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报刊情缘

报刊发展与国家事业及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一辈子活在新闻中的,在其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亲自参与创办和主编过多种报刊,长期关注报刊业的发展,并热心为报刊题写报头刊头,和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

先后编辑《少年》、《赤光》

第一次创办报刊,是在上世纪20年代初留法勤工俭学时期.1920年夏,从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怀着满腔的救国热忱,和十位同学一起乘轮船赴法,于10月抵达法国马赛.那时刚满16岁,在同学中年纪最小.

在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影响下,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各种政治宣传活动.1922年,他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简称“少共”.1921年春,周恩来、赵世炎等在法国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并与旅德的小组合组为中国旅欧支部,下辖旅欧中国少年――作者注）.他坚持白天做工,晚上搞党团工作.他在巴耶支部担任宣传干事,曾接受支部的命令与傅烈共同为华工编印工人旬报.1922年8月1日,“少共”机关刊物《少年》月刊创刊,担负起传播共产主义理论、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团结广大旅欧青年的重任.

该刊第8期后改为双月刊,蜡板油印.刊物创办不久,就来到位于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鲁瓦大街17号的编辑部,成为其中最年轻的一名成员.这是他直接参加革命工作的开端.

最初从事蜡板刻写和印刷、装订方面的工作.他每天离开工厂后经常来不及换下工装就匆忙赶到编辑部,在昏暗的灯光下紧张地伏案工作起来.当时担任刊物领导和主要撰稿人的是周恩来,先后参加编辑部工作的还有李富春、傅钟、李大章等人.每当夜幕降临,他们就挤在旅馆狭小的房间里,马不停蹄地开会、讨论、写稿、刻写、油印、装订.工作起来常常通宵达旦,彻夜不眠.蔡畅曾回忆说：“《少年》刊物是轮流编辑,、李大章同志刻蜡板,李富春同志发行.”

小时候刻苦认真的习字与参加这项革命工作的神圣感和责任感,使他刻写蜡板时总是一丝不苟,不仅字体工整匀称,美观大方,而且油印、装订工作也完成得十分干净利落.每期刊物出来后,大家对此都赞不绝口,不约而同地将“油印博士”这顶桂冠戴在了他的头上.这既是对他那隽秀漂亮字体的赞誉,更是对他认真负责、严谨敬业的高度肯定.

1923年,“少共”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从此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1924年下半年,成为中国党员,并成为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领导成员.这年2月1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组织将《少年》改办为《赤光》半月刊,由偏重理论宣传转而紧密结合国内革命的实际,侧重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相勾结,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黑暗现实.其现实性和战斗性都得到了明显增强.经过此前一年多时间革命斗争生活的洗礼,在《赤光》编辑部内不仅刻写、油印和装订等老本行干得更加得心应手,而且还同周恩来、李富春、蔡畅等在刊物上撰写了大量文章.

青春焕发的对《赤光》杂志满腔热情、十分投入.他办刊态度更加认真踏实,技术精湛,刻印的刊物装帧简雅,字体秀挺,版面清晰,赢得了同学们的信任和赞许.期间,他曾以“希贤”或其他化名写过许多充满的战斗檄文发表于《赤光》上,如《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大肆捏造》、《请看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和《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等文章,他的笔触尖锐、泼辣,富有强烈的战斗性.20岁的在刻印着一篇篇激扬文字的同时,也写下了自己人生履历的重要一页：在《赤光》主编周恩来的领导和影响下,耳濡目染,坚定了自己一生的革命追求和道路.在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赤光》办得生动活泼,形式多样；文章短小精悍,切中时弊,在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华人中具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我们奋斗的先锋”和“旅法华人的明星”.这其中无疑有着这个“油印博士”的一份功劳.以手中的蜡板、钢笔做、做投,在《少年》、《赤光》这个阵地上,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进行着英勇无畏的斗争.

先后编辑《少年》、《赤光》及留法的经历,为他日后成长为一名伟大的职业革命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一次在特殊环境下办报,对由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主编《红星》报

的第二次办报是上世纪30年代初在江西苏区工作时期,他担任了级铅印报纸《红星》报的主编.这次主编《红星》报,不仅使他熟悉了军报、党报的全部业务流程,而且更让他切身感受到了报刊宣传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刊.铅印4开,初定为5日刊,实际为不定期刊,有时增出《号外》.到1933年5月,该报已出版35期.这时,报社遇到了困难,已连续出版了好几期油印报.接任主编后,从1933年8月6日起恢复铅印,并重新编排报纸序号,到1934年9月25日止,共出新版报纸67期.从1934年10月长征开始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前,该报在长征途中又出版了七八期油印报,均由主持编印.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把《红星》报办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从未中断,被称为“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该报先后开设了“社论”、“论文”、“要闻”、“专电”、“消息”、“前线通讯”、“党的生活”、“新的工作方法”、“扩大红军”、“红星号召”、“响应红星号召”、“红军生活”、“红军家信”、“红军纪律”、“军事测验”、“群众工作”、“自我批评”、“卫生常识”、“铁锤”、“诗歌”、“漫画”以及“山歌”、“红军歌曲”、“俱乐部”、“小玩意”等20余个栏目.从接任主编起,该报还首次增出32开本的《红星附刊》,系统介绍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大量报道红军的各项工作及经验.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红星》报内容充实、通俗生动、文图并茂,报纸面貌焕然一新.当时,报社人手极少,从组稿、选稿、编辑、印刷到各种新闻、文章的撰写,都由他亲力亲为.任主编期间,有近一半的社论由他亲笔撰写,并先后发表了他所写的《猛烈扩大红军》、《与忽视政治教育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五次战役中我们的胜利》、《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政治的最高点》、《用我们的铁拳消灭主力争取反攻的全部胜利!》等文章.报上醒目的木刻标题字体俊秀有力,多出自的手笔.还有许多没有署名的消息、新闻、报道乃至重要的文章等,也都出自他的笔下.

主编《红星》报,真正做到了把《红星》报作为传达和宣传党和红军政策的喉舌与阵地.《红星》报经常刊登及军委指示、文件、领导人的文章,以及大量消息、战况报道,使其真正成为革命战争中一只有力的喇叭.经常在《红星》报上发表文章的领导人有、周恩来、朱德、博古、洛甫、王稼祥、李维汉、罗荣桓、聂荣臻、陈云、杨尚昆、贺昌、左权等,很多文章是党、军委的决议和命令,具有强烈的指导性.

还经常采用“红星号召”和“响应红星号召”专栏,报道和反映红军贯彻执行党和军委各项决议的情况,以发挥《红星》报政治指导员的作用.在“红星号召”栏中,经常发出执行三大纪律、扩大红军、为战争捐款、购写公债、写红色家信等号召,并把指战员响应号召的实际行动,在“响应红星号召”栏内充分地反映出来.1935年9月出版的第8期《红星》报,有《给红星号召以响亮的回答》这样一则消息：“为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我们愿意将存在政府的1932年的2元钱公谷费全数捐给战争,并希望全体红军一致响应‘红星号召’.”接着,《红星》报又刊登了一位名叫李学俊的伤员给的一封信,内容是汇报自己病情恶化,请求不领政府发的公谷费,自愿捐给战争.这两条消息刊登后,全军上下很快形成了一个节省经费开支、努力支援前线的群众运动.

把《红星》报办出自己的特色,使之真正成为战士的良师益友.他凭借长期搞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以敏锐的观察能力和生动朴素的文字风格,对《红星》报从形式到内容进行了改革.他在《红星》报上先后开设了许多知识性栏目.如“列宁室”是指导革命理论学习的专栏；“法厅”则是宣传革命的法律知识,报道受军法处罚的案件,这也是我党我军最早的法制宣传；文艺副刊“俱乐部”则有“客家山歌”、“红军歌曲”、“猜谜语”等.《红星》报由于栏目众多,内容丰富,生动活泼,深受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欢迎.例如,该报于1933年10月第9期发表了一首后方群众写给前线红军的客家山歌：“一双草鞋一片心,难为后方姐妹们；穿上草鞋跑得快,红军哥,赶快冲上南昌城等”接着,该报第15期作为应和,又发表了前线红军战士写给后方姐妹的山歌：“多谢姐妹一片心,百万草鞋送我们；穿上草鞋打胜仗,同志妹,缴十万谢你们等”以如此形式鼓舞士气,激动人心.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人们称《红星》报是“一面大镜子”、“一架大无线电台”、“党和红军工作的指导员”和“红军俱乐部”.

1934年2月初,、朱德、周恩来等来到瑞金的叶坪,为红军烈士纪念塔举行揭幕典礼仪式.典礼结束后,周恩来和前来参加典礼的谈了话.临别时,周恩来送了一盏马灯给,供他晚上写文章编报纸用.对于周恩来的赠物,十分珍惜,特地找来红洋漆,用笔在马灯油壶的底部写下了“1934年用”几个字.这盏马灯经历了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如今已成为创办《红星》报的历史见证和珍贵的革命文物.

1934年10月,与《红星》报随红军开始长征.在艰苦卓绝的万里征途中,边行军边作战边办报.他总是用扁担挑着铁皮箱,一到宿营地支起箱子就立即投入工作之中.长征途中的大部分时间在和报纸打交道.多年后,女儿好奇地问起他长征时都做了些什么,他答以铿锵简明的三个字：“跟着走.”跟着走,跟党走.一路编着《红星》报的就这样经过二万五千里征程的洗礼,坚定不移地走到遵义,走出绝境,走向陕北,走向胜利.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被任命为秘书长,从此,依依不舍地告别他倾注许多心血的《红星》报,跟随走上了新的革命征程,结束了他的办报生涯.

关注与指导报刊工作

一向认为,报刊宣传是一种重要的领导方法.他成为党和军队的高层领导人以后,即便没有亲手创办和主编报刊,但在繁忙的党务军务工作中,也不忘关注报刊新闻业的发展,或领导创办新的报刊,或指导报刊的宣传,并不时为报刊撰写稿件.

抗日战争时期,出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主持政治部日常工作.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年月,他对新闻宣传十分关注,提出要最大可能地加强随军记者的力量,要“大大地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要通过文艺作品、报告文学、新闻通讯、摄影、绘画等,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

还在总政出版的《前线》周刊发表了《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等文章.八路政治部的机关刊物《八路军军政杂志》出版后,他也为该刊撰写重要军政著述.1940年7月,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出版的《前线月刊》创刊,他曾是该刊的编委之一.1943年10月,担任北方局写作技巧书记,全面主持晋冀鲁豫边区的党政工作,该地区的报刊事业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比较重要的报纸有《新华日报》华北版（及太南版、太行版、太岳版等）、《晋冀豫日报》、《冀鲁豫日报》、《中国人报》、《战场周报》等,而各机关、团体、专区、县发行的小型报纸种类就更多,总计约有四五十种.刊物方面,数量也有三四十种之多.

不仅经常关注报刊的宣传工作,而且还在延安的《解放日报》、《解放》周刊、《八路军军政杂志》,晋冀鲁豫的《新华日报》华北版、《党的生活》、《抗日战场》、《战斗》和重庆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报刊,发表了《在敌后方的两个战线》、《悼丁思林同志》、《党与抗日政权》、《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太行区的经济建设》等文章.

在1947年率军转战大别山期间,部队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时,指出,越是艰苦的时候越不能丢弃宣传工作.他认为宣传工作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工作,是团结大多数民众在我党我军周围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武装人民思想的主要手段.“广泛使用一切宣传武器（宣传队,剧团,部队指战员的宣传,政府出布告,开大会,开座谈会,演讲会,画展等等）,宣传我们的主张和政策,驳斥敌人的造谣和欺骗,可以占领思想阵地,安定民心,造成新区的新气象”.

在解放战争的决胜阶段,与刘伯承率部南下,勇往直前,所向披靡,相继解放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并迅速出版南京《新华日报》、上海《解放日报》等.

新中国成立后,直接领导筹划了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省党报的出版.1949年11月23日,西南局在湖南常德成立,出任第一书记.他将主席题写的《新华日报》报头,交给筹办西南局机关报的人员,并指示他们随军向重庆前进.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10日,西南《新华日报》与读者见面.12月底,为稳定物价,他指示《新华日报》每天都要公布重庆的折实单位,让广大群众知道油、盐、米的牌价.他不仅对报社工作做过多次指示,还亲自审阅修改报纸的重要言论,也审阅修改过不少记者的稿件.他在审阅会议新闻稿时,经常勾掉自己的讲话内容,并说“新闻要短些”.

1950年5月16日,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曾详细阐述了新闻编辑出版工作的重要性、性质和任务以及如何办好报纸等问题,这是他的一篇有关新闻出版工作的著名讲话.他指出：“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他认为报刊宣传由于辐射范围广泛而具有特别的效力,“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开会是一种领导方法,是必需的,但到会的人总是少数,即使做个大报告,也只有几百人听.个别谈话也是一种领导方法,但只能是‘个别’.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用笔写出来传播就广,而且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针对部分领导人不重视新闻工作的情况,指出,办好报纸,关键在领导重视：“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条离开了领导也搞不好,报纸就没有力量,容易变成‘有闻必录’等”他鼓励说,“《新华日报》最近有进步”.强调“办好报纸的前提在领导”,提倡领导同志亲自给报纸写文章,并身体力行.同年10月1日,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开国一年在西南》的短文,回顾总结一年来的工作.

1953年,调往工作,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在日理万机的同时,他每天要看很多报纸,并参与审阅《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在六七十年代,他两次被打倒,又两次崛起,看报纸成为他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之一.

1977年第二次复出后,成为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与报纸的关系更为密切.1977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著名文章.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得到了的明确支持.文章写道：“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多次批评“两个凡是”的观点,支持报纸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等一石激起千层浪.借助于影响力极大、极具权威性的党报上的这篇不朽之作,掀起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与实践波涛,思想的大解放催生了改革开放的大变化.

之后,还多次强调“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要求“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在以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在1989年初夏发生政治风波的关键时刻,他都非常关注报刊宣传.他对报刊宣传的指示是全方位、多角度的,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欣然为报刊题词

重视和关心报刊新闻工作,还体现在他欣然为众多报刊题词上.为报纸题写报头,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他大规模地题写报头,是在他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80年代和90年代初.他题写的报头之多,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仅次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新创办的一批级的全国性报纸的报头,几乎都是他题写的.他还为上海、天津、山西、山东、安徽、海南等省、市地方报纸题写过报头.一些大学的校报,也借用他题写的校名作报头.他题写的这些报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报业兴旺发达的象征.

最早题写的报头,是他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时在四川题写的《新自贡报》和《重庆日报》.《新自贡报》1951年3月3日创刊,是解放后西南最早出版的一家市委机关报.他题写的这一报头,一直到1958年10月1日该报改名为《自贡日报》止,使用了7年多时间.现今的《自贡日报》报头,仍是根据手迹略经修合而成.1951年5月1日,川东区党委机关报《川东报》在重庆创刊,为该报题词：“报纸要做到真正成为加强领导和联系群众的工具”.7月1日,他再次为该报题词,勉励大家“永远跟着走”.他也为西南《新华日报》多次题词.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正式通车,他当即挥毫为该报题词“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

1952年8月5日,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创刊.他亲笔题写了“发展生产,交流城乡,是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的题词.耐人寻味的是,为《重庆日报》题写的报头,就像他的人生一样,也经历了多次磨难.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被打倒,随即12月22日该报头也被砸烂禁用；1975年初复出,4月18日该报头随之启用；1976年“”借“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次打倒,2月19日该报头又被砸掉；粉碎“”后再次复出,该报头也于1978年3月1日再次恢复.小小报头,紧随题写人的命运一起沉浮,屡经大难而后生,也堪称报界之奇迹.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更是愉快地接受各方之请,挥毫精心书写了大量报头.从1983年起的10年间,他几乎年年都要为报纸题写报头.当年4月6日,《人民政协报》在北京创刊,它的报头就由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题写.7月7日,《中国教育报》创刊,它的报头也由一贯重视教育的题写.1984年,他为天津《今晚报》、《经济日报》、《中国妇女报》、《农民日报》、上海《青年报》、《学生计算机世界》和山西长治的《太行日报》等题写了报头.提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他,曾两次为科技报纸题写报头：1986年1月1日创刊的《中国科技报》、1987年1月1日出版的《科技日报》.1987年,他为《金融时报》和山东《齐鲁晚报》题写了报头.1988年,他为《海南日报》、《黄山日报》、《中国体育报》、《中国人口报》、《中国老年报》及《济南日报》等6家报纸题写了报头.1989年,他为《中国专利报》、《中国海洋报》题写了报头.1990年,他又先后为《经济参考报》、《中国初中生报》题写了报头.1991年,他为《火箭兵报》、《检察日报》题写了报头.1994年来临之前,为即将出版的《中国改革报》题写了最后一个报头.

也为我国不少刊物题写了刊头,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中国之友》、《求是》、《党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等.此外,他还为一些报纸的创刊、复刊写过纪念题词,先后书写过“人民日报四十周年”、“大众日报五十年”、“文汇报五十年”、“祝贺香港文汇报创刊四十周年”、“贺大公报在港复刊四十周年”、“法制日报十周年”等题词.1988年3月5日,《新华日报》总馆旧址纪念碑奠基,挥毫为其题写了碑名.

从那一份份充满的题词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对报刊新闻工作独特的钟爱情怀,可以赏阅到这位历史伟人非凡的风雨历程,品味到他令人肃然起敬的崇高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