道”、“仁政”、“治世”这些民本思想使当时的文人们容易同情苍生百姓的悲惨境遇,容易关注国家社稷的兴盛与衰亡.他们渴望治世.所有这些因素都是造就建安文学走向慷慨悲壮风格的原因.

细读建安诗文,可以发现“慷慨”一词出现的频率极高：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短歌行》,曹操）

“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杂诗》六首其六,曹植）

“余音赴迅节,慷慨时激扬”.（《于谯作》,曹丕）

“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情诗》,曹植）

“收念还房寝,慷慨咏坟经”.（《游览》二首其二,陈琳）

“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曹植）

类似的例子,在建安文学里举不胜举,诗歌、赋、散文中都多次出现“慷慨”二字.无论是描绘音乐的优美,还是抒发作者的感情；无论是赞美志士的节操还是形容激昂的气势,尽管含义不尽相同,但大都含有激扬愤慨、悲壮忧伤的思想情感.不难看出,建安文人对慷慨的认同和追求.表明了文人们对慷慨悲壮的时代风格的追求是比较自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