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和我

三十五年前,我读到白先勇的短篇小说《毕业》(后改题《那晚的月光》收入白先勇早期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就倾心不已,曾在《自由青年》杂志写过一篇赏析.年轻时候,我也是白先勇创办的《现代文学》杂志的忠实读者,他在自己办的杂志上几乎每期都会发表一篇小说――就是后来结集出版的《台北人》,我万万想不到这本最初由晨钟出版社(白先勇创办的出版社)印行的书,隔了十年,也就是一九八三年,突然改由我的尔芽雅出版社接手,世间事,真是始料不及.

一九六八年,我开始有了每年编辑一本“年度小说选”的构想,这件工作后来持续做了三十一年,直到去年(一九九九)才结束.“年度小说选”第一集就选了白先勇《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写信到美国征求他的同意,他爽快地立即答应,自此和先勇通信,后来他回台北成立晨钟出版社举办庆祝酒会,邀我参加,一见如故,先勇是吃过我妈妈煮的菜的少数几个朋友之一,妈妈对他赞不绝口,而先勇好像也一直忘不了妈妈的手艺,“老太太的菜做得真好”,多少年后,他嘴上还常挂着这句话.

在办尔雅之前,我曾投资另一家金字塔出版社,那家出版社的发行人林秉钦,同时也总经销《现代文学》杂志,当先勇知道我投资的钱收不回来时,他出面要林秉钦先把钱还我,而那钱,其实是先勇拿出来的.这件事,要不是先勇为尔雅成立二十周年写的一篇回顾文字里说出来,至今我还被蒙在鼓里.老实说,要不是取回了那笔钱,后来我不可能成立尔推出版社,所以尔稚出版社能有今天,第一个要感谢的人就是白先勇.

白先勇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永远在默默的助人.他的“悲悯情怀”,不是只表现在他的小说和他创造的人物身上,他本身就是一个最具悲悯情怀的人――他爱才、惜才之外,也肯为文学献身,年轻时候,他就筹钱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另外三位合办人是欧阳子、王文兴和陈若曦――四个人都是台大外文系的同班同学,也全是夏济安教授的学生．他们为《现代文学》出钱出力,但真正全心意护着《现代文学》的,应该是白先勇,到了美国：他仍设法三百、五百美金寄回台北,为了让《现代文学》一期一期继续办下去,姚一苇、余光中、何欣和柯庆明等教授都被他的诚心感动,他虽人不在台北,而这些教授仍然一期一期帮他编出来,白先勇是《现代文学》幕后的一双推手,后来,《现代文学》由于种种因素还是不得不停刊,我想,这是白先勇一生中的最痛.

白先勇曾经把属于他的一户房屋卖掉,将得来的钱创办晨钟出版社,我想,他最初想法,一定是希望出版社如果可以赚一点钱,就可以贴补赔钱的《现代文学》杂志、养住《现代文学》杂志.谁会想到,不到十年,晨钟维持不下去,一户房屋也就这样化为乌有. 不但如此,为了让“晨钟”能继续生存．白先勇自己的畅销书――《台北人》――一版又一版印刷,他却从来不领一分版税.白先勇真正拿到《台北人》的第一笔版税,要等到尔雅版初次印出来,如今,《台北人》在尔雅印了六十多版,白先勇每回从美国回台北,他说：“隐地又会送版税来”,是的,只要书却销,作家就仿佛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果子树――每年都会有果子吃,作家开心,出版社的创办人,何尝不一样心花怒放. 我前面说过,白先勇爱才――写《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红遍两岸的余秋雨教授,最初也是白先勇回大陆时发掘的―――白先勇在一九九一年,前后不止两三次写信给我要我注意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余秋雨,我事情多,编辑桌上永远有回覆不完的信,并未听先勇话,立刻写信给秋雨先生,有一天,突然接到白先勇从美国拨来的一通长途：“余秋雨教授现正在台北,住在国宾饭店,你赶快和他联络,他的《文化苦旅》你要争取.”我终于拜访了余教授,也谈妥了合作出书,将近十年,余秋雨在台湾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白先勇发挥了他的先见之明,可见白先勇不单是自己小说写得杰出,别人有没有才气,他更是一眼就能辨识.

我的尔推出版社于一九七五年创社,以小说、散文为重心,三年后才开始印行诗集.诗人陈义芝在为尔雅编《尔雅诗选》(尔雅创社二十五年诗精华)时发现,尔雅七十年代出的唯一诗集是杜国清的《望月》,这本诗集当初就是白先勇交给我的,他说：“诗集是出版业的票房,但是一个文学出版社无论境况多么困难,一定要出版几本诗集,没有诗集,就不能算是一个文学出版社.”作家,特别是小说家肯接纳新诗的并不多,但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我慢慢发现,文章从少年写到老年,能像酿酒似的愈写愈醇美,一定是肯读新诗旧词的.另一位权力推广新诗的散文大家王鼎钧,他也一再劝人读诗：“我在没有灵感的时候,一读诗,源头活水就来了.我在缺乏想象力的时候,一读诊,思想就生出翅膀来了.我对写作丧失自信的时候,一读诗,就又有了勇气.”

如今,尔雅是所有台湾文学出版社中出版诗集最多的出版社(但也可能是把诗稿退回给诗人最多的出版社),更大的收获是,由于大量出版诗集,一九九三年,我五十六岁那年,竟然也跳进诗队伍写起新诗来,七年来,出了三册诗集,被人戏称“台湾最年轻的诗人”,这事,也有点不可思议.但我乐在其中,而如今我重提这件事,也是饮水思源,想到要不是白先勇当初提醒我出版诗集,说不定尔雅至今仍只出小说和散文,对一个号称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单位将是多么大的一种缺憾.

这几年,先勇每次回台,我们总要见面叙旧,我了解的白先勇,他仍在写作,一方面在写他父亲白崇禧将军的传,一方面他可能一直在写一个长篇,或者是,他一直想把“纽约客”系列完成.白先勇如今不只是关心文学,他也关心整个社会.前一阵子,他和爱滋专家何大一教授回到台北,办了一个大型的防止爱滋的会议.看到年纪轻轻的生命,一个个在“中途之家”等待死神的降临,白先勇何其痛心,他呼吁政府和社会要面对残酷的事实,再不设法解决问题,而像驼鸟似的躲着,爱滋将继非洲之后继续侵袭亚洲,亚洲是世界人口的大仓库,如果不及早防止,将来祸害子孙的程度可能比任何一个战役还要来得大.白先勇看问题一向看得远,所以他要跳出来,加大分贝提醒各界,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正视爱滋,不要以为和自己无关,地球如今已缩小成一个村庄,必须事事关心,否则下一个受害人可能就是我们自己.

白先勇的文学世界是悲天悯人的,而他自己的处世哲学也是宽厚,他更以悲悯的心,希望我们生活着的世界会变得美好.“至少,不能比现在更坏!”尔雅为了让热爱文学的人看到他的小说艺术,先后出版了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究与索隐；刘俊的《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以及袁良骏《白先勇论》,透过这些书的导引,我们对小说家白先勇会产生无与伦比的尊敬,是的,小说家是人类世界的良心,让我们一起读小说,读小说,我们才会看清我们生活着的世界为何腐烂,我们要如何拥有一颗清醒的心,请翻开任何一本世界级的好小说,你就是在向自己索取一个干净的灵魂.人人这样做,我们社会的明天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