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政治变迁的相关性

摘 要　经济发展与政治变迁具有很高的相关性.经济发展必然引起政治领域的变迁.国外研究揭示,经济发展未必就能促进和巩固化,但是巩固的体制比非体制更利于抵御经济衰退带来的政治风险.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宏观经济形势与选民的政党认同并没有直接关系,选民的微观经济状况对其政党认同有更大影响.

关 键 词　经济；政治；经济发展；政党认同；化巩固

中图分类号　D5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08)05－0090－04

一、经济发展与政治变迁的相关性

经济与政治的相关性是自政治学、经济学诞生以来一直长盛不衰的研究领域.在古典政治学的政治权力观中,政治权力总是与人们所掌握的财富紧密相关的.到了近代,政治学家或政治人物对财富作为权力和权利起点的“进入”准则更是达到了盲从的程度.这也正是欧美许多国家进入20世纪才取消选举的财产标准限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既然政治与经济具有高度的相关性,那么经济发展必然引发政治体系的变迁.有关经济发展与政治变迁的相关性研究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比较政治学中最热门的研究领域.有学者分析了经济发展对于政治的影响,认为经济发展将促进城市化,提高教育水平,导致中产阶级的出现.经济体系的复杂化又会使国家放松对经济领域的控制,从而使公民的合作与妥协精神逐渐增强.而这些都是化出现的基本条件.此外,尽管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会加剧收入不平等,但从长期看,它会导致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经济增长最终会降低这些不平等.从而促进的发展.

有学者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认为二者除了经济增长的差异之外,还有政治发展的差异.然而,他们认为经济增长未必能够成为政治发展的“防护栏”,因为经济增长既可以为政治有序发展提供动力,也可以变成政治无序发展或动乱、政变、革命爆发的前奏.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公民政治参与水平大大提高,但政治制度化水平却没有跟上,形成了“参与爆炸”,最终导致了制度崩溃.因此,从政治稳定或秩序的角度看,经济不增长未必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相反,经济增长却会孕育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因而在转型社会中.可以有秩序而无,但不能有而无秩序.

二、经济发展与化巩固

目前,在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国外对于经济发展与政治变迁的相关性研究,主要聚焦于经济发展与化巩固等问题.在向转型的国家中,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巩固或转型国家的政治稳定是否有一个人均GDP的区间值与化巩固高度相关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认为.经济增长在进入某个“门槛”(人均GDP)之前与化关联度较低；进入这个“门槛”之后,就进入了化时期；随着经济增长加速,渐渐远离这个“门槛”,社会则进入化的巩固时期(李普塞特的“门槛”理论).20世纪90年代,亨廷顿在对“第三波”化浪潮的研究中,提出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政治过渡带”问题.他认为,处于这个“过渡带”的国家最有可能向转型,“财富与之间的相关性意味着向的过渡必定主要发生在那些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第三波国家中有一半的国家在197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在1976年处于这一经济发展水平,而且1974年仍然为非政府的那些国家中有四分之三到1989年已经根本上实现了化或自由化”.

经济增长对化巩固究竟会有多大贡献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倾向于认为经济增长与化巩固的联系在降低.比如,胡安林茨认为,关于经济危机必定瓦解政权的论点已被上个世纪30年代的欧洲经验证明不成立.在大萧条期间,所有国家,除德国与奥地利外,其他体制都生存下来了.亨廷顿的研究也发现,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最后岁月里,其失业率在全欧洲最低(年平均约3％),经济增长率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年平均7％),却不能阻止其体制向体制过渡.在化巩固的时期,西班牙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失业率已上升到20％,经济增长率已下降到低于2％,但是1977年仍有77％的人支持体制,1981年下降到69％,1981年又上升到81％,1983年上升到85％.在其研究中,亨氏认为,如果说1990年东亚的化障碍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在非洲,这些障碍完全是经济的；在东亚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中和在许多伊斯兰国家中.这种障碍则基本上是文化的.

巩固的体制对经济增长有什么贡献在众多比较政治学学者眼中,巩固的体制有利于抵御经济衰退导致的政治不稳定.纽约大学教授亚当帕里沃斯基(AdamPrzewomki)等对1950－1990年期间全世界135个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其研究题目是：经济发展是否有利于政治是促进还是阻碍经济增长通过比较研究发现,经济发展并不倾向于产生,但是体制却最有可能产生于富裕国家；不同的政治体制对全民经济收入的增长并没有影响,只有在体制下的政治不稳定才会影响全民收入的增长；人均收入在体制中增速比体制下快,是因为人口规模在体制下增长更快.也就是说,政治体制对人口的影响要大于对经济的影响.而严重的经济危机对和非政体尤其是威权政体的影响有很大差异.一般说来,经济急剧衰退对非政体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政体的影响.帕里沃斯基和费南多(FemandoLimongi)对1945－1988年南美各国的研究发现,非政体在连续三年的经济负增长中生存下来的概率是33％,而政体则是73％.没有非政体能够在连续3年以上的经济负增长中生存下来,而政体在4年或5年的经济负增长中生存下来的概率仍然分别达到57％和50％.美国耶鲁大学林茨(JHallLinz)教授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斯泰潘(AlfredStepan)教授研究中东欧六国在1989年前后的经济发展与支持体制的相关度问题中发现,根据1993－1994年的民意调查,对共产主义经济体制持肯定评价的比率均值为60.2％,而对后共产主义经济体制持肯定评价的比率是37.3％,下降了近23个百分点.如果按照经济发展与政治评价的“紧密相关度标准”分析,经济评估每下降1个百分点,政治评估就应该下降1个百分点,那么对政治体制持肯定的评价比率应是22.6％,但实际上,人们对政治的积极评价却上升到61.5％,高出了38.9个百分点.这说明,经济衰退并没有阻止人民对转型的期待.而这种稳固的期待恰恰是保证政治转型稳定和化巩固的社会心理因素.

三、经济发展与政党认同

西方学者在政党认同(partyidentification)或政党支持(partysupport)的研究中,提出了宏观经济形势中选民政党认同的三大关键因素,即执政区域内的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量、物价变动指数和失业率.其中,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被称为痛苦指数.这个指数是1975年美国福特政府时期由党作为一个政治口号提出来的,以后被广泛运用.痛苦指数越高,宏观经济状况越不好,政策越不成功.每个社会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痛苦指数安全线.高于这一安全线,对执政党的持续执政将带来巨大风险.美国哈佛大学费尔教授研究了1916－1984年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与宏观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后得出结论：实际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执政党在选民中的得票率就增加1个百分点；通货膨胀率每上升3个百分点,执政党在选民中的得票率就减少1个百分点.而选民在评价政府时,对失业的关注程度是通货膨胀的6倍,要获得选民支持,降低失业率比降低通货膨胀率更为重要.格雷戈格马库斯(GregB.Markus)对1956－198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分析发现,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公民可支配性收入平均增加1个百分点,在职总统候选人的选票份额就能增加2个百分点.

但是费尔、马库斯等的研究结论并不具有普遍性,也经不起其他竞争型选举国家经验的检验.以2004年的印度选举为例,当时印度国内宏观经济形势良好,一般人也都预测执政的人民党将会在人民院的选举中获胜成为执政党,但人民党却在选举中失败了.这说明,宏观经济形势与政党认同之间并不具有必然联系.微观经济个体在经济发展中状况的变化对政党认同的影响也许具有更充分的说服力.费奥里拉(MorrisP.Fiorina)在上个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一种“经济回顾分析”模式,他利用1956－1974年的选举资料,试图在宏观经济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个人层面的经济因素与选举的关系,公民个人的经济状况影响他在总统选举中的倾向.费奥里拉的回顾分析检测设,那些感受到福利增加和对经济前景乐观的人会把选票投给执政党以示奖励,而那些感受到利益受损和对经济发展前景悲观的人会改变对执政党的支持以示惩罚.在费奥里拉的研究之后,Edwards,Michell,Welch,Swenson,Mutz等研究政党的学者都对选民个体对经济的看法影响政党认同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

于是,对经济增长与政党认同的相关性的分析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在政党认同过程中,是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还是微观个体状况改变对选民的影响大二是,除宏观经济形势与微观经济个体状况改善之外.有没有其他影响政党认同的因素

对于第一个问题,目前学者大都认为宏观经济形势不如微观经济形势对政党认同的影响大.一些学者还对过去那种从分析宏观经济形势人手的“门槛理论”进行了补充,认为经济增长对政治变迁的影响来源于人们因微观经济状况的改变与否而产生的对政治正面或负面的评价.如果许多人都把经济形势的不改善归咎于政府公共政策的失败,则政党认同必将受到影响,人们将选择替换当前执政党；但如果人们倾向于认为宏观经济形势的不改善属于个人自己的事情,与政府无关,那么经济即使负增长也未必改变人们对当前执政党的支持,政治稳定仍然能维持.

对于第二个问题,美国学者罗恩(Ron)等作了回答,在观察1991－1994年的英国保守党政党认同时,他发现,尽管英国经济在不断增长,但是那些从一开始就支持反对党的人即使在感受到经济良好的情况下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政党认同.这部分人或者受某些价值观的影响始终投一个政党的票,或者把个人经济状况改变看作纯粹是个人问题而不愿意上升为政治评价.如果个人的经济安全受政府公共政策的影响,受到了因宏观政策失败而出现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这些人就会将自己经济状况的变化转变为政治评价.

但是,Mettenheim,Dominguez,McCann,Camp等学者在研究巴西、墨西哥等选民的行为时,只是把经济发展因素作为一个背景内容来考察.例如,Mettenheim对巴西的研究发现,“巴西人的基础是对近期国家事务的感觉、行政官员的绩效、左右翼的分离感兴趣,没有像欧洲那样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美国利益集团的观念,没有长期的政党或阶级认同感”.尽管经济状况对选民的政党认同有影响,但Mettenheim认为,巴西选民的行为还不能用欧美那种分析模型和框架来解释.从巴西、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看.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执政党都有在宏观经济形势良好的背景下失去了执政权的经历,“经济理论在一定条件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是对转型时期发展中国家的选举竞选解释,更应该从整体的结构体系变动中探询动因”.

不可否认,在转型时期,经济发展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变迁有一定的关联度.但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寻求一个普遍存在的经济增长与政治变迁相关性规律的难度越来越大,因为除了经济因素外,还有不同国家政治体制差异、宗教、文化、外部力量干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上述研究揭示,威权政体比政体更加依赖于经济增长的绩效合法性,因而其政治变迁受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在威权体制下,政治不稳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要比体制大.在政党认同方面,宏观的经济形势并不能决定选民政党认同水平的高低,而微观经济状况只有当其改善与否与执政党公共政策挂钩时,才会影响公民的政党认同.

责任编辑　陈庆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