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难的根本出路在激活民企的活力

1997年的小学生入学人口是历史上的峰值,九年以后的2006年农民工开始枯竭.

三年后的2009年蓝领的短缺成为话题,四年后的2013年白领的增量到达顶点,

偏偏在这顶点,就业难出现了.

今年是大学扩招之后毕业生最多的一年,也是就业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699万的毕业生有多少人能够就业已经成为全社会都关心的话题.

民营企业是最敏感的,对于市场他们有天然的嗅觉,大连万达集团已经宣布今年将把大学生的招聘人数在去年的基础上提高10%,而上海的复星集团也在内部对今年的招聘指标作了大幅调整,但是这种调整对于将近700万的人群而言恐怕只是杯水车薪.

数字或许很难看,但是总比自欺欺人强,教育部已经明令禁止高校把就业合同和发放挂钩,为的就是避免学校作检测的压力.作检测的危害更严重,因为可以误导决策者做出错误的判断,也就是说一个有水分的70%比一个没有水分的10%的就业更可怕,更为人们忧虑的是大学生就业难并非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而是全社会就业的一个缩影.2013年和2012年相比,新就业人口的增量已经减少了366万,而失业率则增加了0.5%.众所周知的是,中国的失业率只是城镇登记的人口统计比率,和国外的区别是巨大的,一是农业人口并不在其中,二是没有登记的人口也不在其中.

巧合或者必然?

1997年的小学生入学人口是历史上的峰值,九年以后的2006年农民工开始枯竭,三年后的2009年蓝领的短缺成为话题,四年后的2013年白领的增量到达顶点,偏偏在这顶点,就业难出现了.

显而易见,就业是经济形势的重要指标,我们现在不清楚的是,在中国,这是一个先行指标还是一个滞后指标,如果是一个先行指标,那么意味着经济前景更糟,而如果是一个滞后的指标,那么随着稳增长的调整,经济增长还是有可能的,至少在美国,就业指数是一个滞后指标,大家总是以实际公布的就业率和大家的预期作比较从而得出乐观或悲观的结论.复星集团的CEO梁信军在内部交流时指出,今年就业的特征过去只在2008年底和2009年初出现过,同样令我们困惑的是,2008年底2009年初对于中国而言是危机的开始还是危机的结束?如果是结束,怎么评价这几年的起伏?如果是开始,那么现在到了结束的时候吗?

值得关注的是,伴随着大学生就业难出现的另一个现象就是“国考热”.2001年的时候,参加考试的人不过3万,但是到了2012年有133万人参加考试,十年内报考人数猛增42倍,国家公务局的有关人士在答记者问的时候承认,中国的公务员人数近几年一直以每年15万人的速度在增加,现在已经有689万,2012年新增的人数为18.8万人,其中为1.8万人,地方为17万人,这些人还不包括88.4万参照公务员管理的所谓事业单位人员,而每年被辞退的公务员占总数比例不到0.05%,一般企业的淘汰率则在5%-15%左右.

“国考热”不是什么好事,尤其是对于中国这么一个未富先老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说明政府的机构在膨胀,权力在扩张,管制在加强；另一方面也说明活力人群在减少,风险意识在淡化,进取创新的动力在消失,如果精英人群里首先是公务员,那么财富靠谁去创造?

有因必有果.

改革开放是一件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事情,要解决就业难的问题根本出路在激活民营企业的活力,相对应的是政府精兵简政,让利放权,什么时候再次出现官员下海潮,中国经济就再次进入上升通道,眼光不必非盯着政治体制改革,仅就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政府同样也是可以大有所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