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挤五十万博士帽的学术水分

在日前举办的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上,教育部学位管理司副司长黄宝印介绍说,我国实施研究生教育三十五年以来,已培养五十多万名博士人才,支撑了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黄宝印同时强调,我国博士培养面临着规模和数量较大但质量严重不足的问题,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改革开放尤其是高校扩招以来,我国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招生人数每年均以较大幅度增长.2007年,我国博士授予人数超过五万,2008年这一数字继续上升,从而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这样算来,自实行学位制度以来,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二十多年就走完了美国一百多年的路,实现了“赶美超英”的目标.

然而这样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却总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因为博士数量的大跃进式增长,某种程度上是以降低人才遴选标准和学术质量为前提的.譬如西方国家大学的博士生淘汰率一般为百分之三十,部分学科甚至高达百分之七八十,而我国的学位教育几乎是全进全出,淘汰率极低.虽说中外研究生教育模式有差异,进出门槛不同,但像中国这样宽松的选拔机制,显然不符合教育和学术规律,博士生的质量可想而知.

也正因如此,有媒体感慨：中国成为博士工厂,为何出不了大师?有人甚至将中国尚无人获得诺贝尔奖科学类奖项与“世界第一博士学位授予国家”相联系,认为这是个讽刺.虽说这两者并不一定必然相关,但我国研究生整体学术水平不高,却是事实.一个国家的学术水平和科技实力,靠的不是人海战术,而是实实在在的学术成果,像工厂生产产品一样批量复制博士生,炮制出的无非是一顶顶注水的博士帽,以及教育官员的虚检测政绩.

博士生数量的非理性增长,一方面源于“学历崇拜”的社会心态.正如有学者称,今天国内的博士教育,其首要功能不是培养学术人才,而是满足社会对“具有博士学位人才”的需要,说白了就是对“博士头衔”的畸形需要.譬如在高校、医院等人才比较集中的行业,“博士”已成为晋升和评职称的一项硬件条件,在这样的现实下,博士教育实际上已经远离学术,而与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了.

另一方面,则在于权力对教育和学术的染指.前人大校长纪宝成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不在高校,而在官场.”近年来,“官员博士”成为舆论关注的一种现象,甚至由此而形成一个潜在的文凭贩卖市场：高校通过给高官派发文凭而获得相应的政府资源,官员则通过文凭来包装自己,增加其从政的含金量,双方各取所需,不谋而合.不久前落马的前南京市市长季建业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06年,季建业获得苏州大学在读博士生的学位,同年成为该校校董.而早在2007年,三农研究者张英洪就曾季建业博士论文,并欲花二十万元平息风波.

太多的“南郭先生”,不仅极大浪费了社会资源,而且损害了教育公平和学术公平,对我国高等教育和科技实力的发展也起到了反作用.沾染了权力和功利的博士帽,是时候该挤挤水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