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

一、

乍暖还寒、乍寒还暖的节气,圣彼得堡市时有一景：湿湿的雪片漫天飞扬,落在脸上,如泪洗面,落地消融,成残雪,残雪化作水.

湿雪落在街上,是街景；留在地下人的心底,是“心景”.地下人见到丽莎的时候,忍不住提起湿雪,说下湿雪的天气举行葬礼,死亡更加凄冷.丽莎并不在意他的胡话,还受了感动.这些是后话,且容后叙.

我们和地下人已有一面之交 (见《文景》8月号),彼得堡的这个小人物,可爱也可气,难得的是他的真实. 要去拜访他,翻开《地下室手记》,回到1864年,彼得堡市的边沿,一个不显眼的街区等

走下楼梯,拐个弯儿,即入斗室,见昏暗的灯下地下人伏案疾书.手记的作者,自然在查重复率记；手记中的字连贯成句成段成篇,读出声来,仿佛我们的声音就是他的声音,略显疲惫,却亢奋不已.虽然有如身临其境,但他 (小说中的椅矣) 却不是直接对我们说话,而是讲给特定的听众,他称之为“你们” 、“先生们”.

“先生们”不在场,听不到他们说话,不过,地下人一再模拟他们的观点和话语,“先生们”的形象在我们眼前鲜活起来.他们是1860年代俄国的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者,信奉欧洲启蒙以来的理性体系,主张“新人”的理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先生们”的人格象征,《怎么办》是1860年代思潮的经书等

1863年《怎么办》出版.1864年《地下室手记》发表.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书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坦诚交锋,回应两个问题：一是车氏的现代乌托邦；二是欧洲启蒙形成的现代思想体系.前者是后者的延伸,后者是前者的源头.两者依赖理性传统,对人性的理解却显贫乏.因此,追问“什么是人性”实为陀氏小说的主轴.

陀氏本想写论文,改了写小说,创造了地下人这个人物原型,哲学观点融入美学；论战在地下人和“先生们”之间展开,小说的特质 (如特定的喻说、反讽距离、人物的复杂心理等) 拓宽了人性思考的范围,读者在幽邃往复之间,感触良多.

《地下室手记》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地下》,时间是“现在”,1860年代,四十岁的地下人随性所至,直接应战“先生们”的理性体系,像一篇形式自由的论文.第二部分,《关于湿漉漉的雪》,地下人叙述大约十五年前,即1840年代,发生在他身上的三件事：碰撞事件；同学聚会；丽莎之爱.这一部分里,地下人吐露他苦闷的根由,间接评判“先生们”的理论.读完第一部分后再读第二部分,可以辨味地下人的心理经历如何同他的观点相互渗透,相辅相成.这样,他的论战 (一场震撼现代思想史的论战) 便不是抽象的空泛之谈,而是曾经沧海的现身说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之始特意加了条注：“手记的作者［地下人］和 允旨钦 本身当然是想象的.尽管如此,鉴于构成我们社会总体的那些状况,像手记作者这样的人,不仅可能而且必定在我们的社会上存在.我想用比通常更清楚的方式,把不久的过去中的人物之一呈现给公众.他是当今这一代人的代表人物之一.”(Notes, 3页.童明译,下同)

我在论陀氏的前篇说过,地下人由果戈理的小人物演变而来,一个活生生的彼得堡人,带着彼得堡的具体矛盾.由他和“先生们”过招,意味着陀氏要车尔尼雪夫斯基们从空中楼阁下来,两只脚踩踏在彼得堡的街上.陀氏的脚注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地下人智慧超凡,可称是社会底层的思想家.他读书甚广,论辩犀利.曲折的心理剧情,又使他成为人性的活标本.但是,用确切的文学批评术语,地下人仍是“反英雄”(anti-hero) .“反英雄”不是恶人、坏人或反面角色,而是指善良但有缺点的小人物.

“地下人”的寓意就是 ：上面的人(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不把他放在眼里 ；查重复率记,从地板的裂缝对上面的“先生们”讲话,希望的是他的声音有机会被听到. 地下人之“小”,首先指地位卑微,但那并不是他的缺点.可是,地下人还有另一面的“小”：卑微的社会地位和长期的地下室生活,他变得自卑,犹豫不决,而他又是极有自尊的,所以常是自相矛盾.陀氏在小说结束时称他为“自相矛盾的人”(paradoxalist) .

《手记》一开始,地下人就说：“我是个病人 等我是个有恶意的人.”(Notes,3页) 怕别人看低他,把别人可能有的负面印象先讲出来,再否定之,正是自相矛盾.如巴赫金所说,“地下人想得最多的,是别人怎么看他或可能怎么看他”；所以他总是先一步预测别人对他的看法想法,先做自白 (巴赫金,52页).面对“先生们”,地下人一开始就把自己变成被告,把他们摆在法官的位置,整个的“手记” 就成了他在法庭上的陈述.但是,作“被告” 未必就是弱.从地下人论战的力度来看,他是以弱为强.

有一些英美读者 (包括有些陀氏专家,见琼斯76页) 感觉自己靠崇尚理性的“先生们” 较近,离疑理性地下人较远,甚至反感他的咄咄逼人.这样一倾斜,阅读显然失去着力点.

但凡读《地下室手记》者,可按两点调整阅读的立场.一,地下人和他的作者一样,具有“双重视力”,见常人之见,又见人所不见 (见冯川引述俄国思想家舍斯托夫,130-134页) .地下人熟谙逻辑,却时时指出逻辑理性的盲点,因而,剖析毫厘,擘肌分理,智慧高出单有理性视力的对手.二,读者若略略熟悉十九世纪彼得堡特殊的民情和那时候的俄罗斯文学 (尤其是果戈理) ,则发现地下人那些不自信的胡话不无幽默,不无机智；他的无助、负疚和伤郁,也贴近人性.

据小说的提示,地下人的主要特点是“过度的意识感” (hyperconsciousness).“过度的意识感” 有两面,如双刃剑.正面：他比别人多想一步或几步,见常人不见,且善修辞,通逻辑,旁征博引 (西方文论的新术语是 ：他的语言有互为文本性),正是他聪明过人之处.另一面：想得太多则无法行动,愈加自卑自虐,自相矛盾,是一种病态.地下人毫不掩饰：“我向你们发誓,先生们,过度的意识感是个病,实实在在是个病.” (Notes, 6页) 病,在于不会与他人相处.心里渴望爱,但是不会爱.自虐和虐他倾向的并存阻碍爱的能力.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里,没有爱的能力,毕竟是人性中的致命伤.陀氏把地下人置于车氏面前,有多层的含义.一层意思是 ：地下人的悲观和不快乐比你们“新人” 的无比乐观要真实得多；另一层意思,似在问：您的“新人”理论,可曾考虑怎样从失落的人性中找回博爱?等由此可见,地下人不能完全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画上等号.此外,还有第三层、第四层的意思.

巴赫金认为,在陀氏创造的对话性话语 (dialogi)中,“我”的差异接触他人的差异,相互探讨的道理是具体的,是活理；而在单一性话语 (monologi) 里,理是单一、绝对的理,亦即死理.而且,陀氏文体中,一个声音有多重性,多个声音呈复合结构.巴赫金用音乐的比喻,称之为“多声部”或“复调” 文体.

多声部亦即多视点,听觉比喻可换为视觉比喻.例如,阅读《地下室手记》时可以多点切入人性的问题：从地下人的逻辑和比喻思考,从他和“先生们”对话的张力中玩味,也从他自己的矛盾人性中领悟.多点切入,类似中国山水画的散点法.如果 “双重视力”指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智慧,“散点法”则是这种智慧产生的形式,正好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多面.“散点法” 也近似尼采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perspectivi,即变换视角来观察事物.

二、

《怎么办》是美学上的失败之作.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缺乏真实的人性基础、心理基础,令人愕然之余莞尔.然而,小说并非没有迷人之处.作为书中人物和事件基础的那个乌托邦理论,实实在在地迷倒了好几代的人.

车氏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这样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俄罗斯将会把大片的草原变成可耕地 (按：当时不会想到这是沙尘暴的起源),将会用玻璃和钢筋造成水晶宫 (像十九世纪伦敦的Crystal Palace) ,电的秘密将被揭示而造福人类(和今天的科技发展相比这确实不算什么,但是车氏是在1863年对科技做此预言的). 在这个新世界里,物质极大丰富,人人充分就业,男女平等,艺术繁荣.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完美的世界由乐观向上、富有理性的男女组成,他们没有私利,因为他们可以在普遍的善 (universal good) 中找到自己的利益和福祉.

如此的世界确实“崇高而美丽”.后来许多代的许多人为这梦一样的世界投身献身,先是无怨无悔,继之,期然而不然,不期然而然了,于是,不知为何怨而怨,为何悔而悔.后来,似有所悟.

若真有所悟,车氏乌托邦中“最最重要的”那一点涉及人性,需要仔细思辨.车氏的人性观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由科学立法的自然规律”(laws of nature as codified by science) ,二是理想地反映这些规律的人性.这两个部分都不是车氏的独创,是他借来的,源自启蒙运动形成的现代思想体系,即所谓“体系化的精神”.

第一部分,以科学为代表的自然规律(或法则).车氏说的“自然规律”和我们经常说的“自然规律”并无二致,就是以经典机械论 (classical mechanics) 为基础的现代科学观.根据这个科学观,宇宙被看作是一部机器,机器的各部件由因果链组合而成,自然界这部机器因此遵循可预见的客观规律、法则 (predictable and objective laws) 运行.科学是什么?科学为人提供了手段和途径,让人可以“发现” 这些规律,并用以改造文化和社会.所以,科学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被视为完全一致.

因为这种现代科学观是西方人发明的,我们东方人一般不清楚它其实是现代版的宗教.只要把上帝摆到现代科学观的中心位置,科学观就成了自然神论（Dei）：宇宙既然是一部机器,那么是谁创造并启动这部机器的?是上帝.不过上帝并不负责机器的日常运作,只在机器出现大故障时才出面干预.依此推论,因为宇宙遵循客观规律运行,宇宙的秩序也就是理性的,上帝也就成了超级数学家、超级工程师,是理性的最高象征.科学通过实证的方法,试图发现自然界所隐藏的规律和秩序,也就是上帝这个超级数学家的思路.牛顿正是这种机械论加自然神论的代表人物.

由此可见,现代化摧毁了中世纪的宗教秩序之后,又把上帝科学化,科学上帝化了.人类匍匐在科学面前顶礼膜拜,新的宗教名曰：“科学主义” (scientifici) .

第二部分：反映自然规律的人性.根据“体系化的精神”,用来理解自然世界的理性和机械方法,也必须用于对人性、人类社会生活的解释.宇宙是理性的,科学是理性的,人要发现宇宙的自然规律,用科学规律来改善人的生存状况,人性也必须是理性的.

人不遵循理性,必是迷信,只能回到前科学的迷信时代.

车尔尼雪夫斯基借用英国功利主义 (“体系化的精神”在十九世纪的衍生思想) 对这样的科学、理性的人性观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功利哲学认为,人和所有的自然界动物一样,纯粹从自己的愉快和痛苦来决定行为.做合乎理性的事,可带来愉快,谓之“善”.做不合乎理性的事,造成痛苦,谓之“恶”.人是理性的,只要运用理性,自然选择“善”不选择“恶”,自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趋乐避苦.因此,理性的人是乐观的、愉快的.人如果受苦,那是他的无知所致,因为人只要善用理性,一定可以幸福愉快.“做对你有用的选择” 是功利主义的口号.

个人如此,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如此.社会是许多个人的集合体.如果每一个人都能追寻真正符合自己的利益,那就造成“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好处”,形成快乐的完美社会,所谓：“人人为大家,大家为人人.”

那么,一个人追寻的“善”或快乐,会不会对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 造成痛苦呢?功利主义者的回答是：不会.如果一个人追寻的自我利益是基于理性的,他不会对别人造成痛苦.一个人如果抵触共同的利益,也许可逞一时之快,最终要遭受最大的痛苦.为了保护理性,共同的利益由法律保护.法律是理性的,理性的人因为守法,所以他的作为符合自己的利益,也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法律是否完全理性,是否保护公众利益,岂是三言两语可说清楚的.不过,卡夫卡曾有一句反话：“善,无非是法律(法则) 所言.”一语道破玄机.

车氏这番论述的逻辑,亦即启蒙运动的“体系化的精神”的基本逻辑.那么,“体系化的精神”有没有盲点、局限性?今天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这样的认识和思辩在西方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沉淀.虽然欧洲文学早在十九世纪已经对现代体系提出置疑和回应,但是西方世界一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才形成一些共识,出现了后现代、后结构的理论.当代西方理论对启蒙体系的批评是再一次的启蒙,也可称为：后现代的启蒙.我在《启蒙：后现代的思辨》一文里,讨论过对“体系化的精神”思辩的历史和新方法 (见《文景》2005年10月号,《启蒙：后现代的思辩》) ,此处不再赘述.

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年与“体系化的精神”交锋时,显得势单力薄.与当年比,我们今天思辩启蒙体系,有了更多的有利因素：尼采从希腊悲剧的角度,亦即从生命是艺术的角度,颠覆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性知识思想 (现写作技巧性传统的源头和基础) ；尼采、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人的学说在二十世纪后期又引出了针对“体系化的精神”的解构哲学；二十世纪科学思想的发展 (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资讯革命) 已经使牛顿式的经典机械主义科学观解体；“知识”的后现代结构提出了现代思想体系没有回答的新问题 ；整个的心理分析学发展史不断置疑了人性纯为理性的看法.更重要的是, 十九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让我们看到 ：启蒙的光明和进步说虽带来不少进步,却也一再造成战争、屠杀、黑暗和人性的失落之恶果.

我们从前面简述的车氏理论中,不难体会“体系化的精神”依然强大,其中许多的价值已经渗透到现代的秩序,在现代人的生活和判断中继续发生作用.在西方,它是苏格拉底/柏拉图思想在现代的延续,有其“真理性”传统做后盾.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先生们”本来就是有知识的人,他们用“体系化的精神”勾勒现代乌托邦的前景,至少,听起来头头是道.

当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和俄国“新人”思潮的乐观,看到第二帝国巴黎的“光明”,现代体系的“进步”,他深感忧郁.不同于波德莱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忧郁是俄罗斯式的,绵绵不断,像彼得堡冬夜的大雪.

忧郁,可分为无果之忧郁、有果之忧郁.无果,一片暗淡.有果,凝聚为文学、哲学,忧郁呈现亮度.用木心的话来说：“明哲［等］是亮度较高的忧郁.” (《九月初九》,8页)

地下室里昏暗,亮度在地下人那里.他对“先生们”的要害问题穷追不舍：用”自然规律”可以解释人的、人的心理、人的痛苦或快乐的吗?现代科学等于人性?人是纯理性的动物?人性是什么?

地下人说：“我极其迷信,这么说吧,迷信到了足以尊重医学的地步（我受过足够的教育,本不至于迷信,但是我迷信.) 等”(Notes, 3页)

此话好像傻,一点不傻. 三复斯言,方知其中奥妙.

初复斯言：地下人抢先一步说出“先生们”对他的看法. 您是科学的呀,那我当然是迷信的那一类.依此推理：您乐观,那是因为您有知识呀,我这么苦闷,当然是因为无知了.

二复斯言：你们不是说,人不遵循理性,必将是迷信的,必将回到科学前的迷信时代吗?我懂一些科学 (如医学),我受过足够的教育,照理我不应该迷信.可是,我迷信.姑且同意没有科学知识的人容易迷信.可是,掌握了相当科学知识、受过相当教育的人,如果他质疑现代科学观,质疑理性,是因为他迷信吗?

三复斯言：另一个想法呼之欲出：对现代科学观和理性深信不疑,会不会才是新的迷信?

如果“先生们”在场该怎么回答?他们不曾想到是可以这样想,这样问的.

若真是见到“先生们”,地下人哪里就有机会这样说话.他没有和“先生们”平起平坐的社会地位. 可这里是地下室,他可以任了性子说气话、反话、俏皮话.然而,地下室里的话终究是实话；地下室是彼得堡的底层,从这个现实的“低度”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性理论,那才真的是胡话.

“先生们”说,理性的人能按照自然规律、法则的人采取正确行动,这件事就像二二得四的乘法那么简单.地下人戏称这样的人是：“自然人”、“合法人”、“行动人”.“自然人”可比作一头牛,牛大吼一声冲向前去 (喻其敢于行动) ,但是在一堵石墙面前,猛牛止步了.这石墙是什么?“当然是自然规律,是自然科学、数学的结论”.(11页) 根据力学原理,头撞南墙,要撞出个大包的.所以,牛也好,“自然人”也好,站在自然规律的石墙面前却步,只能尊重自然规律的绝对权威.

地下人又比喻,检测如我是一只老鼠又怎样?可以想见,老鼠碰到自然规律的石墙会绕过去,沿着墙边跑,见到墙上有个洞还可以钻进去.对付自然规律,老鼠机智得多,灵活得多.

初看,理性主义者面对自然气壮如牛,何等乐观.而地下人见了自然胆小如鼠,岂不悲哀.再推衍下去,理性主义的乐观,恰恰排斥了生命意识中的最根本的悲观.而人类真正的智慧则是从这根本的悲观中产生的.

用地下人的话说：“自然人”的乐观其实是只问“次要成因”(secondary cause) 的盲目乐观 ,而没有细想“根本成因”(primary cause).广义讲,自亚里斯多德以降,西方通常用“根本成因”指宇宙的“秩序”由哪里来,“次要成因”则指人类创造的“秩序”.人的理性也好,科学也好,只限于人利用自然为自己创造的那些成果.我们不必站在宗教神学的立场,指称宇宙的“秩序”为神的创造而万事大吉 (如阿奎诺的神学).“根本成因”无非是人类以外的宇宙,或称宇宙意志.科学、理性对人类秩序中的各种因果是有所解释的 (因为人是在解释自然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秩序的).换言之,人类秩序中的各种谜都有谜底.但是,宇宙并非为人而设,宇宙意志是没有谜底的谜.面对宇宙的意志,问人的生命是什么,悲从心中起.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叔本华都是揭示了生命意识中的最根本的悲观.

宇宙意志无情于人,人若是附丽于宇宙意志,岂不绝望,于是,生命意志是对宇宙意志的忤逆；而人又时时心有所不甘,硬是把无情的有情的混在一起,好像宇宙和人有了因果关系,其实宇宙与人之间只有美学的关系.忤逆,人逆自然规律而动,而创造.不甘心生命的苦,希腊人想象出奥林匹克山,看着诸神像人类一样生活,至少觉着自己不孤独.现代的进步并没有解除人类那挥之不去的孤独,于是,人类去探索外层空间,星球是找到了,诸神不见.宇宙默默无语.

有“过度的意识感” 的地下人意识到 ：二二得四的乘法是数学法则,不是生命的法则.

我们替他说下去 ：人类 (包括人类的科学活动) 和自然规律打交道时,时时在想：我怎么才能二二得五,得六.这是人性.但是,二二得三、得二、得零的事,却是常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认为人用理性计算自然,这笔“交易”可以完全平等,其实是一厢情愿.理性的计算无非是算人自己的帐,得了些蝇头微利,沾沾自喜,以为完全掌握了“根本成因”,过后再细算,才知是亏了,亏大了.气壮如牛的若能恍然大悟,顿觉自己愚笨如牛.不过,人类的整体还是不顾一切地撞向南墙.

牛和鼠的比喻也可用在地下人自己身上.他在第二部分的碰撞和聚会两个事件里就是一头牛,不过他面对的是社会法则,不是自然法则.说的更准确些,他面对社会法则时,是先胆小如鼠,然后变成牛,宁愿头上撞出包来,也要维护他的尊严.这个先鼠后牛的地下人,在人的世界里,蛮可爱的.

遵循自然规律、理性的“自然人”,能否趋乐而避苦?对此,地下人以牙痛做比喻.他说,牙痛可有不少的乐趣.牙痛起来的各有千秋.“表达的首先是你的痛毫无目的等当然,你对自然界整个的法律系统蔑视地吐口水,可是你照样受苦,而大自然却不受苦”.(Notes, 13页) 你看,牙痛不也是自然规律,再理性,得到的还是和有关的那些乐趣.“先生们,我请求你们,有时不妨听一听十九世纪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在牙痛的时候是怎样的等他可不是像农村的大老粗那样,而是像受了进步和欧洲文明影响的人那样在”.(13-14页)

听起来地下人总是在跟主张理性的“先生们”作对,于是有人说：地下人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对理性,是非理性主义者.其实,非也.

地下人的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是这样的：人有理性思维的能力,但是人同时有、冲动和意志力,而且往往先服从自己的和冲动,因此,人不可能有持续不断的理性行为 (incapable of sustained rational behiors).地下人说：“您看,先生们,理性嘛,先生们,是极好的一件事,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理性只是理性,只能满足人的理性功能,然而意志力是所有的生命力的体现,也就是说,体现了人的所有生命力,包括理性,也包括所有的冲动.”( Notes, 25页)

理性主义者,理性优先、理性至上者也.依理性优先来度量自然,可收眼前之益,尚可自圆其说；而以理性优先、理性至上界定人性,则将人性与抽象概念等同,必然无视、冲动和意志力才是人的个性.车尔尼雪夫斯基依此逻辑设想的社会,因此离开人性远矣.

地下人猜得出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的反应.“你们笑；笑吧,先生们,只要你们能回答我的问题：什么对人有利是可以完全确定地计算出来的吗?”( Notes, 19页) 不妨回顾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设想.他的计算是：一个完美的体系里,个人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必定一致.但是,如果是以和意志力思考人性,个性的差异才是人性.车氏的乌托邦社会完全没有计算如何容纳人的个性差异.地下人问 “先生们”：如果你列出的利益清单符合你和我,却遭到他的反对,我们将如何以对?消灭他吗?

事实经常是这样的 ：运用理性设计一个秩序的人,往往是为了让一部分人的或愿望合理化.理性成为侵犯他人的借口,文明因践踏人性成为野蛮,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人太喜欢体系和抽象的推算,以至于他可以有意扭曲真相,可以为了证明他的逻辑合理而否定他的所见所闻”.(21页) 拿破仑一世和三世(后者为法国第二帝国的专制者) ,征服北美洲的欧洲殖民者,占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普鲁士,哪一家不是以理性和有利于人类为名,结果大开杀戒,“血流成河,用最快乐的方法说,血流得像香槟酒一样”.(21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第一部分特意提到英国人巴克尔 (H.T. Buckle) 的历史观 (其《英国文明史》的俄文本1863年出版).巴克尔认为：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会变得更温和,更不愿意流血,战争将会停止.理性的巴克尔显然太浪漫,太相信“崇高和美丽”了.地下人回答巴克尔说,“你们注意到了吗,最含蓄的刽子手几乎总是最文明的绅士”.(21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 (通过地下人) 指出：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不会停止战争,只会造出更先进的杀人方法.至于杀人的方法会先进到今天的程度,我们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看到,这未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憾.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有善良的愿望,正如他的头脑一定是理性的.可是,车氏怎么就没有想到：他的理性、完美的社会,理性到了不许任何人有悲观、烦恼、疑虑或任何负面情绪,完美到了没有个人表达自由意志的余地.想到这一点,维拉 (Vera,《怎么办》的女主人公) 梦里的世界,只有鲜花、阳光、音乐的世界,令人不寒而栗.

是的,乌托邦里一定有音乐,因为每一个人都变成了“钢琴键”.那么,演奏的是什么样的乐曲?是否包括不协和音 (discord, dissonance)?还有 (忍不住会有不理性的念头),钢琴师是谁呢?他会不会特别喜欢喝香槟酒呢?

三、

陀思妥耶夫斯基看重人性的对话,回应俄式的现代乌托邦,也必然回应乌托邦的根源：欧洲启蒙以后形成的理性体系.这两者之间的关联,还需要讨论.

启蒙的思想在十八世纪已进入彼得堡 (当时由皇家资助),但是真正在俄国知识界形成思潮是在十九世纪.《地下室手记》提到的狄德罗(Diderot) 、傅立叶 (Fourier) 、达尔文(Darwin)、赫胥黎(Huxely)、巴克尔 (Buckle) 等欧洲启蒙作家,在1860年代是俄国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和“新人”思想的催化剂.1860年代的俄罗斯,向往欧洲的话语里还包括：新巴黎的林荫道、德国的大桥、伦敦的水晶宫这些现代化的标志.现代嘛,还得有一点布尔乔亚情调.俄罗斯人羡慕的,还有法国的“太太们嘴里嚼着糖果,手上戴着手套,使得远在彼得堡的太太们羡慕得想要发疯,竟然在林荫道上提了提垂地的长裙,露出纤纤的玉足.幸福已到了极点,此外还需要什么呢?”(《冬天所记夏天的印象》,281-282页)

大桥、林荫道、水晶宫乃至巴黎太太们垂地的长裙,这些变化不正是现代化的进步吗?欧美的一些读者、评论家,看到地下人对水晶宫不以为然,也提出类似的疑问. 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保守、反对进步的人,更不在少数.

陀氏多次在论文里阐述,他对欧洲现代化,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思考；他始终关心一个问题：现代体系真的符合人性吗?他锲而不舍(地下人) 地问 ,让他自己,也让我们,看到了进步中的不进步,阳光下的阴影.

提到启蒙,我们很少想到的它的负面.随着科学革命 (天文、物理、数学、化学等) 的发生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反对愚昧迷信提倡科学理性的启蒙,天经地义登上历史舞台.它以科学、理性推动社会发展,摧枯拉朽的革命特质无可否认.但是,启蒙形成的现代思想体系 (即：对科学、理性、主体、人性的一套特别的界定) 有它的另一面.理性被工具化之后,用以支撑布尔乔亚的价值体系,也怎么写作于殖义的掠夺、帝国主义的霸权逻辑.工具化的理性造成新的迷信,导致乌托邦,导致违背人性(甚至法西斯)的秩序.因为理性的同义词是“合理”,使用理性将不合理的合理化的事例比比皆是.此外,科技的进步,既裨益于人,也造成人的异化.

从启蒙开始,就一直有主张启蒙而质疑启蒙思想体系的声音.这些思辩到了二十世纪后期逐渐形成后现代的共识,即：启蒙是一次利弊参半、自相矛盾的历史运动.福柯曾说：启蒙有积极的价值,也有负面的价值,他称后者为“启蒙的讹诈”.福柯主张：进一步的启蒙,应该继承启蒙的积极价值,同时拒绝“启蒙的讹诈”.（见 What is Enligh-tenment) 后现写作技巧论的这一部分 (后现代还有许多与此无关的论述)可以说是关于现代化的后见之明.有福柯这样的后见之明,离不开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思想家的先见之明.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地下人查重复率记的年代,俄罗斯废除了农奴制,开始深刻的改革.俄国人要改变落后现状,心情急切.启蒙本来就有洋溢,富有梦想的浪漫特征.俄国人为自己的落后着急,一急就更浪漫,超级浪漫,欧洲现代化的一切都视为先进,一切光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乌托邦可说是超级浪漫者的急就章.

看重人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冷静地站在了当时的浪漫旋涡之外.在写《地下室手记》的前两年,他去了一趟欧洲,回来写了《冬天所记夏天的印象》.《印象》不同于一般的游记,它记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欧洲现代体系鸟瞰式的观察,口吻诙谐而思路清晰,看似随意的观感,时时透出思想力度.《印象》太丰富,我只挑其中与“工程”有关的一些内容,然后回到地下人对水晶宫的议论.

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时就读于彼得堡工程学校,以后又在工兵部队的工程局当过工程师.熟知工程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到了德国的科隆,走上德国人新建的大桥,自然是佩服.可是,他在《印象》中偏偏说,他被惹怒了,居然生出了“偏持之心”.是因为桥造得不好?不是.“桥是造的极好的,这座城市理应为它而骄傲”.( 刘季星 李鸿简译,235页)为什么恼怒?那是文学家陀氏的诙谐,虚晃一,要转达另一层意思.你听他怎么说：桥头收费的德国人派头很大,那眼神好像在说：“可怜的俄国人,你见到我们的大桥了,你在我们的大桥面前,在任何一个德国人面前,就像一条虫,因为你们没有这样的桥.”(《印象》,235页)其实,那个德国人什么也没说,那些话是陀氏想象的,他用自嘲的方式对他的俄国读者们说：在欧洲的现代化面前,我们俄国人感觉到自己的落后,难免自卑.落后是事实,但是,不能因为自卑就不会自己思考,盲目接受欧洲现代化体系的一切.

陀思妥耶夫斯基到了巴黎,看到的是更大的工程：豪斯曼时代的巴黎现代化.他说出的观感,显然又是意在刺激浪漫的俄国读者：“世界上最高尚最有道德的城市.多么良好的秩序啊!多么明智、多么确切无误而又牢不可破的关系啊!一切是多么的有保障而又循规蹈距,大家是多么的心满意足,努力使自己相信满足而且幸福到了极点,最后,大家又多么努力地达到了目的,真正相信心满意足而且极其幸福,并且等并且等就此止步不前.再往前走就没有路了.” (刘/李译,269页)

新巴黎的“秩序”一目了然 ：新建的林荫大道,在直线和圆形上呈现的繁荣街景.从工程学的角度,这样的城市规划自然是壮观的.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看到了“秩序”的另一面：在这秩序下生活的巴黎市民真的心满意足,幸福到了极点?

波德莱尔也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的那一面.他用忧郁的诗提醒：豪斯曼现代化了巴黎,代价是摧毁了巴黎的公民社会.由俄罗斯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路过,他看到了新巴黎的秩序,直觉地感到完美后面的虚检测.其实,彼得堡的涅瓦大街,车尔尼雪夫斯基设想的世界,不也是这样有“完美” 外表的吗.

来巴黎的路上,陀氏已经体验了第二帝国的法兰西是怎样实践理性的：他一路被跟踪,到了旅馆才从店主那里知道,拿破仑三世的政府不放心任何外国人,设立了严格的监视制度.可见,新巴黎的秩序是一种让人“心安的秩序”：为了一部分的人心安,更多的人被迫服从已确定的理性,在“安宁和秩序中麻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未来世界,会不会也是如此实施理性.

设计再周全、工程再完整的秩序,也不可能是终极的秩序.如果人“就此止步不前”,以为“再往前走就没有路”,那不符合人性. 地下人关于人性说的一段话,可圈可点：“我同意这样的看法,人主要是创造性的动物,注定了要自觉地朝一个目标奋斗,要致力于工程性活动；也就是说,要永远地、不停地修建新的道路,无论这些路通向哪里.”(《印象》,29页) 人类需要不断创造,所以人类需要一个又一个的目标,却永远也不要一个终结的目标.

车尔尼雪夫斯基显然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他的体系.但是,如果他想到过,想到而继续创造他的体系? (不用再往下想,往下问.)

我们现在回到水晶宫.这座钢铁结构加玻璃表面的宏大建筑,由帕科斯顿(Paxton)设计,1851年建成后作为伦敦世界工业展览会的展馆.从工程学的角度,赞赏德国的大桥的陀氏也钦佩帕科斯顿设计的(Paxton)水晶宫.不过,水晶宫当时是一个更大工程的象征：英国以此向全世界 (尤其是它的殖民地) 炫耀英帝国的工业、军事、经济实力.世界各地的人汇集于伦敦的水晶宫,好像在赞美现代体系的完成.你看这“良好的秩序等一切是多么的有保障而又循规蹈距,大家是多么的心满意足”.这是“圣经上的某种景象,关于巴比伦的某种景象,亲眼所见启示录的天启应验成为现实”.(《印象》,272页)

现代体系似乎是由太阳神主宰一片光明.然而,水晶宫、博览会、街头绿地、公园之外,还有水的污染、弥漫了煤烟的空气、衣不遮体的贫民.

光明之下的阴影里,有穷人的痛苦.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伦敦见到许多失落的灵魂,其中有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又脏又瘦,破烂的衣服露出青紫的伤痕.“最使我吃惊的是她走路时脸上那种痛苦至极、完全绝望的神气等她一路走一路摇着乱蓬蓬的头,好像在考虑什么问题.她伸出两只小手,做着手势,然后突然两手一捏,紧紧按在裸着的胸口上”.(《印象》,277页)

光明之下的阴影里,也有布尔乔亚的恐惧.那么,布尔乔亚(资产者)是现代体系的受益者、主宰者,他们害怕什么?他们害怕自己,害怕体系所维系的那一套价值观被人识破,害怕别人知道他们的精神生活其实很龌龊,害怕人们不接受现存体系是历史的终结.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体系当时还在空想阶段,但是已经看得到他的体系和欧洲的现代体系之间,有同样的理性观,同样的人性观,而且同样地相信体系的完成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乌托邦付诸实践时,阴霾显现.

车尔尼雪夫斯基为自己的乌托邦找到一个象征,居然也是：水晶宫.

不能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毫无创意.伦敦的水晶宫只是在伦敦,而《怎么办》(“Vera Plovna’s Fourth Dream”)的水晶宫出现在维拉的梦里,在一片片花香四溢的田野尽头,在山脚下,森林边,一座宫殿耸立.维拉和她的同伴飞到宫殿里(别忘了这是梦).那里有酒,有欢笑,情人默默相吻,有人即席作诗,诗曰：自然把秘密揭示给了他,透露了历史是怎样一回事.(What Is To Be Done, 157-158页)

(这一段里,还有“啊,大地!啊,幸福!啊,爱情!” 这样的字句,实在不忍心全录于此.)

地下人对水晶宫的回应,像替读者报了仇. 地下人问：在你的水晶宫里,能让我吐舌头吗?他所质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质问的,显然不是指普拉科斯顿的建筑设计,而是作为体系象征的水晶宫,也就是现代化的体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体系,号称可以一劳永逸的人类秩序.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思仍然是 ：你用理性建构的体系,能够接受人性的差异、与你不同的理性吗?体系完美到了不容置一词?

十九世纪,康德已经在置疑纯粹理性的论证.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康德讲得更直白：“抽象的逻辑不适用于人类,只有伊凡的理性,彼得的理性,居斯塔夫的理性,根本不存在什么纯粹的理性,那只是十八世纪毫无根据的空想而已.”(《冬天所记夏天的印象》,286页)

理性,无非是逻辑连贯的思考和叙述；理性是必要的.但是,促使人进行理性思考和叙述的动力是某种.理性优先论者,说理性是客观的,其实是试图掩盖理性是由驱使的.在任何的理性叙述里,已经有了的成份.

二十世纪,解构哲学家德里达在分析体系时说,仔细分析某个体系结构的中心,会发现其逻辑是既连贯又矛盾的,这是因为体系中心的建立,来源于一种.

四、

小说下篇 (第二部分),地下人讲十五年前的三件事,以情的隐私,回应上篇理的诤讼,情理交融,前后呼应,散点法浑然天成.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人性告白,看似与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有诸多的吻合 (如：人的施虐、受虐的倾向),却迥然不同. 陀氏所注目的自由意志,是更高层次的人性.自由意志的体现,包括独立的判断、独创的能力、个人潜力的实现.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审判官》中可以推论,自由意志,追求自由的意志力,是天赋于人的礼物.但是,人很容易屈服自己的奴性、惰性、贪婪、物欲,放弃自由意志,放弃人的精神.

一个人能否运用自由意志,是他和命运神之间的秘密.运用自由意志,人必经得磨炼磨难,必得以爱(爱他人)实现人的意志最大的力量.所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 要旨在此.陀氏描写的“”的种种矛盾,是人在试图实现自由意志时的矛盾.他所说的“自由意志”,接近尼采的“求力意志”(Will to Power；“权力意志”的译法实属误导),是个人实现生命价值的过程,是人的尊严之所在.

现代化过程中,失落的正是这种具体的人性.而集权光环中的抽象的人性、物欲中打转的人性无时不在,它们张扬的时候,人们若有所失,但久而久之,也就没有了失落的感觉.

陀氏的人物 (如：拉斯科尔尼科夫、地下人) 虽有心理的扭曲甚至变态,是在实现自由意志时的磨难；他们能带给我们感动,说明渴望自由意志的人性活着,像心脏的搏动.这是弗洛伊德的分析所不及的.

下篇有三个故事：碰撞事件；同学聚会；丽莎之爱. 我前次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已分析了第一个故事：地下人起了去碰撞军官的冲动,因为彼得堡的让路法则无视他这个小人物的尊严.他为什么用几年的时间试图实施他的行动?因为彼得堡的社会现实设置层层障碍,他越渴望自由越有挫折感. 幻想四部曲,滑稽而痛苦,是和现实之间的冲突所致.

我们在“同学聚会”中看到的地下人,有着相同的心理过程.事实上,这不是同学相聚,而是地下的人和地上的人的一次价值和语言的碰撞.另外这四位同学分别是Z (Zverkov) 、F (Ferfichkin)、T (Trudolyubov)、S (Simonov).这是一次各方面都不成比例的碰撞.论知识、智慧、语言能力,地下人比Z-F-T-S加起来还要强.在学校时,地下人是高才生,这四位是庸俗之辈.在社会上,庸俗之辈是成功者,至少他们有钱.而地下人勉强出得起饭钱.本来不是一路人,为什么地下人前去赴宴?答：为了把他幻想的平等价值付诸实施,为了再次碰撞社会法则.

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说：理性的人是快乐的,理性代表社会的秩序.按照这个逻辑,Z-F-T-S是理性的,地下人是非理性的.地下人来赴宴违背他们的利益也违背他的利益,更加不理性.但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角度看,Z-F-T-S代表的彼得堡理性是：庸俗、功利、贪婪、霸道；地下人这种看似荒唐的举动,却是符合生命中自由意志的.

不过,先不必急着赞扬地下人.

最戏剧性的是第三节：丽莎之爱.Z-F-T-S和地下人之间的对话,无异于相互的讽刺侮辱.四人愤而离席去了妓院.地下人一肚子愤怒随后跟去,四人不在那里.地下人找了丽莎,和她上了床.

丽莎是个善良的姑娘,被父母卖到妓院两个星期了,她比地下人的社会地位更低.地下人在性关系之后,并不离开,开始和丽莎搭讪.丽莎开始并不肯多说.地下人便按照“崇高和美丽” 的浪漫文学情节,编织了一个关于湿漉漉的雪的故事.他说,前一天,看见有人从地窖里拖出一口棺材去掩埋,下湿雪的天气,坟墓里也是湿的,等等.越说他越被自己的虚构感动.丽莎开始认真和他讲话.地下人更激昂铿锵地布道,从死亡谈到生命的可贵,进而劝丽莎要丈夫、孩子,家庭之爱,天伦之爱,如此这般.

地下人讲这个故事的心理动机,复杂而扭曲,混合了施虐和求助两种需要.Z-F-T-S以强凌弱,地下人受了侮辱、受了伤,无处发泄.他给丽莎讲这些,一种需要是满足他也可以是强者的心理,是受虐者企图以施虐平复不满,但是,他施虐的对象却是比他更弱的善良女子.施虐又是在求助： 他想得到丽莎的理解,一吐心中苦闷；他想得到另一个人的关爱.

尽管地下人的话如此复杂扭曲,丽莎却能理解他,她心里爱的本能被唤醒.几天之后,她按照地下人给的地址找到他,希望和他一起生活.地下人和丽莎的初次相遇,本来不是出自爱.丽莎抱了希望而来,他被感动,却仍然没有爱她的勇气.就像拉斯科尔尼科夫向索尼娅忏悔那样 (《罪与罚》) ,地下人说出实话：“我被人羞辱,所以我想羞辱人；我被人当成一块儿破布,于是我想显示自己的强势.”（Notes, 107页） 丽莎听了一点也没有生气.“突然,她以不可抗拒的冲动从椅子上站起来,伸出双手,向我投来期盼的眼神,不过还有些胆怯,不敢动.那一刻,我的心里也激荡不已.然后,她突然跑过来,双臂紧紧抱住我,泪如泉涌”.（ Notes, 109页）

可是,他们之后,地下人还是无法摆脱施虐和受虐的魔咒,他扔给丽莎一张五个卢布的钞票.

丽莎自此从他的生活中消失,永远.地下人为此的悔恨,也是永远.

痛苦至极的悔恨最是直白：“那时,我没有爱的能力,因为,我重复一遍,对于我来说,爱就意味着施虐,显示我的道德优势.”(111页)

地下人在这一段故事中的心理很难分析.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人需要自由意志,但是自由意志如果缺了爱的能力,自由和意志两空,人性失落.

许多年以后,地下人记起这件事,除了负疚悔恨之外,还意识到其中的反讽：为什么在“崇高和美丽”的浪漫情操的激励之下,他会做出卑劣的事?这一问,又是在质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浪漫.

在下篇《关于湿漉漉的雪》的标题之下,陀氏抄录了奈科拉森 (N.A.Nekrason) 的诗；诗的后几句是：“那一刻,记忆惩罚着遗忘的良知,你给我讲了之前发生的一切,突然,你捂住脸,悔恨交集,你以泪洗面,发誓,愤怒,震惊等”(37页)

诗句中的人如地下人,我们看见他的痛苦,看不见他捂住的脸.痛,在心底的记忆,心底的记忆中,湿湿的雪片纷纷扬扬.

湿雪,冷与热交会的那一刻,是渴望和自虐的矛盾,爱和恨的交集,还是丽莎的拥抱融化了地下人心里的冰冷?

湿漉漉的雪,或许是雪水和泪水、无情和有情交汇的幻觉.

显而易见,地下人生命中最弱的一刻,是小说最强的一环.地下人毫不掩饰,向“先生们”倾诉内心深处的最痛,期待的是人的理解,人性的觉醒.所以,他更认真地告诉“先生们”：如果你们仔细看看我的故事,会发现我身上比你们身上有更大的“生命力”.地下人接着说：现代体系下生活的人,宁做抽象的人,而害怕做有血有肉的个人.离开书本便不知爱什么,恨什么,尊重什么,蔑视什么.

检测如地下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缘,他只是落寞地行走在彼得堡的街上,早已被人忘却.但是,他毕竟走进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作品.美国作家艾里森在小说《看不见的人》的前言中说,他塑造的看不见的人,其祖先是地下人.今天,地下人的子孙不分国籍,不分种族,遍布世界现代文学作品.

那时,彼得堡境内,纷纷大雪.

此时,彼得堡境内,彼得堡境外,大雪纷纷.

童明,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者”讲座教授,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英语系教授

参考书目

中文

冯川,《忧郁的先知：陀思妥耶夫斯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木心,《九月初九》.见《哥伦比亚的倒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3-9页.

琼斯,马尔科姆,赵亚莉等译.《巴赫金之后的陀斯妥耶夫斯基》 (1990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刘季星、李鸿简译,《冬天所记夏天的印象》(1863年).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231-320页.

英文

Bakhtin, Mikhail.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Caryl Emerson.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1984.

Chernychevsky, N.G.Excerpts from What Is to Be DoneIncluded in Dostoevsky’s Notes from Underground and The Grand Inquisitor.Trans. by Ralph E. Matlaw.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60. 146-177.

Dostoevsky, Fyodor.Notes from Underground and The Grand Inquisitor.Trans. by Ralph E. Matlaw.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60.

Foucault, Michel.“What is Enlightenment” The Foucault Reader.Edited by Paul Rabinow.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3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