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导

美国政治学协会刊物《政治学与政治》（PoliticalScienceandPolitics）在2012年第3期上以“政治文明”（PoliticalCivility）为专题刊发了五篇文章,主要讨论了近些年在美国政坛越来越常见的不文明现象、产生这些不文明行为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它们给美国政治造成的影响.本文是该专题的导读文章,作者分别是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副教授J.切瑞·斯特拉琛（J.CherieStrachan）和印第安纳大学与普渡大学印第安纳波里斯联合分校的政治学副教授米歇尔·沃尔夫（Mi-chaelR.Wolf）.他们概述了该专题中的五篇文章的主题,指出了每篇文章的创见.他们认为,传统政治学理论未能足够重视文明行为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不文明行为将会带来的影响.本专题中的这五篇文章就要对此作出弥补,并有可能成为未来研究的铺垫.整体来讲,它们凸显了在当今的不文明政治行为中发挥作用的要素,并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及其导致的结果提供了研究框架.

本专题收录的五篇文章讨论了近期大量的不文明政治行为事例,其中既有发生在城镇议会上的身体撕扯,也包括奥巴马在一次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全国电视演讲时受到的大声谴责,这些现已人尽皆知.过去在广播谈话和有线电视节目中常见到的辱骂和人身攻击现在已经进入到政府机构,让这些地方不再是可以远离混乱政治行为的神圣场所.确实,就连讨论天气和体育这样的“安全”话题时,也常出现分裂性的意见.比如围绕气候变化的激烈争吵,认为2012年的冬天更暖和的党人可能在数量上要比共和党人多10%.体育也不再能够提供一个中立的谈话开端,因为有27%的共和党人认为提姆·提博（TimTebow）是他们最喜欢的四分卫,而这一数据在党中只占9%.陷入僵局的立法会、刻薄的言语、再加上者的喧闹——不仅在华盛顿特区,也包括在各州首府以及其他主要城市——已经把我们这一学科的注意力转移到政治文明在维系健康方面的作用上来.

传统政治学对冲突的关注

政治学家和权威们都担心美国政治系统可能已经到达了一个临界点.桑迪·梅瑟尔（L.SandyMaisel）在他为本专题撰写的文章中,与前总统里根的演讲稿作者佩姬·努南（PeggyNoonan）的看法一致,也注意到“今天的情况早已不同”.但从学科层面上来讲,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如何从经验上评估这种看法的真实性.我们如何知道今天的政治不文明现象在程度上超过此前整个美国历史上的任一时刻?即便这些看法都是准确的,我们又如何评判这种现象对我们的自我管理能力的潜在影响?这种不确定性源自我们这一学科在历史上的关注焦点,因为大多数重要政治理论的关注焦点都是冲突,而非妥协.检测如社会并非不间断地围绕权力和分歧而斗争的话,那我们就没多少东西可以研究了.正如美国前总统、宪政之父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所说：“如果人人都是天使,那么根本就不需要政府.”然而人类不是麦迪逊所说的天使,我们在追逐各自的政治议程时,注定会形成派系并发生冲突.

政治学家们坦承,通常伴随着相当多不文明成分的否定性（negalivity）是的核心.反抗政治和社会运动有赖于对预期行为的破坏,这样才能质疑恰当行为的规范性并拓宽政治论争的范围.否定性暗含在负责任的政党政府和选举模式中,也暗含在有关重组性选举（realugningelections）的理论中.选民无法让被选举官员负责,也不能在关键议题上重组,除非政治家们不但在观点上截然对立,而且还会把这些分歧清楚地传达给选民们.

我们也知道,即便在更世俗的政治年代,否定性在教育公众方面也发挥着作用.而且,我们对冲突的关注也揭示出,通过暴露分歧可以加深在某个政治议题上对另一方的理解,例如,在人际网络中的分歧不但增加了对政治对手的基本信念的熟悉度,而且也增加了对类似对手的政治宽容度.

要想获得与冲突相关的这些有益的副产品,前提是有分歧的人们愿意彼此倾听,而这只能发生在分歧与文明相伴随的情况下.因此,那些把协商视为成功的基石的人们尤其重视文明的价值.

政治文明的作用仍有待深入研究

严格来讲,到底哪些行为是文明的,哪些是不文明的?我们如何区别那些用否定语气传达出的有用信息以及有可能彻底破坏的鲁莽行为?从学科方面来讲,我们仍难以解释以下问题,即尽管美国政治有内在的对抗性,但我们的政府管理机构内部以及选民之间的功能关系依然可以维系.因此,文明在政治学中依旧是一个未被充分展开的概念,它在解决政治冲突中的作用也缺乏理论探究.本专题中的这五篇文章就要对此作出弥补,我们希望它们可以成为未来研究的铺垫.整体来讲,这五篇文章凸显了在当今的不文明政治行为中发挥作用的要素,并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及其导致的结果提供研究框架.

本专题中的各位作者对不文明政治行为的洞见

不过,要想测度不文明行为在当今社会的情况尤其困难.这是因为,在某个特定文化、甚至在同一文化中的不同场合下被视为得当的具体行为,很可能在其他文化或场合下就是不当的.由于文明的基础是恰当行为的文化规范,所以对文明和不文明行为的界定就会随时间和空间而发生变化.梅瑟尔在文章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他对在今天和过去被视为不文明行为的大量事例做了对比,鼓励人们在给不文明行为这一重要概念下定义时,不应再沿袭以往那种似是而非的“鸭子理论”.通过回顾历史,他指出,政治文明的核心是修辞,这种修辞可以为持不同意见的人们之间不间断的功能关系提供便捷,而不文明行为的修辞却会切断这种关系.他对功能效果的重视与有关人际交往的礼貌研究有共同之处.礼貌行为通过增进“正面形象”可以让人产生好感和接触的愿望,进而促进有潜在好斗性的党派之间的沟通,同时还可最大限度地减少“负面形象”,后者会让人感到身受控制.总之,政治文明和人际礼仪可以保持社会和谐,可以允许有不同看法的人们保持不间断的联系.凯瑟琳·霍尔·贾米森（KathleenHallJamieson）和布鲁斯·哈迪（BruceHardy）的文章正是从这一理解出发的.两位作者运用他们在修辞和政治沟通方面的跨学科背景,展示了这些修辞变化在政治精英们的互动交往方面发挥的显著作用.他们通过分析约翰·克里和约翰·麦凯恩两位参议员之间的争辩,指出嘲讽和人身攻击会立即引发回击,导致双方都坚守自己根深蒂固的立场.或许这个结论并不让人感到奇怪,但更有趣的是,这些熟练的政治家们总是能很巧妙地转向相互礼让以便修复关系,而他们的友好姿态会很快让双方愿意开展更审慎的试探性讨论.

虽然这种细致入微地分析政治沟通的模式不能被推广到整个美国历史,但丹尼尔·谢（DanielM.Shea）和亚历克斯·斯普若弗瑞（AlexSproveri）还是在他们的文章中通过对内容的创造性分析,估量出政治家们对一些被视为“卑鄙”、“尖刻”、“可恶”、“肮脏”或“”的政治手段的依赖程度.他们发现的结果可以证明,美国政治的特点并非总是高度的不文明行为.他们对两百多年历史的分析结果显示,美国政治的特点是：阶段性的相对平静,中间有一些短暂的不文明间隔期,这些不文明行为多是对政党重组的粗暴反应.

文明行为在维系关系方面发挥着功能作用,而不文明行为也是谋取政治利益的策略.考虑到这些,谢和斯普若弗瑞的研究结论就很有道理了.人数占劣势的战略政治家们总是想从新的角度来拆解人数占优的多数党联盟.如谢和斯普若弗瑞所说,之所以会发生政党重组,恰恰是因为政治家们在某个议案或多个议案上分歧严重,以至于他们宁可迫使选民们选择站在哪一边,也不愿意相互妥协.在这种情况下,妖魔化对手以便争取尽可能多的选民支持自己,就成为较好的政治策略,即便这样做会割断与之前的同事的关系也在所不惜.由于这种破裂并不正常,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危及到了我们的政府机构——自1980年以来稳步增多的对不文明政治行为的报道还是值得反思——但或许这也反映出美国南部和东北部地区长久不衰的选民重组这一现实.

更确切地说,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现在流行的政治谩骂持续发生?本专题最后两篇文章对此提供了有价值的洞见.恰如约翰·吉尔（JohnGeer）在文章中所说,当政治顾问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运用负面政治宣传来回应记者的报道方式时,近期的不文明政治也就增多了.简单来说,负面的鼓动宣传增多的原因是这种宣传更容易受到媒体关注,而顾问们为了占据更多的报道篇幅,便愈加卖力地制造这种宣传.或许宣传和控制之间的界线太易于突破,令人实在无法承受这种新的攻击力量.但政治顾问们也依赖负面的政治宣传,因为他们对其有效性深信不疑.

虽然这种评估运用到全体选民身上未必精确,但J.切瑞·斯特拉琛和米歇尔·沃尔夫在本专题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却认为它部分是正确的.在2010年的中期选举中,有相当比例的选民支持激烈的党派政治以及有原则地选择站在哪一边,而不愿意妥协.这些人声称是被宣传的负面消息所动员,并把导致不文明行为增多的罪责归咎于党派对手身上.他们拒绝把妥协当作可能的政治选项,这反映出更严峻的党派分化.这也让政策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更加复杂,且更难达成共识.不过,对2010年那些更愿意看到政治妥协的人来说,这些负面宣传不但没能动员他们,反倒起了反作用,而这只会加剧这些言辞激烈且为数并不太少的少数人的影响力.

结论

正如梅瑟尔所说,政治家们仍旧会继续依赖不文明的政治手段,“直到公众通过民意调查表达出来的不屑会在站上反映出来为止”.只是我们想知道这一天还需要多久.在此之前,不文明行为给我们的政治机构施加的实实在在的影响已成为值得学术界更深入关注的现象.

以下是“政治文明”专题讨论中的五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1.《不文明政治话语的消极后果》（“TheNegativeConsequencesofUncivilPo-liticalDiscourse”,byL.SandyMaisel）

本文作者桑迪·梅瑟尔是美国迈阿密州科尔比学院政治学教授,科尔比学院公共事务与公民参与戈德法布中心的发起人兼主管,竞选过共和党国会议员.他在本文中主要讨论了日益增多的不文明行为给美国政治乃至政府形象和管理效率带来的影响.

梅瑟尔指出,不文明意味着某种破坏社会公认标准的粗鲁言行或不礼貌举动.从政治方面来讲,当两位以上的参选人基于他们在政策上的根本分歧来竞争选民支持时,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让选民相信你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你的对手是错误的.坦率干脆地作出承诺,或者直接宣称对手是在自吹自擂,评论家们有没有说这样做是不文明的?如果某位竞选人夸大事实或说谎,那么他的行为是否不文明?或者检测如他的对手揪住他的谎言不放,这又算是不文明的吗?我们怎样才能礼貌地把政策问题导向政策与信仰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竞选者私人生活的其他方面与其当选后的施政取向之间的关系问题?检测如有记者向一名竞选人提问,他是否在一定情况下会支持某位遭到的女孩作出终止妊娠的决定,那么这算不算越过了一道公认的界线?如果有人认为堕胎违背上帝意愿,凡是支持女性有堕胎自主权的人——仅仅因为这一点——都不应当选的话,那么竞选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表达自己的观点?竞选广告怎样才不会被视为不礼貌?

通过观察当前美国国会运转的状况,亲自阅读或倾听一下充斥在最近的选举和国会辩论中的不文明言行,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文明行为的缺失已经导致民众降低了对国家管理机构的信任度和支持率.美国最近的民调数据显示,公众对国会机构的认可度较低.超过90%的人不认可国会所做的事,这部分源自近来不断增加的党派争吵,它让国会在讨论延长联邦债务以及其他一些与美国经济复苏密切相关的议题时耗费了大量精力.

为了检验文明程度的下降会有多大影响,本文重点讨论了两个相关的问题.首先,为什么我们认为不文明言行本身就一定是坏的?要求大家遵守文明言行,这表达了怎样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要求大家遵守一定的文明标准会威胁到某些美国价值吗?其次,公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度降低是由文明程度的降低引起的吗?还是因为政府不见成效?如果说是因为政府机构解决国家问题的能力不够导致了公众信任度的降低,那么政府办事能力的下降是否是由文明度的下降引起的?是否说不文明的话语已经猖獗到需要作出一种制度性回应的地步?或者说我们是否已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即不文明话语反映了我们的国家正面临一些分裂性的问题以及同样分裂性的解决办法?2.《什么是文明参与辩论?为什么要提倡它?》（“WhatIsCivilEngagedArgumentandWhyDoesAspiringtoItMatter?”,byKathleenHallJamiesonandBruceHardy）

本文作者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妮博格传播学院教授凯瑟琳·霍尔·贾米森和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大众传媒学院政治学教授布鲁斯·哈迪.以文章标题中的问题为切入点,两位作者在本文中首先从概念上分析了他们所说的“文明”、“参与”和“辩论”分别意味着什么.他们注意到了党派媒体的兴起在多种方式上给文明参与争论带来的威胁.以两位著名的党员人和共和党人之间的交往为例,作者给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讨论.简单来讲,“辩论”意味着提出一个论点,同时给出一些支撑性的证据.“参与”要求听众应确认哪个论点更正确和合理,它意味着凡是遭到攻击的人都有权作出答复.在美国国会,礼让的基础是相互礼貌,它检测定议员和党派之间的分歧只在思想方面,而非个人恩怨；相互论争的党派之间的观点虽然未必正确,却都是合法的；每一边的成员都是出于良好的意愿并有着诚实的品格.有时候人们可能会有疑问,即：为什么即便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在手,也不能当众抨击某人是个骗子或伪君子?答案并非仅仅是因为国会制度不允许,还因为国会成员自从被选举出来以后就已默认这是保障国会能够正常运作的限制条件.即便某个人并没有说实话,我们也不能在公开发言场合称其为骗子；即便其行为不够磊落,我们也不能指责其人品；即便他的确有点虚伪,我们也不能说他是伪君子.只有相互尊重的言语修辞技巧才能够导向更积极的政治氛围.

3.《政治在美国的兴衰》（“TheRiseandFallofNastyPoliticsinAmerica”.byDanielM.SheaandAlexSproveri）

本文作者是科尔比学院行政管理学教授丹尼尔·谢和阿勒格尼学院政治系学生亚历克斯·斯普若弗瑞.两位作者指出,我们已经花费了大量人力和财力去研究负面宣传活动在政治竞选中的作用,也已经认识到很多东西.最初,人们把这种负面宣传视为美国政治的没落.但最近的很多研究却让我们对政治宣传的负面性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政治话语的语气,或者我们常说的文明礼仪问题.这些研究大多主要讨论政治对个人的影响,认为刻薄的话语会增加彼此的不信任程度和犬儒心态.本文则主要从时间上梳理了政治在历史上的状况.通过本文的分析,作者将挑战现有的对“政治”的分期认识.作者在本文中的主要目的是从量上界定不同时期政治活动中的文明和不文明程度.作者指出,政治对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或许相互参与论争的程度更高了,但许多人的口中却满是脏话,而且对对手缺乏尊重.通过创造性的分析方法,两位作者在文章中估量出政治家们对一些被视为“卑鄙”、“尖刻”、“可恶”、“肮脏”或“”的政治手段的依赖程度.他们认为,美国政治的特点并非总是高度的不文明行为.他们对两百多年历史的分析结果显示,美国政治的特点是：阶段性的相对平静,中间有一些短暂的不文明间隔期,这些不文明行为多是对政党重组的粗暴反应.

4.《新闻媒体与总统竞选活动中负面行为的增加》（“TheNewsMediaandtheRiseOfNegativityinPresidentialCampaigns”,byJohnG.Geer）

本文作者约翰·吉尔是美国范德堡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注意到,在总统竞选活动中,负面宣传正变得越来越常见.为何挑衅性的不文明宣传在数量上增长得如此之快,特别是在过去25年间?作者在文中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不过他主要的目的还是以马克·麦金农（MarkMcKinnon）观察到的媒体报道的近期变化趋势为基础,寻找一种新的解释.作者尤其认为,媒体对选举活动的报道关注客观上刺激了不文明行为和攻击性政治在总统选举活动中的增加.本文的论点是,媒体应该为负面新闻的增长担负（至少一部分）责任.简单来说,负面鼓动宣传增多的原因是这种宣传更容易受到媒体关注,而顾问们为了占据更多的报道篇幅,便愈加卖力地制造这种宣传.

5.《不文明行为与坚守立场：党派分裂的第二层》（“IncivilityandStandingFirm：ASecondLayerofPartisanDivision”,byMichaelR.WolfandJ.CherieStrachan1

本文两位作者也正是本次专题的组织者及前文导读的两位作者.他们指出,政治观察家们都注意到,在最近几年的美国政治活动中,不文明行为有了显著增加,有几位温和的参议员甚至还因此宣布退出政坛.许多政治家、观察家和理论家都为此感到忧虑,因为不文明行为不但会破坏我们解决复杂公共难题的能力,还会危及美国政治机构长远的稳定基础.以制度结构和精英行为中的变化为关注焦点,他们分析了研究者们从多方面对产生这一趋势的原因所做的解释.在有些人看来,政治不文明行为不过是美国文化和社会正在不断变得粗野的延伸结果.就像许多好斗的体育运动员一样,政治家们或许更愿意直接相互较量.还有人认为,是媒体环境玷污了政治话语,它们对一些极端话语的过分报道加剧了政治不文明的趋势.广播、电视以及网络媒体不断提供带有偏见的信息,让公众评判丧失客观性且不再容忍别人的意见.虽然学者们经常从制度上以及精英行为方面寻找原因,但很少有人关注选民的反应如何加剧了不文明的政治行为.本文正是要探讨这一问题.通过分析近几年的实际例子,两位作者探讨了公众对不文明行为的反应,以及对他们的政治判断所产生的影响.他们认为,拒绝达成共识不仅是两极对立的结果,而且还是另一层次上的敌视.不文明行为使得人们在未来更难以达成共识.它不但会打击偏好文明政治的选民的积极性,还会刺激那些喜欢不文明行为的人变本加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