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本然,融通畛域

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之一裘廷梁发表了《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明确将“白话”（现代汉语）推上了中国现代变革的中心.由它所开启的汉语现代化历程,迄今已百余年.而通常认为,以胡适《改良文学刍议》为首,所铺就的现代汉语载动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及其百年身,已建成为气势、规模、内蕴皆蔚然大观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政治、经济原因,虽同为汉语写作,在时空更替变换中,中国现当代文学也分期、分流与分隔经年.尽管“汉语”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如此稠密一体,但在过往的研究视野中,往往最难实现的就是如何真实地探味这两者的历史本源关系.层层裹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史,从来就不（单）是一种学术史和艺术史的评价,而是思想史、革命史的评价.在这样一种遮蔽本然、无力“四”顾、混乱不堪的政治逻辑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一直存在着一些不可证伪却未被掀开的前提基点,隐藏着一些不可获知却可能达至的历史真相,当然更有着与其他任一时间段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不同的研究难度.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一方面,中国文学的“语言的自觉”潮流已然掀起,诸如鲁枢元、张颐武、郑敏等人便广泛谈到20世纪汉语文学语言变革与文学写作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从“重写文学史”思潮伊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诸种问题似乎昭然若揭,来自两岸四地乃至整个世界的华人文学研究者几乎都要叩问此门,并提出各种各样的设想、命名,甚至文学史建构实践：“20世纪中国文学”“百年中国文学”“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中华文学”“中文文学”“华语语系文学”“华文离散文学”“近百年中国文学”“现代汉语文学”“20世纪汉语文学”“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共和国文学”“新中国文学”等这些概念的来由、内涵、命名者身份与意愿自然不同,其所选择的角度、标准（政治、阶级、社会、思想、主题、地域、时间、问题、美学、民族、国家等）当然更为五花八门.从未有一个学科会有如此纷繁杂陈的命名乱象,尽管这些都显示学界努力的自觉性.

朱寿桐先生正是在此已被反复探讨而学术积累丰厚的语境中,以高瞻远瞩的敏锐目光直面诸种问题,提出一被著名文学理论家李瑞腾称为“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术局面”的概念：“汉语新文学”——“以现代汉语所构成的‘言语社团’所创制的文学样态.”在诸种命名尝试中,“汉语新文学”具有无可怀疑的开拓性,在极高远的点上来整合“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无论是在对“汉语”语言本质的本真挖掘上,或是在对“新文学”历史本质及新文学传统的梳理,抑或是在由这两者构建而成的明确而整一、辩证而主次分明的文学世界,环绕着“汉语新文学”所开展的诸种观念,诸如语言社团、文化共同体、文化原型、文化归属感、文化、空域背景等,形成一个前人未做的学术工程,对当代文学史观、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均有气势磅礴的开创意义与学术贡献.

一、复活语言本然与新文学源属

在朱寿桐先生心目中,“跨界研究”似乎从未成为一个问题,也许对于真正的研究者而言,观点正确、视域开阔与否,绝非因旁征博引了哪一学科的知识.在他这里,事物总是包含着许多层面的纠合,于是论证命题时,总是信手拈来、竭泽而渔,任何学科均有资格予以支持.先生从语言学、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领域融会贯通于文学史观中,提出一个相当“成熟”的概念.对于“汉语新文学”,朱先生首先便从语言学切入对“汉语”的层层探究,因而“汉语新文学”首先的贡献,便在于通过对念兹在兹的“汉语”着力点的探询,对“新文学”语言本然进行追询,从而复活了五四时期新文学家对“汉语”语言的倚重,复活了“汉语”之于“新文学”的本质性勾连,在本然意义上呈现出未被显明的“原初”.

1.汉语意义与价值的空前提升

若以朱寿桐先生“学术预期”理论来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命名,强化的只是时代政治内涵及其变迁,而“语言”是被遮蔽或工具化的,甚至几近于无.

严格地讲,“语言”并非批评术语,然而“语言”在20世纪初取代“思维”“意识”“经验”一跃成为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彻底改变了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语言作为独立学科研究对象的确立,引发了西方几乎整个人文学科认识论及研究范式的变革.近代哲学家们将语言与思维视为彼此同源,相互依存,到洪堡特承继赫尔德提出“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再到索绪尔将语言与文学研究结合,孕育出与传统文学研究截然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语言在当代文化研究中作为社会和文化的表征,生产着对于世界的看法：“表征通过语言生产意义”.而在福柯那里,话语构成意义,意义依赖话语.语言与权力的结合促成了语言与阶级、种族及性别等领域的联系,使语言成为文化和社会分析的有价值的资源.因而可以确认,语言本质上就是文化层叠穿织而成的一个历史之网,换言之,“任何一种文学所体现的文化都与一定的语言承载有超乎想象的密切关联”.

然而就是如此可言之凿凿的论点,却往往被忽略.在被框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语言观中,至少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没有认真研究语言的本质,将其工具化,因而错误地看待了汉语变革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2.只重视“语言”,而对“话语”不曾仔细考虑,只认识其共时性,而忽略其历时性；3.不理解汉语与汉民族的文化丝缕相连,语言就是文化本身.

“汉语新文学”以语言为中心词,这是从文学的本质层面来强调文学的自治性；朱寿桐先生首先提醒我们,不能忘记语言本身也是民族的产物.他认为语言并非孤立经验的产物,它必然要通过“言语社团”而与民族、文化产生关联,进而“文化原型与文化传统必然凝结于语言”,建基于此的文学必然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确切地说,国家的形成与新语言文学的兴起都来源于同一个原则.语言充任着某种决定性的因素.朱先生专从天然语境、风格状貌和文化共同体三个方面来分析以语言的种类作为区分“文学问”的依据.首先,“同一种语言天然地构成同一种语境,同一种语言所写作的文学,客观上构成了一个天然的、无法用国族分别或政治疏隔加以分割的整体形态”；继而,同一种语言文学的韵味、美感与象征意趣也明显趋近或一致；再者,文学所呈现出来的群体文化也是建基于同一语言的文化原型的表现.因而,既然语言担承着如此巨大的规定性,它自然可以与文化一起成为“文化间”的分界标志.朱先生明确指出“汉语新文学研究者面临的‘文学间性’问题首先不应看是否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范畴,而应是判断是否用汉语写作并是否表现汉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和文化特性”. 赛义德在《世俗批评》（“Secular Critici”）中指出,批评意识的核心,是“源属”（filiation）与“从属”（affiliation）之间的合作关系.赛义德将“源属”定义为先天的、自然的,具备繁殖后代子孙能力；但是由于人们疏远所有劳力生产的东西,包括孩子,造成“源属”困难重重而最终不可企及.为了创造新的、不一样的人际关系的发展途径,结果“其社会存在模式就仰赖从属关系而非生物学连接的机构、组织、社群”提供了其他可行之道.赛义德有关“源属”“从属”的关系理论,常被后殖义者援引,然而当我们用之来评价“汉语新文学”时,却可得到某种方法论的启发.作为文学的源本规定属性应为“语言”,而在此之外的国族或政治仅是“从属”附着物.但在研究视野中,却反将“从属”置于“源属”之上,罔顾其存在的合法性.朱先生恰恰可贵地认识到这一点,通过创造性的转化与融通,褪去文学遮眼的种种外衣,还原语言之于文学的本质关联,将语言一文化观念接导入到文学批评或文学史建构中,使人们在新的认知框架中重新理解语言（话语）的作用,重新审视文本中由语言（话语）构成的问题,这貌似仅仅回到“原初”,实则开启了文学研究的新图景.

2.复活新文学的历史本质与传统

从语言本体的追询出发,朱寿桐先生进而将语言历史化并置于五四新文学中,从发生学意义层面进行考察.他认为,“汉语新文学从发生学意义上说体现的乃是汉语白话文学的本质,其成熟的历史和发展的态势所展示的仍然是现代汉语文学表现的艺术形态和审美性能的提高”.如若这不算是石破天惊的新声,,也绝对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之语.通常在谈到五四新文学运动时,研究者更多关注于其激进的政治批判态度、颠覆传统文化的决绝立场以及对唯美主义文艺观的批判,而语言的求新求变的探索往往被视为一种辅助性阐发.这便是朱寿桐先生明确指出的“文学研究界不习惯于从语言本体看待新文学的诞生与新文学运动,导致了这样一个严重的历史事实被长期遮蔽：在文学革命的一系列论争之中,‘新旧’两派的冲突其实更多地聚焦于废除文言的语言策略而不是开放与现代性的思想文化观念”.正因为对语言本质意义的不理解,对语言与文学的一体化关系的割裂,从而导致对“新文学”本质的视而不见.

朱先生通过对五四新文学的知识考古,指出现代汉语之于新文学的本质关系.他指出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比《文学改良刍议》更准确地切中新文学建设的要穴：国语的要素,指出该文首次提出以国语的白话（现代汉语）建构新文学的汉语新文学本质命题.正是“国语的文学”的提出,才招致一批如林纾、严复等人的反对.然而问题恰恰在于林纾等人是身体力行倡导文学和文化开放的先驱,何以如此反对‘新文学”?朱先生切中肯綮指陈原因正在于“他们并非质疑新文化倡导者的开放态度和现代意识,而是为了捍卫文言的正统以狙击引车卖浆者流所操之语对文学语言的侵袭”.同样的问题也在于国故派、甲寅派、学衡派身上,甚至与新文学发展的后续各个阶段.通过述考得出“汉语新文学在总体的文学表达和文学意象的创造方面所积累的每一个成就,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与不同时段不同内容的汉语语言问题在不同层面上的解决有直接关系”.正如苏联的教育心理学家乌申斯基说：“语言是一条最生动、最丰富和最高尚、最牢固的纽带,它把古往今来世世代代的人民连接成一个伟大的、历史的活生生的整体.”朱寿桐先生通过对五四新文学层层裹封的历史雾霭进行清扫,重新发现语言本体之于“新文学”的诞生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这种对汉语新文学最本源的发生原因、基本规律、历史真谛的揭橥,无疑是很大的贡献.“汉语新文学”因而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具有极强的自明性.

作为一个缜密的体系,朱寿桐先生对“新文学”的复原远不止于语言,尽管沿用五四时期先驱们的“新文学”,却比之当时将“新传统”与“旧传统”决然断裂的狂飙突进因而略显机械化的态度更为包容.“汉语新文学”建构在有关五四文学时代特征的定性分析上,“更体现着新文学突破旧文学传统,建构新文学传统的根本诉求和本质名意.”事实上,“汉语新文学”的概念并非一蹴而就,对其内蕴的探索,先生是一以贯之的.早在90年代,朱先生身临“重写文学史”思潮现场,并发表相当的文章予以创新性地表达,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对“新文学”伟大传统的内涵的创见.所谓“新文学”的“新”并非如人们一般性理解那样体现着新的形式和内容,而是新的文学传统的建立.专文《论新文学的伟大传统》论述,其基本出发点也同样在于复现五四新文学的真实、整体风貌和区别于其他时代的本质特征.对“新”的理解的微妙变化,导致五四新文学作为浅表层面的“新”轻而易举被“现代”或“当代”的时间性概念所替代,扩而大之,那些以时间线轴为主要着力点的命名,诸如“20世纪汉语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近百年中国文学”“现代汉语文学”“20世纪汉语文学”“中国现代汉语文学”“新中国文学”等,表面上是强调文学的时代性,实则无视文学时代性的实质意义,幻化、均质化了时间的内涵,忽视时间与空间交汇点——新文学的发生、发展所形成的新传统对于整个汉语文学的影响和重要意义.而“汉语新文学”能够在时间上彰显新旧承继的脉络,因而既能突出新文学的时代背景、空域背景,同时也在更广阔的视野上看到汉语文学的发生与发展.

二、融通畛域与建构序列

如果说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理论实践仅从线性轴上确立“当代性”的历史坐标,“汉语新文学”的提出,则从历时共时层面致力于揭橥汉语文学研究的“跨地”（Trans-locality）与“一体”“整合”与“分化”的诉求.“汉语新文学”从新文学的源头入手,将五四中国大陆新文学运动视为文化聚焦的时空背景,将海内外文学引入其新开辟的阐释空间.因而“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另一贡献在于一方面是高度的整合性：在最大限度跨越各种定见、国家板块、政治地域,消弭古今阻隔,渴望内外同体的整体性；另一面又能将内部各种不平衡发展、不对等现象、文化异质性显明地勾勒出来,在区分与互补中建构“汉语新文学”的文学世界,而其中,对“汉语新文学”的主体阐明和文化归宿、文化,对海外作家的独特的文化呈现、文化心理、文化意识的阐发,又更是一种全新的开拓. 1.主体确立与区域整合

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命名所行之实仅为大陆汉语现当代文学这一问题,这些年来有较多的学者已有较为深度的探讨,然而这样一个如朱寿桐先生所批评的“临时性学术概念”“明显拼凑型的学科名称”有着“某种稚拙与不严密”,而且很难用西方语言“做准确的翻译与表述”的“”学术概念,却依然纹丝不动其主流地位.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这样的命名,站在中心位置,占据制高点,容易出现专横独断.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中心”“家国”,究竟是归属、国家、血缘、地域、属性的代名词,抑或是束缚、钳制、封闭的工具性概念?似乎都可被各执一词.

研究者一旦从边缘位置出发,往往易以偏离中心概念为主轴,采取与支配性论述冲突矛盾的抗拒、颠覆战斗姿态.且不说中国文学,20世纪后期的一些西方文化思潮都本有这样的姿态,后现代主义、后殖义,尤其具体到离散美学,更是以“反抗政治”作为其美学.身在西方语境的一些研究者,常常采取类似姿态.李欧梵就倾向于视海外的位置为优势,认为只有身在边缘海外,才能有足够的距离抗拒身处中心的执念.近年来,华人学界参照西方语系文学,提出“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王德威认为“‘华语语系文学’的版图始白海外,却理应扩及大陆中国文学,并由此形成对话”,认为如马华文学,“从国家立场而言,这是不折不扣的外国文学,但马华作家的精彩表现却在显示域外华文的香火,仍然传递不辍”本欲消弭国族意识,却反体现强烈“国族意识”,将“马华文学”视为“不折不扣的外国文学”,其实这正是朱寿桐先生所指认的问题：“海外作家的绝对行动性与所属地域的相对稳定性构成了明显的悖论关系,这种悖论直接影响人们对其文学的国族属性的定位”；史书美同样将华语语系文学与中国文学区分开来,“我所指的中国文学,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华语语系文学,则来自中国本土以外,在世界各地以华文写作的华语作家.等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创造出‘华语语系文学’这个新词,以便抵抗中文文学界的不公平现况：在中国本土之外发表的华文文学被漠视,被边陲化”.在史书美的构思中,华语语系文学俨然被模塑为一种对立论述,其用意在“抵抗中文文学界的不公平现况”,以避免“被漠视、被边陲化”.而一些批评者费心安排的批判和反抗策略似乎只具有破坏性,而无法提出任何建设性的另类抉择.

“汉语言文学”概念恰恰是对极端予以衡正,融通畛域,实现去畛域化（deterritorialized）.如上所述,朱先生通过述考融通,指出“汉语新文学”的文学主体正是由现代汉语在白话文运动基础上建筑而成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伟大文学传统.而正因为作为整个汉语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的缩影——汉语,对于中国文学家以及海外的华裔文学家来说就是文学的归宿、精神的家园,因而汉语本身无时无刻不在召唤着来自不同区域、政治意识形态下的汉语使用者在此地或者异域,定向回旋于“汉语”与“汉语新文学传统”的天空.

当然,中国的历史与因循而致的现实,深刻地规定了汉语新文学不得不存在的“板块”状态：一面是源于同一语言一文化共同体、同一新文学传统的文学存在,另一面是上百年政治、历史使然的分隔和分流.因而,要用何种浩大的气象,才能整合这样一个时空交错的“共同体”?从这个角度讲,“汉语新文学”极其可贵的优胜性,正在于其既是一套复杂交错的政治、地理与文化网络,同时也是一个概念性的空间,它一面超越了以国族归宿来论定作家身份、归宿的普通做法,消弭国族意识,使得汉语新文学的内涵更为明确和开阔,成为一个超空域的概念；另一面却能借以捕捉“中国”这个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学术的甚至是心灵的范畴,是如何在具体的两岸四地与海外的社会体制、象征政治与人口移动当中出现、成形与转变的.

必须明确的是,“汉语新文学”概念的本意、事实并非“祛政治化”,并非如在德雷福斯案件中决绝地高喊“我控诉”的左拉一样,坚决割裂此前一向与作家、知识分子相关的民族、家国荣誉、民族话语等.“汉语新文学”一面是超越将政治地图强加于文学和知识地图之上的定见,另一面所创意绘制的汉语新文学的生态地形图,却又很明显地具有“主体性”.首先强调汉语一词由于其自身所隐含的文化共同体的文化内涵,足以成为绵延四地、海外的汉语写作者的精神家园和文化归宿；进而,从汉语新文学来看,五四新文学的“伟大传统”理应成为各时、各地的汉语写作者所继承（或者改变）的精神资源；最后,“中国大陆的中心地位不仅不容置疑,而且也无法动摇.任何一个以‘汉语’为关 键 词 的概念,都不言而喻地在其中心意义上指向中国大陆”.这就是朱先生多次强调的“汉语新文学概念不仅不可能消解中国的主体和核心地位,而且更强化了在世界汉语文化中的这种主体和中心地位”的意义.这显然与当前诸多时髦的诸如后殖民、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有着极大的不同.“汉语新文学”,因而有利于描述文学世界的等级结构,超越内部运作的种种限制.

那种单一的观念至今仍在文学世界中占有很大的一席之地：检测以“多元化”“去中心/边缘”的理论裙角,而将呈现的汉语文学,人为地塑造成平等交易、没有斗争、各自相安无事,因而也便老死不相往来的文学世界.认为文学是完全脱离历史、脱离民族世界、脱离政治和军事斗争、脱离经济依赖和语言通知的概念——也就是非民族、无党派、没有政治,没有主体中心的一种普遍文学.“汉语新文学”极为可贵地剔除并界明此种做法,代之辩证地消除“非学术的顾虑”,使“汉语新文学”具有极高的实践可行性.

2.“文化”与“文化归宿”的创意与胸襟

在对“汉语新文学”的倡言中,朱寿桐先生还创新性地从海外华文作家与母国关系的角度,来谈文化归宿感和文化.这无疑为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两个学科藕断丝连的尴尬现状,提供了一种极佳的整合途径和考察角度.

在这方面,一些民族主义者喜用“海外中国人”来称谓离散者,显然检测定这些离散者在政治身份上依然以怎么写作中国为最终目的,这实际上难免使“中国人”这一具体化的范畴,作为一个种族和民族的标签,“成全了诸如排外、替罪羊和迫害的各种企图”.一些海外华文研究者,反对以生硬的国族身份来看待海外离散者,并通过各种途径抗拒来自中国的“再中国化”（resinicization）的压力：无论是非中非美（美国华文文学）的“华美心态”（Chinese American sensibility）,如赵健秀的“亚洲文化和美国文化都不足以界定我们”,王灵智的“双重宰制”（dual domination）,还是90年代后金惠经提出需超越文化民族主义,黄秀玲更对华美文学中的“中国取向”颇有微词㈣.周蕾在《原始的》中,多次表达要解构“中国性”,认为历史无法支撑起那些西化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回归“纯粹的种族根源”的幻像,指认起源的神话是一种传统的本质主义话语；潘翎也指出美国的华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文化根基,因此“失去了中国性”；王德威主张“去中心化”“去中国化”,将原本作为“祖国文学的延伸”的“世界华文文学”翻转为没有中心的“众声喧哗”.然而这些提法或实践,都容易掉入政治意识形态的陷阱而不自知.朱寿桐先生就曾风趣地将这种“去中国化”比喻为“拔起头发想离开地球的‘去中国化’倾向”. 一般而言,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与大陆文学（作家）之间的巨大裂隙只有身处边缘的作家才能体会得到,他们确实存在很强烈的“归位焦虑”,仅仅为寻求自我确认,然后获取进入中心区域的许可,因此他们比他人更清楚地看到文学的权力平衡的本质和形式.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在中国文学研究界“不断淬炼”的朱寿桐先生,却能以比换位思考更为高远的世界性视野与胸襟来看待,并魄力于融通这种“畛域”.他以洛夫、白先勇、聂华苓、金庸、傅天虹、张默等著名海外作家诗人为例,将作家个体感性的离散叙事与身份现象提升为关于“文化归宿感”的理论.探讨在特性关注与共性提炼的研究中,如何以“文化归宿”与“文化”促成积极有效的沟通对话.以“新文学”的时空背景为基点,探讨如何在面对历史上共同研究对象时建立理解的共识前提,如何在层层叠嶂的大陆文学史话语谱系中修改和重建.认为中国作为华人社会的心理中心,“具有华人和汉语使用者‘集体认同的象征单位’的某种意义,也就必然成为华人世界文化归宿感的对象”.从这个角度看,“汉语新文学”的另一大贡献,在于设身处地为海外离散者“复活”了原有的精神家园、文化归宿,也就开辟了一片全新的学术阐释空间.如果从朱先生的以语言本体为文学间的区分方法来看的话,那些囿于政治、国族意识而极端走向“反抗离散美学”,尤其是文化抗拒、文化失落、家园迷失的海外华文作家,就可从这温润人心、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角度出发,寻找“文化”意义上的“文化归宿”.所以,“汉语新文学”概念,有利于解除离散作家处于后殖民与后现代脉络交错下引发的“归位焦虑”,有利于消弭跨文化抗拒力、认同动摇,“有助于克服汉语新文学概念的这种（当代社会学术问题所包含的各种敏感话题）时代性隐忧,使之关涉的各种问题回归到学术本体展开讨论”.

三、不是结语：世界性视野与气派

事实上,学术研究正确的（科学的）态度,首先就是一种基础性工作,在对纷繁混乱的学术话语及其概念的定义、内涵、旅行、扩延和发展的梳理中,加以切实的理解和梳理,厘清其指涉对象、范围和背后的思想轨迹,这首先便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和丰富文学史观与整个文学研究表述系统.而学术研究的高层次,是世界性视野与博大胸襟的深切融通.在朱寿桐先生这里,世界性不止于其将世界范围内的汉语写作看作一个有着密切文化关系的整体,而是在其研究方法上,注定必须是面向当代、立足发展的世界意识.

朱先生对中国的现状和学术发展保有义不容辞的文化自觉,这包括对本民族文学文化的深切理解和本真研究,对自身文学、历史文化内部结构的清晰度以及这一结构面对外部张力和扩延的可能对接点,对国际学界在相关领域的发展所保持的特有关注、确切把握和应对方式.同时还以其深厚的人文关怀与情感热度,以文化包容的心态,来面对各种矛盾纠葛、演变与异质.

他谦虚地认为“汉语新文学”只是一种学术概念,然而,当他围绕其建构了诸种理论,其意义便不只是对概念的明确,也不仅在于对当前混乱、尴尬的命名现状的拨乱反正、“学科正名”,而是通过对概念的重新铭写来质询文学史写作以及文学思维的基本前提,为多维的文学史、文化批评提供了可能.因而,“汉语新文学”作为概念,更作为方法、理论视野：一种在关乎语言、文学、文化、群体的历史和经验范畴之上的认识论.其所开创的阐释空间,能够帮助解释20世纪至21世纪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运动下的整个中国文学的本质、发生与发展.并且,其理论通过提供可替代种族、国家与受限的文化这些传统概念的选择,还原汉语文学的审美表达与本体研究,进而可用来分析文化间及跨文化的过程与形式,如此,使汉语新文学具有了“世界性”的品质与意义.

在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融通问题上,“汉语新文学”不是倡导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对各个特殊对象采取大包大揽、无视其个性存在的“均质化”思维方法,而是建立一种系统性的研究取向,把海外华文文学涉及的不同对象和问题做关联的、互动的理解,从中找到跨越国家和地区分割的汉语文化的文学规律,据此打破人们从英语文化、法语文化和德语文化等的推广传播中形成的某种“均质化”倾向,将汉语新文学放置在整个世界文学的潮流中进行探讨,还世界文化以多元组合的丰富面貌.斯洛伐克著名汉学家马里安·高利克正是在这种启发下,提出了“作为跨文学共同体的汉语新文学”的概念,充分彰显了“汉语新文学”在文化全球化时代更为开阔的研究潜力.

朱先生本有这样的自觉：“文学史观的建构必须与文学史著的操作实践亲密结合起来,脱离可操作性的空洞的文学史观与没有鲜明史观的文学史操作都是不值得鼓励的.”因而,在“汉语新文学”的实践巨献《汉语新文学通史》的出版后的那些盛赞,不管是“开创新的学术局面”（李瑞腾）、“有足够的气势酝酿成一股学术运动”（屠岸）、“新收获”（汪应果）、“新概念、新体例”（吴敏）,还是“新概念、新框架、新诠释”（古远清）、“里程碑”（骆寒超）、“新视野”（周晓风）都肯定了这一概念充分的说服力、可行性与贡献.当然,“汉语新文学”目前的建构难免存在一些待处理的问题,除了朱先生自我反思提出的“学术预后”问题外,肯定还有其他当前所无法全面涉及的盲点,不过,这些既不掩盖这个概念的卓越的学术贡献,也更有利于推进学术界孜孜不倦的深入探讨.

（作者单位：东莞理工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责任编辑：吴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