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的家教

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该上学了.当时,刘伯承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有人建议部队设立一所干部子弟学校,刘伯承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他觉得,自己办学校虽然方便,但子弟学校容易发生一种偏向,在小孩子脑子里生出等级思想,这对孩子的心灵是有害的.不久,刘太行和农村的孩子一样,坐在简陋的教室里念书了.

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担任南京市首任市长,在南京生活了近十年.刘太行回忆说,父亲最反对的就是家属和子女搞特殊化.解放军刚进城时,他就叮嘱母亲：现在解放了,国家还很穷,人民生活也不富裕,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子女的生活,绝不能特殊,要同群众的生活大体相当才是.刘太行说：“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有一天,父亲带着我们去参观中山陵,到了那里,看到一张通知,说因故不能接待参观者.父亲正要带着我们回家,中山陵的负责干部赶来了.可是,父亲还是坚持服从规定,拒绝了让我们进去参观的邀请.在回家的路上,父亲给我们讲道理：‘爸爸虽然是个高级干部,但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都是为人民怎么写作的,因此,也应该按规定办事,不能搞特殊化.’”

（摘自《做人与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