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厦门大学(上)

“自强!自强!学海何洋洋”,“自强!自强!人生何茫茫”,“鹭江深且长,充吾爱于无疆.吁嗟乎!南方之强!吁嗟乎!南方之强!”这是厦门大学校歌中的歌词.厦门是一个白鹭翱翔的滨海城市,俗称鹭岛.前人咏厦门诗云：“白鹭掠浪飞,顾影逗清波.拂石疑霜落,凌风似雪飘.”厦大是1920年秋天由南洋爱国华侨陈嘉庚捐资国币百万元创立的,但1922年2月师生才迁入新校舍.

为何伏处孤岛

鲁迅是1926年9月4日到厦门大学任教的.学校给他留下的最初印象,是“硬将一排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这一排排用花岗石盖的洋房就是群贤楼、集美楼、同安楼、映雪楼、囊萤楼、博学楼、兼爱楼、笃行楼、化学院、生物学院.另有一处是学校自办的自来水厂.前面海,后靠山,树木常青,故初来乍到的鲁迅曾以“风景佳绝”四字来形容.奇怪的是,在鲁迅先生任教时,学校门前竟没有醒目的标志,就连牌匾、校门、传达室都遍找而不得.这一排排洋楼前面,一群群牛羊在吃草.洋楼后门靠山的通道,竖起的是木头栏杆,围着带刺的铁丝网,栏内置小门,晚上关闭.这又呈现出另一种田园风光.

在北京生活了14年的鲁迅为什么此时会选择到厦门大学任教?这个问题,他在致许广平的一封信中回答得最为全面：“我来厦门,虽是为了暂避军阀官僚‘正人君子’们的迫害.然而小半也在休息几时,及有些准备......（《两地书一一O二》）

“三一八”惨案后,北京政局动荡.1926年4月下旬,奉军入关,北京成立“奉直鲁联军军部执法处”,迫害人和进步人士,声言“宣传赤化、主张共产者,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同年5月4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高校被搜查,鲁迅、林语堂、沈兼士、孙伏园等进步人士的名字被列入了通缉的黑名单.从那时到现在虽有人不断否认这份名单,但同一名单中的《京报》总编邵飘萍被杀却是不争的事实.这就是鲁迅等人纷纷南下的导因.

想“休息几时”也是实情.鲁迅在北京时的健康状况欠佳,除牙病之外,还有肺病、胃痉挛、肋膜炎......阿斯匹林、奎宁、海儿普等药物几乎不离身.所以他也想转换一个地方稍事休息,以便更好地工作,迎接新的斗争.但鲁迅当然不可能完全休息,他原想在厦大从事两年的教学和研究,学术成果由厦大出版.学校当局对此有过承诺.

厦大薪俸优厚无疑也是吸引鲁迅的一个重要原因.鲁迅致许广平信中所说的“及有些准备”,就是指为他们未来的小家庭打下比较坚实的经济基础.鲁迅1926年6月17日致李秉中信中也谈到他去厦门的目的之一,就是“弄几文钱,以助家用,因为靠版税究竟还不够.”

鲁迅在北京期间,月收入一般维持在200多元左右,个别年份月薪达300元,其中以教育部的官俸为主.不过官俸很少发足,并且经常拖欠.版税微乎其微,比如1924年,鲁迅共收北新书局支付版税377元,月均31元；1925年收北新书局版税200元,月均不足17元.从1920年8月至1926年,鲁迅曾先后在北京八所学校,各校月薪多则18元,少则6元,还有义务授课的情况.而厦门大学聘请鲁迅的月薪高达400元.从1926年9月4日至1927年1月16日,鲁迅只在厦门生活了135天,但却领取了整整六个月的薪俸,外加旅费,多达2500大洋.鲁迅在1926年8月28日收到厦门大学预支的工资和旅费之后,非常高兴,立即在中山公园约见了老友齐寿山,偿还因购房的借款100元,又反借给齐寿山100元.如果没有高薪诚聘这个因素,热恋中的鲁迅就很可能跟许广平径直南下广州,何必在厦门度过这一段孤寂的日子?

搬来搬去的旅行式教授

然而,优厚的薪俸并没有给鲁迅带来真正的快乐.首先是因为他不适应这里的生活环境.鲁迅赴厦门大学任教时,学校仍然在一面教学,一面扩建.全校分为文、理、商、法、医、工、教育七个系,每系分,学生有三四百人.之所以无法扩招,是因为学生宿舍只能容四百人,而周围是荒地,无屋可租.教员宿舍也在赶建之中,致使鲁迅短短几月多次迁徙.

鲁迅刚到厦大时暂住在生物学院大楼（现重建后改称成义楼）的第三层.鲁迅1926年9月20日致许广平信说：“我现在如去上课,须走石阶九十六级,来回就是一百九十二级；喝开水也不容易,幸而近来倒已习惯,不大喝茶了.”这里所说的九十六级石阶,包括楼内的六十级台阶和从楼前山坡走上来的三十六级台阶.

半个月后的9月25日,鲁迅由生物楼搬到了集美楼上西侧.这座楼是厦大初期的五座主楼之一.鲁迅当晚给许广平写信说：“至于我今天所搬的房,却比先前静多了,房子颇大,是在楼上”,“间壁是孙伏园和张颐教授”,“我的房有两个窗门,可以看见山”,“现在的住房还有一样好处,就是到平地只须走扶梯二十四级,比原先少了七十二级了.然而‘有利必有弊’,那‘弊’是看不见海,只能见轮船的烟通.”

学校还曾想要鲁迅第三次搬迁.这件事可能发生在1926年12月19日或20日.12月18日晚,孙伏园离开了厦门大学.总务科便派人跟鲁迅商量,要他搬到孙伏园住过的那半间小屋子里去.鲁迅非常生气,但仍然非常和气地回答：“一定可以,只希望缓一个多月的样子,到时候一定搬.”因为鲁迅当时已下定了尽快离开厦大的决心.20日午后,他给许广平写信道出了内心的不满：“其实,教员的薪水,少一点倒不妨的,只是必须顾到他的居住饮食,并给以相当的尊重.可怜他们全不知道,看人如一把椅子或一个箱子,搬来搬去,弄不完,幸而我就要搬出,否则,恐怕要成为旅行式的教授的.”

蚂蚁·野狗·坟茔·“铜臭”

除了居无定所之外,还有对饮食不适应.如菜肴“淡而无味”；“饭中有沙,其色白,视之莫辨,必吃而后知之”.为了改善伙食,除了跟其他教员合雇厨子,还去小店写些面包和罐头牛肉吃.

厦大校舍是在荒地上兴建,周边环境十分荒凉.无论夏天或冬天室内都有蚊子.还有一种又红又小的蚂蚁,昼夜成群,爬在桌上,拂去又来.楼前的草地上潜伏着许多小蛇,使他夜间不敢出行.更可怕的那种狺狺叫着的野狗,其中有疯狗.最可怕的是南普陀附近的那片坟地.林语堂在《鲁迅》一文中描写道：“那地方的四周是中国人的公共坟地,并不是‘神圣之野’（CampoSanto,按即意大利国内的一公葬场）,绝不是呵,不过是一些小山,山上面遍布一些土堆和一些张口于行人过道中的坟坑罢了,这正是普通的公共坟地之类,在那里有乞丐的和士兵的尸体腐烂着,而且毫无遮拦地发出臭气来.”（《中国评论周报》,1928年12月6日第28期）

比坟地的腐臭气息更让鲁迅感到窒息的是“铜臭味”.鲁迅对当时的厦大有一个著名评价：“据我所觉得的,中枢是‘钱’,绕着这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没有希望的.”（1927年1月12日致翟永坤）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谈到过他产生这种印象的原因：“大概因为与南洋相距太近之故罢,此地实在太斤斤于银钱,‘某人查重一月’等等的话,谈话中常听见.”（1926年10月26日致许广平信）

鲁迅的以上感觉,还跟厦大理科与文科之间互争经费,以及校长和某些教员的言行相关.比如,校长林文庆在一次会议（或聚餐）时说：“厦大是一所私立学校,谁出钱,谁有发言权.”另一位学生指导长林玉霖在1926年11月18日的教员恳亲会上肉麻地说,感谢校长用点心款待大家.教员现在吃得这么好,住得这么舒服,薪水这么高,应该良心发现,拼命做事.校长如此体贴大家,真如父母一般......

与厦大校长不同调

当然,最令鲁迅难以容忍的还是厦门大学内部的人际关系.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吐露过他的郁闷：一是“常在一处的人,又都是‘面笑心不笑’,无话可谈,真是无聊之至.”（《两地书·四一》）二是他感到顾颉刚之流已在厦大国学院大占势力,周鲠生又要到厦大做法律系主任了,“从此《现论》色彩,将弥漫厦大.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之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希望.”（《两地书·五六》）此外,鲁迅上对校长,下对职员、工友也都有不尽相同的不满之处.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再加上对爱人许广平的思恋,鲁迅在厦大便产生了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

跟周遭人物话不投机,这牵涉到不同人的性格气质、文化教养的差异问题,难以三言两语判定是非,至于预感《现论》色彩将弥漫厦大,今天看来是鲁迅的一种误判,并不符合当时和后来的实际.鲁迅担心的周鲠生是我国著名的国际法专家,曾经是《现论》杂志的同人之一,但他后来并未在厦大就职.除他之外,鲁迅不满的其他人都跟《现论》无关.对于鲁迅在厦门大学的人际关系,需要分门别类地具体介绍,才能了解其中的端倪.

首先要谈及的是鲁迅跟林文庆的关系.其实,林文庆跟陈嘉庚一样,也是一位著名的华侨领袖,无论在政治、经济、科教诸方面都作出过独特的贡献,难以用勾画脸谱的粗线条来描绘他的形象.在政治方面,林文庆长期致力于新马地区华人社会的改革.1898年即出任“华人改革党”的领导人：兴学、剪辫、禁烟、复兴儒教、破除恶习,跟宋鸿祥、阮添筹并称为新加坡“维新三杰”.他先支持康、梁的维新变法.戊戌政变失败,慈禧太后曾悬赏14万两白银缉拿康有为.康有为流亡新加坡,林文庆就是他的保护者之一.1905年至1911年,林文庆又结交了孙中山,并赞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即任命他为机要秘书和卫生部总监督.由于林文庆精通英文,孙中山当年致各国政要的电文多出自他的手笔.在经济领域,仅一件事情即可以使林文庆名垂后世.有一次,他偶尔在植物园得到了几粒橡胶种子,立即洞察到这种植物的经济潜力,便决定试种、改良,在马来亚地区全面推广.橡胶至今仍是南洋取之不竭的富源,林文庆因此被陈嘉庚誉为“树胶种植之父”.在科技方面,林文庆也是一位奇才.1892年,他取得了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医学内科荣誉学士和外科硕士学位,回新加坡行医,被患者颂为“药到春回,起死回生的再世华佗”,曾用食疗方法治愈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的“痨病”.他更热衷于办教育,放弃了国外优厚的收入,应陈嘉庚之聘主持厦门大学校务.由于学校经费支绌,他三次到东南亚沿门户劝捐,仅1935年就为厦门大学筹集了20多万元中国币.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他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双文化代表人物”.他不仅用英文撰写了《孔教大纲》,而且把《离骚》译成了英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鲁迅对林文庆的不满主要表现在“尊孔崇儒”与“压缩经费”这两方面.但对这两点都应进行具体分析.正如同孔子学说经历了一个由原始儒学到宋明理学再到当代新儒学的演变过程一样,历代的尊孔者的动机和出发点其实并不相同.林文庆祖籍福建海澄县,1869年10月18日诞生于英属殖民地新加坡.他虽然幼年也读过四书五经,但主要接受的是正统的英文教育.当时的殖民当局为了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彼此“离心”,“归化”英国,当然会通过种种手段使他们疏离甚至于摒弃中国文化.林文庆等人组织孔教会,举办国语班,大力宣传儒家学说,正是为了唤醒流徙华人的民族意识.这是一场跟殖民者“归化政策”相对抗的“归顺运动”.所以,林文庆的“尊孔”跟企图维护或复辟封建帝制者的“尊孔”是有本质区别的.鲁迅1927年1月2日致许广平信中说他讨厌林文庆,“总觉得他不像中国人,像英国人”,而新加坡民众却因为林文庆鲜明的民族意识而称他为“义勇的华籍青年”,并普遍尊他为“新加坡大佬”.

林文庆试图压缩国学院经费,引起原想有一番大作为的鲁迅的反感.不过在林文庆这一方确有他的苦衷.厦门大学是侨商陈嘉庚出资兴办的一所民营学校,陈嘉庚把他在南洋赚得的金钱大部分用在办学上,仅从1921年至1937年,就负担了厦大的创办费400万元（大部分是银圆）.当时世界经济萧条,陈嘉庚的业务很不景气,他经营的橡胶经常浮动.当时出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总秘书的林语堂证实：“以前厦大陈嘉庚先生未曾正式成立基金,以致校务进行,以橡皮为转移.甚至半年之中,三裁预算......”（林语堂1954年3月27日致连瀛洲函）为了在经费支绌的困境中维持校务,林文庆捐出了他1927年在厦大的全年工资共6000元,又将新加坡兀兰51英亩土地的五分之三捐赠给厦大.临终前,他还口嘱将占地甚广的笔架山别墅捐赠给厦大.这些都充分证明林文庆当年调整厦大的经费预算是迫于无奈,并非营私利己.更何况鲁迅对压缩国学院经费“提出了强硬之之后”,“校长竟取消前议了”（1926年11月25日致许广平）,这也表现出林文庆的从善如流.“气焰不可当”的职员

在学校的行政部门,令鲁迅不满的还有两人.一位叫孙贵定,无锡人,留学英国的博士,曾任教育系主任,兼校长办公室秘书.鲁迅想推荐友人许寿裳来厦大任教,被掣肘,怀疑是他从中作梗,觉得他鬼鬼祟祟,可憎至极.但孙贵定在厦大也遭不幸.他跟苏格兰籍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不慎被厦大周边的疯狗咬伤,时时发出“狺狺”的狗吠声,三天后便死去.

在厦大的行政人员当中,鲁迅最讨厌的无疑是黄坚.黄坚,字振玉,江西清江县人,北京大学毕业生.当时担任厦大国学研究院陈列部干事,兼任文科办公室襄理——也就是林语堂的助手.此前他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担任办事员,给鲁迅留下了“浮而不实”,“也许会兴风作浪”（《两地书·四二》）的印象.“襄理”虽然不是要职,但由于得到林语堂的信任,所以“气炎不可当,嘴里都是油滑话”（《两地书·》）鲁迅亲耳听到他向林语堂告密,说某人如何不好,某某人又如何不好,便更加蔑视他.作为“襄理”,黄坚本应帮助鲁迅解决生活方面的困难,但鲁迅缺乏必备家具时,他却故意刁难.鲁迅拿出自己的六朝隋唐造像展出时,作为“陈列部干事”,黄坚不但自己袖手旁观,而且托词将正在帮助鲁迅布陈的孙伏园叫走.所以,鲁迅认为像黄坚这种人,有一种专想让人吃一点小苦头的秉性,恰如明朝的太监,倚靠权势,胡作非为.1926年12月初,黄坚感到自己在厦大已经“山河永固”,便从北京带来了“一个太太、四个小孩、两个佣人、四十件行李”.这使鲁迅想起了《左传》中“燕巢危幕”的典故.黄坚不知自己的处境将危,令鲁迅“不禁为之凄然”.（《两地书·九五》）.1927年1月4日晚,厦大文科为鲁迅饯行.黄坚一反常态地说：“我是鲁迅的学生呀,感情当然很好的.”他这种虚情检测意更让鲁迅鄙薄.不过,黄坚并不属于“语丝派”和“现代派”、“本省派”和“外省派”中的任何一派.他到厦大工作,也是跟林语堂的关系,并非顾颉刚的引荐.

跟鲁迅“有缘”的同人

鲁迅1926年10月10日致章川岛信中说：“厦大方面和我的‘缘分’,有好的,有坏的,不可一概论也.”在厦大文科的教员当中,鲁迅也有朋友和“敌人”.友人当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林语堂.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双语作家,他跟鲁迅的交往有两次“相得”,又有两次“疏离”.力邀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就是林、鲁友谊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章.

林语堂到厦门大学任教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作为进步教授,他跟鲁迅一样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秘密通缉,在北京没有人身安全保证.二、避难期间,他住在友人林可胜的家里.林可胜是协和医院的著名教授,其父林文庆正是厦门大学校长.经林可胜牵线搭桥,原本是福建籍的林语堂于1926年5月出任了厦门大学文科主任,语言学正教授兼国学院总秘书.

林语堂到厦门大学之初,校方在工资和经费方面原都有很好的承诺.国学院原拟出版一种《国学季刊》,且已编就,一期需一千余元印费.校方竟要求这份学术性的季刊与新闻性的《厦大周刊》合并,不必另出.在厦大掌握财权的是刘树杞,他的职务是教务长,大学秘书兼理科主任.所以在讨论经费预算时,就发生了文科与理科的矛盾.在高等院校,这其实是经常发生的事情,鲁迅谈到,此前在北京大学也有过类似的情况.但由于在厦大掌财权的刘树杞本人是理科主任,这就更加剧了林语堂与刘树杞个人之间的矛盾.

林语堂在《忆鲁迅》一文中,说“鲁迅真受过刘树杞的气”（《无所不谈合集》,第575页,台湾开明书店1973年印行）.但事实上,鲁迅与刘树杞之间并没有发生过正面冲突,几次间接矛盾,都是出于对林语堂的支持,都是鲁迅在替林语堂出气.1926年11月25日,林文庆跟国学院人员开谈话会.林语堂因为校方压缩国学院经费而辞总秘书之职,鲁迅也“以去留为孤注”提出强硬,迫使校长取消了前议.同年11月29日,国学院又开会,讨论林文庆的建议,要特聘刘树杞等理科主任为顾问,以“联络感情”,鲁迅也独持异议,使这项建议未能实施.所以,鲁迅对刘树杞的抵制,应该视为对林语堂友谊的一种表达方式.

林语堂虽然跟刘树杞矛盾很深,但仍如实承认他“实在能干”.刘树杞1919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工程博士学位,在制革学和电化工程两方面造诣颇深.他在厦门大学任职时才31岁,不仅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做出了成绩,而且在他任内建成了化学楼、博物馆、制革试验所等设施,为厦门大学的建设作出了贡献.此后他在武汉大学、大学和北京大学任职,在行政工作和教学科研方面也都作出了贡献,是享誉国际的化学家.1935年去世,年仅45岁.

在厦门大学,跟鲁迅私交最好的是孙伏园.孙伏园是鲁迅在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任监督时的学生.北京时期孙伏园先后担任《国民公报》、《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的编辑,帮鲁迅编发了包括《阿Q正传》在内的许多重要作品.当时孙伏园任厦大国学院编辑部干事,跟鲁迅朝夕相处,帮鲁迅做了许多具体工作,鲁迅1926年9月20日致许广平信说：“一到这里,孙伏园便要算可以谈谈的了.”

除了孙伏园,在厦大文科,跟鲁迅关系友善的还有沈兼士.沈兼士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文献档案学家,又是书法家和诗人,跟其兄沈士远、沈尹默并称北京大学“三沈”.他跟鲁迅同为章太炎门下弟子,在女师大风潮同署名发表宣言声援进步学生,在“三一八惨案”后又同被北洋军阀政府秘密通缉.鲁迅刚到厦门,迎接他的就是林语堂、沈兼士和孙伏园.沈兼士在厦大的任职是国学院主任、国文系主任兼文字学正教授.但他只打算在厦大待一两个月,替国学院规划就绪后就回北京大学,以接洽日本方面提供的庚款,故推荐鲁迅接替他的职务.鲁迅不愿中途接手,婉谢了他的好意.国学院举办展览会那天,沈兼士看到鲁迅悬挂所的碑帖拓片时无人协助,便不顾身体不适,跳上跳下帮忙出力,结果晚上呕吐了一通.在厦大,当时人们把鲁迅与沈兼士视为林语堂的左膀右臂,认为林语堂树敌颇多,全靠鲁、沈二人维持其在国学院的地位.如果沈兼士走而鲁迅留下,林语堂尚可支持；而鲁迅一走,国学院就要开始动摇了.后来的事态证明了上述判断是正确的.

沈兼士对鲁迅的评价颇高.他对鲁迅的印象,一是不喜应酬,二是极尽孝道,三是国学造诣深厚.他甚至说,鲁迅“对中国旧学问上,更具有深切的研究,伟大的眼光和见解,高于郭沫若等的造诣,不过先生不把自己围在一个圈子里,而还要作更高的追求”（《我所知道的鲁迅先生》,1936年10月30日上海《中国学生》周刊第3卷第10期）.

在国学院中,原本跟鲁迅熟识并留下了较好印象的是陈定谟.1927年7月他在南开大学哲学系任教时,曾跟鲁迅同赴西安暑期学校讲学.他比鲁迅早一年来厦门大学,担任哲学、社会学教授,所以他主动拜访鲁迅,并同游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公宴太虚和尚时,大家推定鲁迅与太虚并排上座,而鲁迅坚持让陈定谟上座.其时,陈定谟也兼任闽南佛学院讲师.

厦大文科中还有一位周辨明,福建惠安人.曾留学德国,获汉堡大学语言学博士.当时任厦门大学文科外国语言系教授,又兼任该校总务主任.鲁迅迁往集美楼居住时,需要一些日常用品,但文科办公室襄理黄坚却百般刁难.周辨明看不过去,亲自将这些用品送到鲁迅的卧室,还格外添加了一把躺椅.特别是1926年新历除夕,周辨明请鲁迅到他家吃福建春饼.福建春饼与北方的春卷不同,皮讲究薄,馅讲究多,以大而不破为上品,里面包的菜肴十分丰富,有猪肉、青菜、豌豆、豆干......由主妇亲自递到鲁迅手上,直径竟有一尺多长,需两手捧食,左咬一口,右咬一口,中间咬一口......给鲁迅留下了深刻印象.

责任编辑赵晓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