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代”到北京第一个硕士个体户

一

1964年我从上海永嘉路二小毕业后考取五十一中（位育中学）,但我未就读,随父母迁居北京,就近转入翠微中学.该校每周三节英文课,是北京重点中学英文授课量的一半不足.为了在1967年北京中考时能转考进重点高中,我开始自学英文.

“”乱世让我初二以后失学.我的父亲涂作潮每月给我5元钱,用途是写张4元的学生通用月票四处游走或者用于兴趣爱好,让我远离揪斗老师、参与武斗等不法行为.我用二哥涂中华的旧货“127”相机学上了摄影.在朋友杨连更（葫芦岛O9工程的二级电工,实际工作中的“老法师”）的指导下,我用窗户玻璃的下脚料、明胶和水彩画料做了深浅不同的黄、红、青三色滤,共33片.1967年底,首批彩色照片问世.1968年4月,我的父亲涂作潮被打成反党分子、叛徒、特务,在非法一年中受刑讯“逾百次,累计千余小时”（平反结论语）；当年7月,二哥涂中华受株连,非正常死亡于北京电子管厂.来自军管会、专案组、造反派乃至学校和邻里等的压力让我几近崩溃.杨连更鼓励我：你的命是昨夜花残犹未落,今朝逢露又重开.坚持学习,定有出头之日；不怕人不用,就怕艺不精.

1969年4月,父亲从牛棚放出时,我比照着造反派没有抄走的1946年版美国《业余无线电手册》自制了电子管5灯超外差收音机.1973年初,我根据连更兄给我的英文和中文资料,自己设计并制作了13管半导体收音机,在我插队的北京海淀区北端,夜间能收到英文的以色列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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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始后的1966年下半年到工农兵大学生要文化考试的1973年7月,我自学了初三和高一的物理、几何和化学；在自己能请教到的范围内,所有习题也翻成英文,再用英文回答.1973年,周恩来总理冲破重重阻力,颁发了国务院55号文件：工农兵学员入学前要文化考试；音乐、体育、美术和外语专长者,可以不受推荐名额的限制,加试满意者后补推荐手续.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上海浦东籍英语老师黄健东在海淀区的招生办公室考我时,单刀直入就出了难题：你说劳动之余看看英文的科技类文章,那你就说说原子是什么吧.我用语音语调和语法都欠着火候的英文回答说：原子构成分子.分子让物质具有物质的基本特性.原子由电子和原子核组成.电子围绕原子核运动.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对不起,老师,再深的我不会了.黄老师笑了,用中文问道：激光的英文怎么说?我答：laser.问：你把这5个字母各自代表的含义都说说.我英文答：L是光,A是放大.其他三个字母不会了.不过我知道laser的中文全文是受激辐射光放大.

黄健东老师以后升任二外英语系副主任、主任、二外副院长和国家旅游局副局长.2009年,我们相见于某同学女儿的豪华婚礼上.在谈到当年工农兵学员的参差不齐时,黄老师感慨道：以后每年的英语专业新生入学,我都考他们这两道题目.到我离开二外时,还没有一个能做得出来.

二

我1977年二外毕业后,分配在北京青云仪器厂当文字技术翻译.1978年,三机部的老清华毕业生、仪表处的杨光中处长来厂时发现了我的口语专长.此后我做了航空仪表工业的技术和商务翻译.1979年借往英国工作六周.同年我考取了中国社科院的英文新闻采编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2毕业后我在一个中外合资企业工作了两年.这时,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1985年1月,我辞职在家个体开业,开始了24小时的国际商业怎么写作,是北京市的第一个硕士个体户.当时还没有互联网；三分钟的国际长途费相当于一瓶茅台酒,昂贵且缺乏法律效力：航空信往返至少两周——黄花菜都凉了；再短的国际电报也贵过三分钟的国际长途等最方便可靠的国际商业通讯非电传莫属了.当时北京新安要等一年以上,而电传用的是总机线号,申请电传更是难上加难.于是我每隔一周就给北京市电信局写申请,从不同角度申诉电传对于我的至关重要.终于在我第九份申请付邮前,局长秘书来说,不要再写了,你的申请刚刚批下来.1985年5月11日,我在家里开通了电传,安装了当时全国1,700万余户私企和个体的第一台电传机.这引起了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西方国家的注意.1985年秋,正在北京访问的澳大利亚第二大亨、安塞航空和TNT快递公司的老板阿贝里斯爵士,谢绝了国家经委安排的参观丰台西汉古墓的活动,专门到我的SOHO（小型办公室一家庭办公室的英文缩写）来参观中国第一台私企和个体电传机,并在回国后亲笔来函致谢.我也接办过传媒大王默多克在美国注册的新闻有限公司的一两单小型委托业务.默多克先生给我的亲笔函,我也展放在镜框里.我还收到过英国女皇的来信.这样,凡有欧美或澳洲的客户问及我的资信时,这三封信的复印件就足够了.在严格意义上我只是一个独立门户的业务员,或皮包商.我30年来生存和发展的全部秘密就是：诚信,守时,优质.

从1985年末起,因为我写作技巧的海外客户的缘故,我一直涉足于我国的防伪科技领域.“”落难时期学习到的英文术语和技术,对我工作裨益甚大.国外主顾的工程师们发现,我熟悉可见光谱,紫外线,红外线,彩虹荧光七色,射频非接触,天线,芯片,图像比对,克重,化学敏感,不可逆反应,示踪元素等术语,也发现我在换算千赫、兆赫、G赫兹、毫克和微克等单位时基本不出错时,就问：你在哪里学的理工科?我说,我没有上过理工科院校.这些知识有我参加工作后学习积累的,也有我“”和插队时期自学的.

1986年时,中国政府曾经声明,不和实施种族隔离主义的南非做生意.此后不久,一条中国远洋船和一条某国远洋船在南非领海一带相撞.国营的中国船公司一定要到伦敦国际海事法院起诉.而某国船公司属于私营,深感官司不论输赢,海事律师费太贵,强烈希望庭外和解.某国船公司的最后希望寄托在他们给我的一份长达20分钟的电传中.我不是律师,但是作为某国船公司的临时写作技巧人,我左思右想后向我国船公司这样争取道：撞船时,中国船上没有伤病员需要紧急救助,生活物资也无需紧急补给；当时没有风暴之类、也无需紧急避险；伦敦海事法院一旦开庭,好事的西方记者就介入了,他们可能会说,证据的指向是,中国船涉嫌开往南非,或日中国可能正在和南非做生意；我国船公司虽然有可能赢官司,但是可能让国家承受的政治和外交风险却得不偿失；与其这样,不如争取庭外和解等我国船公司在20分钟内同意调停.我即通知某国船公司；我的斡旋酬劳也按时到账了.但无论是某国船公司,还是我国船公司,谁也没有联系我.我很坦然：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1987年夏,国家经委在北京召开香港经济研讨会.我是会前请的三个同声译之一.临开会时,只有我到场.会务组在征求我的意见时表示,如果改成交叉译,原定两天的会议时间就不够了.我说,我尽力唱独角戏.实在坚持不下来,再改成交叉译.大会开会不到一小时,一些海外和港澳代表向组委会道：全世界同声译都是两到三人轮换的.现在的独角戏是对同声译的超额剥削.经组委会同意,我马上对全体听众说：我是中国的一名个体户；在改革开放的许多方面,中国的私企和个体做得更好；我自愿一个人做同声译.听众们满堂喝彩.我坚持了会议的两个整天,其中一晚还担任宴会的交叉译.

1988年春节前夕,中国人才资源开发基金会、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中心和电视台经济部等单位联合举办了“全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评奖活动,设金杯15人,银杯84人.我以独到的国际商业怎么写作,获得了银杯奖,是所有获奖人中企业规模最小者.全体获奖人向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敬赠了条幅,我的署名也在其中.今天,这件条幅展放在四川广安的纪念馆中.

1988年6月中美贸易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参会中国公司的入场费是3,000元,但是学术组成员如果提交论文则不收入场费.我马上用中英文提交了题为《为中美贸易拾遗补缺的中国私营事务所》的论文,用自己三年来的工作实践,论证私企、个体和中小企业在中国走向世界中不可或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我暗自窃喜的是,我的事务所招揽国际业务的广告其实就隐含于我的论文的字里行间.

会议期间我也协助宣传了我国的改革开放.美国的工会势力强大,时不时地呼风唤雨,令大、中、小老板们都敬畏.美国企业主来中国投资,自然也要顾及中国的工会.他们在小组论坛上的提问很外交：中国,工会的作用是什么?中方主持人说：保护职工利益,协调劳资关系.我发现众多美国听众反应冷淡.我在征得主持人同意后,发言补充：我猜想刚才提问的朋友的问题是：中国的工会会不会组织罢工?我以为不会.因为根据中国宪法,公民权利项下是没有罢工二字的.所以,你们来中国投资,就不用担心罢工的问题了.我话音未落,那些主要是美国中小企业主的来宾们鼓掌、跺脚、吹口哨,连声喝彩.在场的好几个美国来宾对我说：你真是中国政府的业余发言人.你准确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

三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私企和个体户也迈入了参政、议政的行列.从1987年起,我先后担任过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委员和北京市政协委员.我提交过的政协提案包括：

一、远东国际法庭裁定的日本侵华损失额1,000亿美元,如每年按8%年息计算,到1987年连本带息约12,000亿美元.鉴于日本篡改侵华史实,我国的教科书也应尊重史实、针锋相对地逐年修改：调整该损失额的当前值,亦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二、惩治经济犯罪要有具体的量刑尺度,该标准应按照国家统计局年物价指数调整之；坦白或退赃或检举等态度再好者,顶多给10%的量刑折扣,而非从宽无边；遂令法制最大化、人治最小化.

三、对于祸及子孙后代的检测酒、检测药等,必须用重典.惩处的依据不仅是已经发生的受害人,而且还应包括潜在的受害人.非如此,遗患无穷j

改革开放给我带来了发挥自己专长的天地,也给我在奋斗中带来了事业成功感——全中国很多人使用的证照和票券中也有我的一份辛苦；还给我带来了社会荣誉：1986年全国先进个体户；1987年北京市先进人物报告团成员,同年任北京市和西城区的个协副会长；1987年全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银杯奖；1988年北京市劳动模范,同年任北京市工商联常委；国际刑警组织1997年赫尔辛基反伪造国际会议和2002年阿姆斯特丹反伪造国际会议的观察员.

我乘改革开放大好形势下海,淘到了第一桶银（不够金的标准）,以后业务基本顺利.1997年到1999年我的大儿子在英国伊顿公学上了11年级和12年级（高三）,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伊顿毕业生.我发现二儿子在钢琴键盘上即兴作曲并不断有所进步后,于2004年带他到德国汉堡的斯坦威钢琴厂,让他自己挑选一台七尺琴.顶级的琴声也启迪了他的灵感.他小学毕业后于2009年考人音乐学院附中的作曲专业.

改革开放给了我机会和收获,我也应该力所能及地回报国家和社会.从2005年底开始,我完全自费地为先父涂作潮建立了有大小20问展室的陈列室,已收展1,400件/份档案和实物,现仍在丰富展品和提高质量中.我以为这些档案不仅是我家的精神财富,更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应该流传于世.我这样做,要比给父母亲修个豪华坟墓更有孝心.

2008年我参加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30周年校庆时,我当年的老师问我：你这个新闻硕士经商了,专业对口吗?我说,不仅对口,而且当年老师们教的,让学生受益无穷.比如新闻和商业一样注重时效；新闻的背景调查和商业的资信或市场调查亦无二致；新闻中何人、何时、何地、何事、如何和为何的六何定律在国际商业合同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一份合同中,少则几十个“何”,多则数百乃至上千个“何”,学生努力做的,就是哪个“何”也不能出错,不论是在谈判阶段,还是在合同落成文字时,或是在合同执行中.我的老师们欣慰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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