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古国,在5000年的文明演化史中,中国所独有的思想文化影响着各个方面的发展与推进,诸多思想理论为整个人类发展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中,美学思想对设计的影响尤其显著.历经数千年历史的更迭,我们的祖先对于世界宇宙观的摸索使得知识结构体系不断完善,对于自身所处社会的意义与价值也做出了深入的总结,艺术创作探索步伐不断深入,使得人们对设计的社会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认识与肯定.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是在社会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奴隶社会,古代的思想家对美与艺术问题所作的哲学探讨,对艺术实践经验的总结与研究,是美学思想的起源与萌芽.

人类设计行为的发生是伴随着“能够制造工具的人”的出现而开始的.在原始社会的设计中,美不是关键,也不是目的,为了生存而追求的实用才是人类原始初期设计的唯一目的.有思想底蕴的设计作品直到先秦才真正出现,先秦是中国美学的发端期.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一度出现百家争鸣之势,中国传统美学核心思想源于礼乐传统的儒家美学,在发展中逐渐与老庄、佛禅、玄学、等美学思想相融合.这些思想家对功能与形式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孔、老、庄、墨、荀、韩都从不同角度对此发表了不同看法.

《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此言“文”,指合乎礼的外在表现；“质”,指内在的仁德,只有具备“仁”的内在品格,同时又能合乎“礼”地表现出来,方能成为“君子”.孔子认为要“文质兼备”,强调“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应当不偏不倚,内在与外在相互协调.老子抽象地提出“有”与“无”,“利”与“用”之间的关系,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防.是圣人为腹不目,故去彼取此”.他将形式美全盘否定,以实用为核心.庄子也赞同老子“无为”的观点,反对装饰,崇尚返朴归真的艺术原则.墨子更以实用来衡量一切,否定文采美饰.他认为“先质而后文”,极力反对在实用之外追求外观形式的美.荀子则不同于墨子,他在强调实用的同时并不否定装饰的衬托作用,但强调装饰要掌握一个“度”,要追求“万物之美可以养乐”,对美的内容和美的形式都要重视.韩非子同样重视事物的实用性,其观点重质轻文,好质恶饰.总体上,诸子各家都认为实用是关键,是否有用是衡量事物美与不美的标准.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美学思想一直影响着古代设计的发展.战国时期的《考工记》中提出：“天有时,地有气,工有巧,材有美,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重要观点.所谓“天有时”是指时间,“地有气”是指空间,“工有巧”是指制作条件,而“材有美”是指材料性能.文与质相统一,美与用相统一,然后才可以为良.

以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设计为例,中国自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使用小件的铜质工具与饰物,到了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器的设计铸造更是登峰造极.青铜器具都遵循实用的原则进行设计,根据功能的不同在造型设计、材料及铸造上都有所不同.值得一提的是,青铜器的设计更多的体现出它们所产生的社会的礼仪制度.鼎原是饮食器,外形规整威严,在商代和西周早期演变为体现权力的礼器.这一时期的鼎以体现上层社会至高无上的权威为主要功能,因此,其造型大都稳重而庄严,多以饕餮纹作为装饰,商代后期的司母戊鼎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作品.司母戊鼎以饕餮纹和夔纹作为装饰,外形雄伟高大,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青铜铸鼎.大的社会变革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旧制度的衰落,青铜器礼器的作用逐渐淡化,成为上层社会的日常生活用具.功能发生了变化,其形式也随之改变.原本威严厚重的造型被轻灵奇巧的形式所取代,纹饰不再狰狞抽象,趋向写实.这一时期的青铜器由于功能的转变设计风格也变得清新自由、繁缛精美了.

汉代的长信宫灯更是文与质相统一的典范.它的设计十分巧妙,着广袖内衣和长袍,左手持灯座,右臂高举,与灯顶部相通,形成烟道,用以吸收油烟,不仅能够防止了空气污染,而且造型优美而生动,不乏审美价值.灯罩由两片弧形板合拢而成,可活动,以调节光照度和方向,功能与形式得到了有机的结合.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中国古代设计领域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古代设计的形式功能因素和审美意趣浑然天成,互为因果,可谓“必有其质,乃有其文”.中国所独有的美学思想引导着中国古代设计的风格与方向,是中国古代设计的精神文化根基之所在.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引领之下,中国古代的设计日趋成熟,形成了独具魅力的东方设计文化神韵,为人类文明书写下了灿烂的篇章.

作者简介：张驰（1992―）,女,内蒙古人,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设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