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白烨

认识白烨二十多年,后又是研究室同事.有时回想起来,我会惊讶于从那时到现在,他看起来几乎没有怎么变,不知道是否距离近、接触多所致.

当代的中国文学批评,从八十年始复兴――更确切些,还不如说从八十年代才形成真正的“文学”批评.1986年,当时颇具影响的杂志《当代文艺思潮》,出版了一期“第五代批评家”专刊,以彰显这种崛起.不过,我不太清楚‘第五代”是怎样划分出来的；倘若依了我,前三十年算一代,从八十年代起才有了第二代――全新的一代.

在这一代中,白烨是老资格.我第一次看到他时,他就以成熟、干练、沉着的形象出现,与初出茅庐、雏凤新声的南北新秀很不相同.我曾有幸在一些场合聆听他的发言,我不记得从他那里听到过峻急偏激之辞(这在八十年代十分常见),然而这并未妨碍发言者把一种活跃与前行的思想姿态留在你的脑中.

文学批评不仅在八十年代崛起.也从那时开始细化,从一到多,由简而繁.观念上,有人倾向社会学,有人倾向哲学,有人倾向心理学,也有人倾向形式主义.而在批评风格方面,也出现以理性或理论色彩见长、以作品分析见长和以文学态势宏观整体把握见长这三种.当然,这只是粗略的概括.

说到文学态势宏观整体把握这一路,多年来,白烨都是佼佼者.尤其是,曾经与他风格相近的一些批评家,后来往往有所变化或者不做,白烨辄坚持不懈、以至于今.这无形中使他成为当代文学的一部活字典.我知道不少批评家,自‘撕时期”以来在不同文学阶段,曾留下深深足印.比如‘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女性文学”等他们在这些重要文学现象过程中,发挥过作用,握有充分的活语权.可是,如果要举出这样一个例子,能够跨越“伤痕文学”到“80后”的所有阶段,并对它们都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而且具有高屋建瓴的全局眼光,那么关于这样一位批评家,我所想到的只有白烨.

作为切身体验,我个人是从这样一件事领略他的敏锐的.在中国,因为多年对,艺术形式”保持警戒,文学批评几乎不敢单独谈论此类问题,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仍然如此.如果没有记错,对文学语言的关注和讨论趋于活跃,在1986年.对文学批评来说,1985年是“方法年”,1986年则是‘语言年”.那年,突然出现了众多淡语言的文章,汪曾祺、林斤澜、李陀、何立伟、程德培等等,都有力作发表.而仅隔一年,一本题为《小说文体研究》的论文集即告出版,署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编”.在出书效率四平八稳的八十年代,这种反应速度相当惊人.它的内容简介写道：

如果你曾经为读不懂近年来的一些小说而皱过眉头,如果你想知道成功的文体实验与拙劣地玩弄技巧的区别,本书会给你帮助；别一种批评眼光,别一种审美尺度为你提供观照文学作品的新视角.如果更深地思考一番,你会从本书有关文体的不尽相同的分析、认识中窥见“小说文体研究热”这一现象本身所蕴涵的社会、历史因素.

百余字,有此精当概括,非高者不能.此书我因有拙文收在其中之故,在其出版前即有了解,而且知道编者正是白烨.他还专门写了一篇《小说文体研究概述》,置于书后.文内分列“文体问题的宏观考察”、“文体问题的具体探索”、“小说作品的文体批评”三个方面,对这一新的批评动向做了全面介绍和评论.有经验的人知道,这样的文章岂是朝夕可致必以密切追踪、勤渎博览为基础.总之,此书的编辑与出版,以及那篇概述,令我对白烨关于文学态势的洞察力、眼界,包括对他为掌握文学现状所下的案头工夫,印象至深.

而真正认识他的为旁人不及之处,是在成为同事之后.可以说,白烨对三十年来文学如何了然于胸,单看文章或未及其十之六七；大概文章总不免有所裁剪,抑或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不像平时讨论和交流.无拘无束,恣肆汪洋.研究室常会研究些选题之类,每当此时,白烨必为一二主角之一,尤其涉及当下文学的状况,大家便自动把目光投过去,恭候他的意见.而他的讲述或归纳,不仅清晰,也精当恰切、直中鹄的,多年来我由此获益深感良多.最高潮,出现在年末.每年辞旧迎新之际,研究室便全室汇集,也把业已退休的老先生们清回来,以学术座谈方式回顾即将过去的一年.印象中,白烨总是被要求第一个发言,而此发言必是整个座谈的主旨发言.他这一,位置”,不单在职者认同,老先生们亦欣然接受.听完这个发言,当年中国文学基本情况,从现象到作品,从问题到要点,不分巨细,尽收眼底；而且在概括、评价的同时,还间以一组组可靠详尽的数据,例如当年全国长篇小说出版多少部、若干热门网络文学作品点击率多少等等.每年我都以此为很好的学习机会,盖自九十年代末以来,我个人的研究工作转到旧史方面,对当下则阙读少闻,而白烨的年终概评似乎是个捷径,听上一次即可补足对一年文坛的了解,益发助长了我的偷懒.其实,抱着类似心情的,我想应不止我一个.

前面说,在做当代文学态势整体把握的批评家中,我认为白烨是个代表；这并非仅仅因为他做得多,做得长,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做出了特色,甚至做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对此,不能不提到“文情报告”.这工作,他从2003年做起,逐年一册,未尝中断,已引起上上下下一致重视,听说有部门整合人力资源,仿此思路以行.在我看来,“文情报告”是一种独特的批评方式,它的意义和启发在于,文学批评并不止是发议论、表是非,有时,只提供记录和材料可能是更好的方式.这些年我在做旧史研究中深深感到,历史其实就是一个澄滤过程,当初一些颐指气使、自视甚高的评论,在后人眼里并没有多少“价值”层面的意义,相反,主要也只是被当作一种研究的“材料”.因为时过境迁,原来臧否都免不了要重新看过.做文情报告的批评家,比较含蕴,不那么咄咄逼人,但愈是拉开时间距离,可能愈显出他的力量.

为什么这种思路形成于白烨而非别人脑中以我的观察,他有“材料”天性.这恐怕并非人人都有的禀赋,能够留意和关心“材料”,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主张客观、注重本原、追求朴素而非虚华的知识.这种素质是与生俱来的,就像喜好抽象、空洞之辩,往往也是性情使然一样.我以为,白烨的天性,在他那多达二万余册的藏书中表露无遗.这些让他有时谈起来颇显“苦恼”的“负担”,是我关于他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在我看来,他于其中的兴趣,绝非成为,书家”,而是对“材料”和占有“材料”拥有特别强烈的,亦即‘材料”天性在起作用.这似乎是题外话,但稍事细想,你会找到他所以搞出文情报告的根由.

当然,他不会被“材料”淹没.如果被‘材料”淹没,‘材料’本身也是废纸.我一再说到白烨的敏锐.这敏锐,有时显得跟他的年龄不太相称.迄今,在“80后”、‘肯春文学”方面,他的话语权份额似乎是最大的,“韩白之争”余波至今犹存.对此我经常暗自称奇,我比他小近十岁,对于“80后”一类现象,心理上早就跟不上趟,而他却不但从未拉下,还在当中领其.这就是为何我会说从认识到现在,他看起来几乎没有怎么变.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同时代、同类型的批评家都渐渐消失不见了,他却能前行到今天,仍保持着潮头状态,答案除了工作的认真与勤奋,应在于内心的敏锐、新鲜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