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的北大印记

看完新任总理与中外记者见面会直播后,陶景洲说,“很真实,克强一点都没变.”

在陶景洲眼中,克强还是那个克强,自信、真诚.

1977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恢复招生,83名出身各异、年龄不一的学生通过高考从全国各地汇集到北京.分高学优、根正苗红,是当时北大法律系选拔学生的标准.日后这一批学生走向社会,可谓群星璀璨,其中有行政法学家姜明安、刑法大师陈兴良、民法权威郭明瑞、国际上颇负盛名的大律师陶景洲、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著名政治学者王绍光等

当然,最令人瞩目的,是2013年出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梦想与抱负

1982年1月10日,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毕业前夕,李克强曾为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位同学写下临别赠言：“纯真而不欠闻达,善良而不失坚强,把生命高举在尘俗之上,又融化于社会之中,这应当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追求.”

陶景洲认为,这种抱负,应该是李克强从政的精神动力.

其实,梦想在大时代面前,显得神秘渺小而不可捉摸.毕业之时,法律系三位同学通过考试获得出国资格,现在是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管理合伙人的陶景洲,最初就想去美国,却因为年龄最小被安排去了法国.

刚开始,李克强也想出国,也有学业优势.他和姜明安是同学们公认的学习特别刻苦的两个人,后来又成为法律系仅有的两个校级优秀毕业生,这在当时全校毕业生中也只有20多人.何勤华曾回忆李克强学英语的情景：“小本的正面写英文,背面写英文；去食堂的路上背,排队时也背.”

毕业前的两个月,李克强复习了留美资格考试的相关课程,被老师和同学们认为十拿九稳.但北大党委副书记马石江（后担任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看中了他,要他留校担任团委书记,并且锲而不舍地找他谈了十多次话.陶景洲认为,这个时候,李克强的党性原则就体现得很好,听组织的安排,正如李克强自己所说,“融化于社会之中”.

其实当时还有很多梦想.毕业之时,李克强、郭明瑞、姜明安、武树臣四人曾约定,合写一本叫“法律文化”的书.不过,约定还没有来得及付诸行动,大家就各自忙开了.全班83人之中,他们四人被留校任教.之后,各大学的师资队伍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选择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充实师资力量成为最好的办法.

“我们四个人方向都不一样.我本人从大二开始就对行政法感兴趣,李克强选的是经济法方向,武树臣主攻法制史,郭明瑞则选了民法作为执教领域.”姜明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日后李克强又回母校北大攻读经济学硕士和博士,这对于他在未来领导中国的经济工作奠定重要基础.

留校当年,李克强出任北大团委书记,渐离教研一线.陶景洲说,“越来越多的团委工作占用他的时间,经济法教研室的一位老教授惜才,说共青团工作是不务正业,劝李克强继续经济法的教研工作,劝他不要走.”

但北大团委工作有声有色,引起团的关注,李克强很快就被调往团任职.走的时候,姜明安骑着自行车到派出所,为他了粮食户口关系.法学背景

何勤华曾撰文回忆,大学期间,武树臣、李克强等都是系主任张国华老师的崇拜者.“老武最终走上了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的道路,与张老师不无关系.克强也曾一度想从事中国法律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

陶景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当时处于改革之初,大规模立法刚刚开始,但对法律主干课程的学习并未耽误,走过这一段时期的法律人都有深厚的知识背景.陶景洲特地将李克强在记者见面会上的回答仔细看了一遍,“他的回答中充满着很强的法律味,宪法至上、法治精神、法治政府、法律神圣这样的表述很多,尤其是类似‘有罪推定’这样专业的词语,不学法律的人,不可能那样自然地说出来.”

说到这些,陶景洲回忆起李克强亦曾有过出庭辩护的经历：1980年12月,班上不少同学在南京法院实习.陶景洲在南京中院,李克强则在一个区法院实习,主要当陪审员,有时也当辩护人.他们曾写作技巧一个四人共同犯罪的刑事案件,法院指定了4个辩护人,李克强是首席辩护.“他认真查阅卷宗,做了很多准备工作,记得开庭的前一天,他组织我们几个人讨论到很晚.这可能是他唯一一次法庭辩护经历.在法庭上,他说话比较慢,还带点合肥口音,表情很严肃.”

3月17日记者会上,李克强说,“建设法治政府,这尤为根本,要把法律放在神圣的位置,无论任何人、办任何事,都不能超越法律的权限,我们要用法治精神来建设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现代政府.”

陶景洲认为,对于法治,李克强显然有着比一般人都深入的思考.

何勤华回忆,李克强刻苦学习英语,大三以后就开始翻译英文原版的法律文献.何勤华在1980年5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克强同学真不简单,他翻译的《英国宪法资料》已被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录用,共一万多字.他另外翻译的两篇文章,也初步为我系杂志《国外法学》看中.他写的《信息控制与法学》的论文,已由系里打印,送交《法学研究》.他与周振想（注：后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刑法教授,已过世）同学合写的报道《法律系学生五四科学讨论会》,也将被《光明日报》录用.”李克强与同学合作翻译了几部西方著名法学家的名著,最令人称道的莫过于英国丹宁勋爵的《法律的正当程序》.该书于1999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即便在10多年后的今天,“程序治国”仍然是姜明安等行政法学者着力推动的最重要工作之一.

十几年前,姜明安以及中国行政法学界便力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法典,以促成政府行为合乎正当程序,而近二十年来,与正当程序相关的《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已经成为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的最重要立法.

陶景洲认为,李克强当年读书最大的特点,是着眼于社会.“大二时开了一门选修课叫经济法,我感觉李克强从那个时候起开始对经济发生兴趣了.我想他肯定有一个更加注重市场经济的想法.那个时候尽管已经开始主张市场经济,但什么是市场经济都说不清,（李克强）能有这种想法已经很难得了.”

彼时,“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在的支持下,创建了中国国际信托公司.中信聘请了哈佛大学一位法学博士任顾问,这位博士同时在北大开讲国际法,他带了十多名学生去中信实习,陶景洲和李克强都在其中.

“我们在中信实习了一个多月,每天都去中信总部看材料.当时北大的国际法水平可以说是全国第一.这次实习对我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从中信公司的案例材料中,我们学会了如何用法律规范投资行为,如何用合同来约束企业行为.这对我们掌握中国未来的外商投资政策很有帮助.”陶景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时隔不久,1979年7月,中国就出台了第一部外商投资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尽管仅有15个条文,却将改革开放实质性推进了一大步.“不事张扬,稳扎稳打”

在陶景洲眼中,李克强谨言而慎行.“他在班上一直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我们上大课时,一班80多人坐在一起,座位不固定,他常常坐在后面,课堂表现也不算活跃,并不显眼.”

尤其是照相的时候,李克强要么站在后排,要么站在一边,不事张扬.陶景洲说,“他从团调到河南工作以后,我们联系少了,不过他对我们仍旧没有官架子.我们同学聚会,就数他级别高,大家都推他坐中间,他却总是推来推去不肯坐.记得唯一一次例外,是2002年的同学聚会,他已经担任河南省委书记,是主政一方的大员了,合影时几个人硬拉着他坐中间,他才坐下.这是我见过他唯一一次居中合影.”

在他们那个班上,同学之间感情都很好.李克强和姜明安因为常一起去龚祥瑞老师那学习,关系就更密切了.

有一次,姜明安看上了中文系的一个女孩,但是羞于开口,就请李克强出面说媒.他去了,几天后回来说：“哎呀,中文系的女同学都很开放,说‘既然姜明安看上我了,你就让姜明安过来谈,你来干吗?’”于是,李克强少有的做红娘的经历,最终没成功.

在同学印象中,四年多时光,李克强不仅学习刻苦,还勤于社会实践.陶景洲还记得,因选修课“海商法”,自己曾与李克强等同学去天津港做过实地考察.“这门课由外籍老师主讲,用英文授课,仅限英语好的人选修.因为涉及海上事故处理等实际问题,我们十几人一起去天津新港考察,上码头,登轮船,专门看了卸货区,了解货轮装卸货的各个环节,内容很细致.在这个过程中,李克强表现出很强的工作能力和语言沟通能力.”

组织能力也是李克强的长项之一.陶景洲回忆说,毕业那年,李克强作为主编组织了二十位同学翻译《牛津法律词典》,前后用了一年时间.在陶看来,没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不可能在一年时间内完成这个项目.

“他是一个稳扎稳打,吃苦耐劳,胸有乾坤的人,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今天成为国家总理,我不是惊喜,而是只有喜,没有惊.”陶景洲说.

2008年奥运会期间,李克强回到北京大学法学院,请昔日的老师和在校的同学看了一场乒乓球赛.“他和我们说,时常想念大家,只是到工作后,见面就没那么方便了,请大家谅解.”姜明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前同学之间常有、短信往来.但自从李克强成为政治局常委后,警卫工作繁重,他又希望尽量减少扰民,便用这种方式表达了歉意.

于同学而言,除了祝福,还有期待.陶景洲的话很有代表性：“我只希望他好好为国家做事,解决老百姓的住房、医疗、养老和孩子们的教育问题,真正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当然,还包括环境和食品安全这些最基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