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体育社会化模式的构想

摘 要：推动社会化发展模式是解决目前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瓶颈”的最佳途径,是目前我国竞技体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环境相适应的管理体制.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进行这项改革还面临着很大的困境：“制”存在的长期性、我国的经济基础还不很强大,没有形成成熟的体育消费市场、缺乏有效的组织“桥梁”、投资竞技体育的高风险性.我们应采取有效措施来促进竞技体育社会化发展模式的形成.

关 键 词：竞技体育；社会化；模式；构想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2-0109-03

1前言

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的影响下,我国形成了一种比较特殊的体育体制――“制”,它使新中国的体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在竞技体育运动水平的提高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且在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发挥着巨大作用.但客观讲,这种制度使竞技体育变成少数人的体育,某种程度限制了社会、家庭和个人发展竞技体育的主动性,随着竞技体育规模的越来越大,使国家承受着越来越重的经济负担.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生转变,再加上世界大范围竞技体育的发展趋势,在竞技体育这个领域,如何转变政府职能,使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更适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更深入地融入到国际市场,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2竞技体育社会化发展模式的涵义

要了解竞技体育社会化发展模式的涵义,首先要理解体育社会化的概念.国家体育总局梁晓龙是这样对它定义的：体育社会化是指尽可能多地动员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兴办体育事业、参与体育运动和关注体育运动,使体育成为社会中的一种普通现象和人们生活方式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的主要目的是使体育面向社会、深入社会,增加全社会从事体育运动的人口,尽可能调动全社会重视和参与体育的积极性和潜力,包括从事体育锻炼、训练,参与兴办体育,并从参与中获得由此而带来的各种利益.推行体育社会化,培养和强化体育意识,壮大体育运动队伍,推动体育的持续发展,不断提高体育各运动项目的技术训练水平和成绩,使体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使体育更好地为社会怎么写作［1］.

竞技体育社会化是体育社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我国的基本国情及目前竞技体育的状况,对竞技体育社会化模式的涵义我们可以这样界定：竞技体育社会化模式是指在继续保持或加大国家对竞技体育投入的同时,努力鼓励、引导、拓宽、和调控社会和个人办竞技体育的积极性和潜力,并使其能从中获得收益,形成国家投入、社会和个人参与、体育产业支持等多方位、多渠道共同促进竞技体育发展的良好的局面,使竞技体育能从社会得益,并怎么写作于社会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

3我国实行竞技体育社会化模式的必要性

3.1“制”与中国竞技体育的复杂关系

3.1.1“制”对中国竞技体育的杰出贡献

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与其它国家有很大的区别,是在体育基础较差,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形下,再加上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迫使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竞技体育,在国际体育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因此,我们选择了这种政府管理型的“制”来发展竞技体育的模式.它的特点是把竞技体育作为特殊行业来对待,作为特殊事业来发展,国家集中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特别是体育方面的,来发展竞技体育.可以说,正是由于“制”才使我国在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内,从“东亚病夫”的屈辱称号发展到今天在竞技体育领域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功举办奥运会、很多优势项目成为世界霸主、位列北京奥运会上的金牌榜第一名等）.正如,袁伟民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结束后的汇报发言：“中国体育代表团所取得的成绩,得益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制’、全国一盘棋的优势,就没有体育事业的更快发展.”

3.1.2“制”的弊端

“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起来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时期,从属于当时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是为当时中国体育发展的内在需求而确立起来的.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竞技体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等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中国式的“制”在当前运行过程中,出现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与矛盾.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抹杀了竞技体育的经济功能,阻碍了竞技体育社会化的进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背道而驰；排斥竞技体育的商业化经营,再加上竞技体育规模的日益扩大,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担负；不计成本的投入,再加上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过分注重竞技体育的优先发展,造成体育资源的倾斜严重,使群众体育难以获得人力、财力、物力上的实际支持；体育系统与教育系统的相对隔离,使很多的运动员无法接受正规的文化素质教育,造成退役后的安置困难；很多训练队只求眼前利益,过分看重短期内的比赛名次,对运动员采取超负荷的训练强度,使运动员出成绩的年限短,但也往往断送了运动员的运动寿命.

3.2世界竞技体育发展对我们的启示

竞技体育的社会化发展模式是当代世界竞技体育发展的潮流.长期以来,我国竞技体育走的是“粗放型”的增长模式,这种模式是在计划经济年代的产物,是国家在经济实力比较落后的情形下,以争取奥运金牌为最大目标的产物,它是不具备社会化、职业化、商业化的特征.在如今社会,已经进入了全球化市场经济的时代,以市场为导向、社会化的发展模式已逐渐在为世界大部分国家发展竞技体育普遍遵循的原则.像体育发达国家的美国、意大利、韩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基本上都是把运动员推向社会和市场.美国的奥委会只是支持国家队和少数优秀运动员,每年的支出也只有4亿美元左右,也主要是来自社会和其他团体的捐赠［2］；意大利的体育管理体制一直被公认为是效率最高、最成功的体育体制,它没有专门负责管理体育的政府部门,而是却管理责任交给专业化的体育团体――意大利奥委会,并且在经济上完全自给,组织上完全独立,政府只是进行执法监督；韩国虽然像我们一样,也是政府主导的体育体制,但它积极推进体育俱乐部制,把热门项目和商业化进行得好的项目移交给民间市场,只是对一些缺乏商业化的项目在政府范围内继续进行培养和管理.我国如果还坚持原有的发展模式而不做改进,势必与国内、国际大环境的形势不相协调,不仅不利于竞技体育自身的发展,甚至可能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3.3竞技体育自身发展的需要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竞技体育能否发展就要看能否充分满足社会大多数人的体育需求,由此才能形成竞技体育真正进入市场,最终形成依托社会、国家调控的可持续发展［3］.在我国,竞技体育的投资除个别例子外,基本上靠的是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没有发挥个人、家庭、学校、企业和社团等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只注重竞技体育的运动成绩,而很少关注经济效益.随着竞技体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世界竞技运动水平的整体提高,国家对竞技体育的投入也不断增加,财政负担日益加重.在很多地方政府已造成发展竞技体育的财力资源严重不足的现象,后备人才严重缺乏,别说是扩大发展规模,就是维持正常运转都难以支持,严重影响了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竞技体育要向着更好、更强的方向发展,除继续得到“制”的优势外,还应得到社会的支持,利用自身的优势充分融入到整个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形成“社会参与竞技体育,竞技体育怎么写作社会”的发展局面.

4我国竞技体育社会化面临的困境

4.1“制”存在的长期性

某一时期管理体制的确立是基于当时特定的社会状况,包括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这是客观选择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我国的竞技体育也不例外.我国所实行几十年的“制”就是在当时外部政治环境不稳定、经济不发达、体育基础很薄弱的情形下,为了整个国家的大局,而选择的一种发展战略.这种管理体制为我国竞技体育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提供了强大的保障,也为国家整体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虽然,随着国际形势的改变、社会的发展,这种管理体制存在各种各样的弊端,对它的改革也势在必行,但是变革的速度和强度却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别是,当前我国依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水平还不十分发达,竞技体育的社会支撑力度还很有限,而且竞技体育还承担着“保金夺银”的政治任务,还需要竞技体育来展示国家的综合实力.再加上,前苏联以及东德由于管理体制变动而引起竞技体育快速下滑的“前车之鉴”.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我国“制”势必将还在一段时期内长期存在,那么,竞技体育社会化模式的发展必定受到制约.

4.2经济基础还不够强大,居民的体育消费市场还不成熟

体育是上层建筑之一,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人类文化活动,竞技体育尤其如此,而且随着现代竞技体育的不断发展,它对经济基础的依赖性更强［4］.自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一直保持着GDP年均7%－8%的增长速度,令世人震惊,经济总量也位于世界前列,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均经济占有量却远远低于很多先进国家,甚至也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可以说,这种薄弱的经济基础状况会对竞技体育社会化的发展道路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

此外,竞技体育社会化的发展前提也要依赖于居民的体育消费水平,这也是其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长期以来,我国所采用的都是“单纯依靠投资来促使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投资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会减少政府在例如医疗、教育等社会公共领域的投入,本着“补偿原则”,这种投入的减少把本应由政府负担的责任转嫁给了社会普通民众,使其承担着沉重的公共品支出负担.据有关调查显示,我国公民的储蓄意愿强烈,而消费需求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很多人不愿意在“基础消费品”之外进行消费.而体育消费恰恰不属于“基础消费品”之列,因此,其比例在居民家庭总消费中严重偏小,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水平.可以说我国居民体育消费意愿不足是我国竞技体育社会化发展模式的又一大障碍.

4.3缺乏有效的组织“桥梁”

社团是政府和社会个体实现愿望的有效依托组织,是连接两者之间的“桥梁”.体育社团的良好运行不仅能促使体育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也能有助于满足人们的体育需求.但在目前,我国的很多社团还没有达到所应该具有的“民间性、代表性、公共性和自治性”,体育社团也不例外.首先,在法律上就把社团的管理权直接归置于政府.国务院公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国务院或者是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是有关行业、学科或是业务范围内社会团体的业务主管单位”,这样从法律上极大地限制了社团的自治权力,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体育社团其发展和运作必须依赖于政府行政手段、组织手段［5］.这一点最典型的是体育系统内的“两个社会团体和一个政府机构”,即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和国家体育总局,虽然名义上都是主管体育的直属机构,但只是一个机构、三块牌子,权力归结于国家体育总局,另两个社会团体并没有实质权力.

在这种情形下,项目协会实体化被寄予了厚望.它也确实在短时间内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也已经从组织上基本实现了建设,迈出了艰难的改革第一步.但是改革还没有彻底深入,却又组建了“项目管理中心”,使协会实体化的改革进程走上了“不伦不类”的发展道路.它的官民双重身份却使其具有更强的政府属性,更像是一个新的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在它们的利益博弈中,刚刚迈出社会化发展道路第一步的项目协会,其权力再一次纳入政府的掌控之下.

4.4投资竞技体育的高风险性

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投资者进行投资行为的根本动机,任何一个投资行为的发生都有相应的回报期望,竞技体育领域的投资也不例外.但竞技体育由于其自身的特性决定着投资这一领域存在着很大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投资周期的长期性.运动员要想产生经济效应,基本要到成为全国冠军甚至是世界冠军之后,而这个周期大约需要10年以上；其次是成才结果的不可控性.冠军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并且是一个多因素“合力”的结果,成才的比例极小,这样使竞技体育具有“高淘汰率”的特征；再次是投入的巨大性.运动员在基础训练和准备阶段,学习、训练、比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每年要花费10万元左右,如果在国外或一些花费大的项目,这个数据就要达到十几万甚至是几十万,如果达到职业水平,就需要更多.被誉为“体制外的胜利”的2011年法网冠军李娜日均就要负担1.5万人民币的团队开支,所以说竞技体育也具有“高成本性”的特征；最后是代价的昂贵性.运动员的训练要从小开始,而儿童时期是学业的黄金期,从事专业训练极易引起学业的荒废,再加上运动训练的背后往往伴随着伤病,如果一旦失败且失去“体制”的保障,其代价相当昂贵.

5构建我国竞技体育社会化模式的设想

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确立和完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晰的认识.尤其是竞技体育社会化的发展模式,不仅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和高度发达的政治环境,还需要强大的社会组织“桥梁”,更需要完善的社会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和公众强烈的体育消费需求,而要满足这些所有的条件必须要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因此我们任重而道远.为此,笔者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新的“制”.实现政府从“全能性”向“有限性”的职能过渡,让政府从“划船”的角色转换成“掌舵”的角色,让出竞技体育中的一部分权力和责任,由新的主体来代替其部分职能.应在前期改革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逐步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间的关系,作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第二,采取分类管理运动项目的发展模式.做好运动项目的分类,对一些群众普及程度较低或不具备市场运作条件的竞技项目,可以纳入“制”的范围.对一些观赏性强、具有很大群众基础或市场化较为成熟的运动项目,可以由社会完全管理.即凡是能通过市场运作发展的项目,都不在“制”的范围之内,而是完全交由社会团体或个人,按市场经济关系进行经营管理.形成政府监督、企业和社会团体经营、个人积极参与的社会化发展模式.

第三,挖掘社会、家庭、个人投入竞技体育的积极性,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渠道.运动员职业化的可观前景,使一些家庭看到这也是孩子成才的一条道路,并有很多家底支持孩子参加业余体育训练,最差也能提高身体健康水平,如果孩子确实有前途,也会超着职业化的方向发展,例台球的丁俊晖和周萌萌,网球的彭帅等.这种从小到大,从投入到产出都是家庭行为的“家庭投资竞技体育性”的发展模式,在欧美、韩国以及日本非常普遍,是国际上几乎所有职业选手的成长之路.我们应积极宣传这种模式,树立典范,使更多的家庭参与到后备人才的培养中来,促进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大力支持体育社会团体的发展,壮大其力量.政府进行权力让渡的前提条件是需要社会团体的力量的强大,能负担起管理职能.成立各级协会,并促进项目协会实体化的进程,使协会由“虚”变“实”,变成真正的自主经营、自主管理、自主发展的独立法人；逐步对项目管理中心进行改革,使之从“官民双重身份”的状态中脱离出来,为政府进行权力让渡创造条件.

第五,培育并壮大发育健全、完整的竞技体育市场.政府要逐步从具体的管理事物中脱离出来,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采取例减免税率、协助引进项目、政策优惠等具体措施,促进体育产业的快速、高效发展,从而为竞技体育的社会化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应扩大体育消费市场,可积极宣传体育的意义及必要性、挖掘并引进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运动项目、推进体育消费税前政策及体育消费补贴政策的实施、加大居民医疗、教育等公共品的投入,使社会公众能真正做到愿意消费、敢于消费,做好体育消费这块大蛋糕.

［2］喻丙梅.论中国竞技体育社会化的缘由［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07,4（23）.

［3］肖林鹏.中国竞技体育资源调控与可持续发展［D］,北京体育大学学位论文,2003.

［4］张东黎.“丁俊晖模式”的理性审视兼论竞技体育社会化改革的困境［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8,2（25）.

［5］黄亚玲.论中国体育社团［M］.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4:93-94.体育与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