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开拓者史念海

史念海先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界深孚众望的学术泰斗之一.他与北京大学的侯仁之、上海复旦大学的谭其骧教授齐名,均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开拓者.

走上历史地理学治学之路

1912年,史念海出生于山西省平陆县太臣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给他取名念海,字筱苏,大概取义于所谓"苏海韩潮",意谓学习韩愈、苏轼去搞文学.1932年,史念海从太原进山中学毕业后,考进了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这是一所当时以研究著称的大学.据史先生介绍："辅仁大学老校长、我国历史学界的权威陈垣先生亲自给我讲课,使我能在史学研究上打好基础,尤其在考证上摸索到一些门径.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钱竹汀大昕先生之史学》.钱竹汀是陈垣先生最佩服的清代学者,以考证见长,在沿革地理方面,也是被后人公认的.今天的历史地理学是从过去的沿革地理学发展而来的."他提到："我当时如果只受陈垣先生的熏陶,只有钱大昕的沿革地理学的一点影响,也许我只能成为一个单纯研究历史、专长考证的人.我真正走上研究历史地理的道路,取得今天的一点成绩,不能不归功于另一位历史学界的权威顾颉刚先生对我的培养和提携."

读大学期间,史先生经顾颉刚先生介绍,加入禹贡学会,大学毕业后被聘为该学会的编辑.禹贡学会,即专门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禹贡》出自《尚书》,是一篇有关地理学的著作,也是我国最古老而又最系统的地理名著.用这篇书名作为学会的名称,正好显示这门科学的渊源和这个学会的历史使命.史先生正是在禹贡学会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与严谨治学精神的熏陶下,走上历史地理治学道路的,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疆域沿革史》,堪称近代首部系统的历史地理专著.他的学术研究、著述中始终贯穿着一条爱国济世的红线.当时正值日军入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在书中大声疾呼："光复国土,还我河山,是在吾人好自为之."20年后,白寿彝教授为他的学术文集命名为《河山集》,充分显示其赤子之情,爱国之心.这部我国现代最早公开问世的历史地理学专著,是史先生在学术上取得的一个最显著的成绩.这部专著出版不久,顾颉刚先生派人给他送来一幅中堂,上写："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以此存心,然后才有事业可言."一代史学大师题赠给他的诤言,成为其座右铭.60年后,他又把这则诲人谆谆的诤言转送其后辈学子,在陕西师范大学有近万名学生及中青年教师竟相传抄......

上下求索

抗日战争爆发后,史先生为避敌追捕,辗转来到后方,先在西北文化学社任编辑,以后又任国立编译馆副编审等职,继续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点放在汉唐一段.当时国立编译馆设在重庆北碚,正好顾颉刚教授也在那里,于是史念海协助顾先生编辑《文史杂志》,接着又进入大学从事教育工作,曾担任复旦大学副教授、兰州大学教授兼代历史系主任、西北大学教授.在中华民族英勇抗击日军侵略的严峻形势面前,史先生出于更好地报效祖国的心愿,开始深刻地思索如何发展历史地理学的问题.他清醒地看到,虽然禹贡学会创立之初,包孕有建立我国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的意图,但由于学会中大多数人师承乾嘉学派,擅长考据之学,加之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很快侵占华北,学会被迫中断,因而远未完成这一任务,大多数研究工作仍停留在沿革地理学的范围内,因此,史先生曾一度深感迷惘,继之起而探索.尽管当时他并没有获得如建国后那样对历史地理学性质、任务的明确认识,但已树立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历史地理学不能只限于沿革地理学这样一个范畴,否则就难以说服历史时期的若干地理现象,以及和地理有关的历史事实；二是历史地理学只有朝着前述方向努力,才能为世所用,也才能获得无限的生命力.有了这样一些认识,史先生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并试图具体加以运用.他想到我国古代运河开凿的问题,由于运河既是航道,又可用于灌溉,除有利于农业生产与交通贸易外,还在军事征战及维系一些王朝的统一方面具有明显作用,因此,我国历代运河的兴修,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利用与改造,也反映了自然条件的变化对社会的反作用.鉴于如上的理解,他决定选择运河这一课题开展研究,希图通过探明运河变迁的原委,使开发水利有所借鉴.经过不懈努力,他终于撰成《中国的运河》一书,1944年由重庆史学书店出版发行.这一著作是史先生在艰苦的条件下,为推进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而上下求索的一个重大成果,既体现了他对中华民族抗战充满必胜的信念,也寄托了一个爱国学者期待祖国光复后能迅速走上富强之路的执著之情.该书的出版,对我国运河的研治工作影响很大,书中一些论点和资料,至今仍为一些学者所运用.这部书开创了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局面,使历史地理学从纯粹的学术研究进而直接为世所用.

这一时期,史先生发表了多篇研究汉唐时期的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军事地理等论文,为突破传统沿革地理学进行了初步尝试.1945年,史先生撰写的《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一文,从具体的地理条件分析了诸葛亮六出祁山行军路线的缘由,指出军需生产与运输对战略的深刻影响,是这一时期史先生的论文代表作.

黄河流域铸辉煌

新中国成立后,除旧布新,百废待举,城市建设首当其冲.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一些重要城市,都是在前代已有的基础上整修扩建的,要进行城市建设,就必须了解过去都邑的旧规,而根治黄河已是举国的大事,同样需要查明各自水道的变迁,这对中国历史地理学提出了非常严峻的现实课题,也更加推动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使它由古老变为年轻,以崭新的姿态成为一门现代科学.史先生是从旧社会进入革命队伍的,他更加自觉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武装自己,并用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这是史先生思想上一次大的飞跃.

50年代初,史先生来到西安,先在西北大学任教,接着从西北大学分出了现在的陕西师范大学,史先生长期在该校历史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后又升为副校长.这期间,他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课程,力图建立起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他一方面结合教学工作编著《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一方面结合国家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需要开展科学研究.

在专题研究方面,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他着重围绕黄河流域历史上的经济发展问题,从农业、蚕桑、交通道路、居民聚居与经济都市等多个侧面,论证分析了它们的地理分布与变迁过程,揭示出黄河中下游地区自新石器时代起,直至唐朝前期,一直是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是最主要的粮食产区.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黄河流域的环境变迁直接影响着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尤其是历史上黄河在华北大平原上极为频繁地决口改道,对当地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人民生活产生过巨大影响.以往学者对黄河下游变迁的研究不乏其人,虽积累成果不少,然而形成具体形象的概念,应属史念海先生,他在黄河流域环境变迁方面的研究,大大超过了前人的水平.他认为黄河下游频繁变迁的根源在中游,而中游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是造成下游决溢的直接原因.

史念海先生对黄河流域研究情有独钟,按他的说法："我是生于黄河之滨,而又在黄河流域工作的人,对于黄河自然容易引起注意,因而从解放初起,有两个问题时常萦回于我的脑际.一个问题是,黄河流域特别是下游各处,经过千百年来各种各样的人为摧残破坏,到解放之前已经千疮百孔,到处残破萧条,可是远古之时,黄河流域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就是稍后一些时期,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仍然相当发达,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黄河下游曾经长期是一个富庶的粮食产区,负担国都和主要边防地区的军需民食.前后对照,差异实在悬殊.解放后举国上下都在积极建设,黄河流域能不能恢复到以前的规模,更进而发展成为更富庶的地区?这是令人关心的问题.对于这一点,国家当然有新的打算和规划.但是先民长时期在这里进行的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经验,应该予以总结,作为当前的借鉴.这是历史地理学者应该研究的专题,也是一个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者责无旁贷的工作,我撰写了一些论文,针对这个问题作了初步的探索.还有一个问题,那是50年代初某天看《人民日报》的一则新闻引起的,当时我国一年出口的丝及纺织出口所换回的外汇,可以修筑一条由广州到满洲里的铁路.这条消息引起我很大的注意,挂在心头久久不能忘怀.试想：建国初国家百废待举,迭遭破坏的我国蚕桑事业,仅剩下江、浙两省的太湖周围地区,就能够有这样的成就,可见这方面的潜力惊人.我国本是蚕桑之国,织出的丝绸不仅供应国内需要,很早就运输到国外,一条丝绸之路千古传为美谈,直到现在还脍炙人口,吸引世界各处的游人欣赏赞叹!历史上,丝绸绝大部分都是产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缫丝织绢,已成为当时家家户户日常的正业,谁知后来日渐荒弃,连桑树也不易多见,因此,我设想,如果黄河流域宜于栽桑地区都能恢复到原来的蚕桑事业,其出口换外汇,能够修多少条由广州到满洲里那样长的铁路呢?所以这两个问题,应该是我们历史地理学研究者的职责,我为此撰写了若干论文,今后还将在这一方面探索."他如是说.史先生的一席话,道出了个中原委.

历史地理是一门内容庞杂的学科,在实际研究工作中,他实践了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建国后的几十年来,他的足迹遍于秦、晋、豫各省,大河上下.史先生纳数千年黄河变迁于胸中,先后撰写了《历史时期黄河流域侵蚀与堆积》(上、下篇)、《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侧蚀》、《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下切》等论文,详细论述了黄河中游的侵蚀、侧蚀、下切,黄河的堆积,以及由于黄河变迁所引起的自然环境和城乡变化、兴废.同时,他还撰写了《黄河中游的森林》一文,论述森林变化和水土流失的关系及其对黄河安澜或泛滥的影响,进一步探讨了今后的治黄方略,开创了研究治黄的新路子.他的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引起国家计委、水利部、林业部、中科院等部门的高度重视.其长篇论文《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于1990年被黄河水利委员会收入《当代治黄论坛》.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获奖影片《黄河与森林》,就是根据他的《河山集》有关论文摄制的.史先生的研究成果,已有效地转化为推动社会的动力.1996年10月《光明日报》组织的"人民治理黄河50周年"专家论坛专版,邀请了费孝通等12位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史先生撰写了《防治河患应着眼治本》一文,他指出："黄河泛滥,起因于河身日高.河身日高,则由于泥沙堆积,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减少河水中泥沙,培育森林和改革农耕方式最重要.森林有涵蓄水分、被覆地面的作用,可以减弱降水时对于土地的侵蚀,这已经得到科学的证明,现在,黄河中上游群山大多已成为童山,毫无覆盖.一两千年前黄河中上游的原相当多,一个原相当于现在的几个县,由于侵蚀,现在黄河中上游沟壑纵横罗列,原也愈来愈小.治理之道,应该综合治理,在中游保持水土,培植森林和改良农业操作方法.中游许多地区直至现在都还是广种薄收,乱耕滥垦现象较严重,高坡陡山都被开垦,因为水土易于流失,如果改为精耕细作,土地平整了,水土就不容易流失,这样黄河下游的河身就不至于抬高,也就不至于溃决."该文发表后,反映很好.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它的形成可追溯到两千年以前,又吸收了现代科学的成就,长期以来,它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被列为历史学的范畴.作为现代科学,史先生和侯仁之教授都主张历史地理应属于地理学范畴,为地理学的一部.这样的创新说法,就使历史地理学列入现代科学之中.历史地理学成为现代科学之后,对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人为活动与环境变迁的辩证关系有了新的理解,确认历史地理学不仅应是历史地理现象如实的"复原",而且要进一步探索地理环境的演变与人为活动的关系,为人类利用自然、改造环境提供科学依据和历史借鉴.这与史先生一贯倡导的"为世所用"的主张是相和的.人民疾苦牵系着学者的良知,无论是国难当头还是经济建设时期,史先生始终关注着人民的需要,想着自己能为社会做些什么.

近年来,西安市用水紧张,居民饮水都成了问题.史先生特地撰写了《论西安周围诸河流的变化》的论文,从这些河流历史变迁的角度指出,造成西安缺水的原因与气候和地质无关,而是秦岭山中森林的破坏.森林有涵养水分的作用,茂密的森林可以使河流保持一定的流量,秦岭山中森林破坏不自今日始,可是这种破坏直到今天仍在继续.史先生曾在陕西省政协一次常委会议上,痛心谈起他在终南山旅游区看到的一幕.当地农民卖的登山拐杖全是用拇指粗的树苗制成的,经询问,农民说一天可卖去四五十根.史先生痛惜地说："这还是旅游淡季!如果是旺季就不止这些了.这样砍伐下去,终南山真要成为濯濯童山,了无一棵树木."这篇论文提交到省政府后,省长亲自责成有关部门成立了水源涵养林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此事又引起国家林业部的重视,从那时起每年给西安拨200万元专款,用于培育秦岭森林,规定45°以上山坡都要栽种树木.这一措施已取得初步成效.

实地考察突破前规

在史先生诸多的历史地理学论著中,经史子集、名人诗文、古今游记、历代方志无不广征博引.自70年代起,他又走出书斋,实地考察,运用并发展了野外考察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法.著名教授谭其骧先生谈到《河山集》二集时,对史先生颇为称道："史先生对黄河流域中下游以及淮河、太湖周围,作为10年以上有目的深入、细致的实地考察,治学方法突破前规."并在《河山集》四集的"序"中,称赞史先生"早岁即以淹贯经史群籍,覃思卓实,著称于世".这样的称道是很恰当的.

1972年,应兰州军区的邀请,史先生参加了陕西兵要地志即军事地理的研究撰稿工作.他不顾年逾花甲,奔波于陕南、陕北的峻岭荒原.他在考察公元1082年北宋和西夏的永乐城之战遗址时发现,这里竟是狭窄山间的只有三户人家的小村,与史载几十万人的鏖战地相去甚远,遗址不是在陕西米脂县西南的永乐村,而是在距永乐村不远的马湖峪.再如,过去一再被人论证的"巢淝运河",据说这条所谓的运河沟通了淝水和施水,沟通的地方就在安徽肥西县,而他到当地查看,却发现这里只是一段短促的沟壕,连一道长网都没有凿通,说不上已经成为运河,更谈不上航行舟船.史先生感慨地说："俗语不实,流为丹青","如果不是亲历其境,就难免讹误相承,无中生有,不易是正了."这样去伪存真的实地考察,不乏其例.

20世纪80年代,同志视察延安,提出要实现中国北方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第一位的工作是种草种树,并号召搞农业的同志学习历史.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马文瑞同志请史教授帮助解决综合治理黄土高原的问题.史先生根据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近代考古发现和他本人的现场考察,指出黄土高原在古代曾是森林草原地区,并提出了整治的具体建议.他阐明古代的黄土高原除有广漠的草原外,还有大面积的森林,由于人工滥伐滥垦和农林牧分布失调,植被遭到严重破坏,侵蚀加速,使原野变成稠密的深沟,沟壑伸延,又使农田冲失；改造黄土高原应因地制宜,合理调整农林牧生产布局,使每一块土地都得到充分利用.这些坚实可信的调查和结论,使人耳目一新.他与曹尔琴、朱士光编著的《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一书出版后,还曾收到过同志予以肯定和鼓励的来信.

史先生一年中至少有两个多月奔忙于野外,跋山涉水,涉足吕梁、太行、六盘、陇西以及长城、河套等地区,获取了大量有关历史时期森林变迁、河流湖沼变迁、沟壑侵蚀的定量数据资料.如早在100年前德国地理学家希霍芬认为黄土高原的厚层黄土不可能有森林的这一观点,长期以来在我国学术界占有统治地位,史先生撰文予以批驳,阐述了古代黄土高原广泛分布着森林和草原,植被条件要比今天好得多,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他在《历史时期森林变迁的研究及其他有关的一些问题》一文中提到："唐代中期以后,当时都城长安中的用材,则多取之于岚、胜诸州.唐岚州治所在地山西岚县."他又认为："今离石县北大武镇中的玉皇阁下并列的八根木柱,皆粗大异常,不可合抱.这样的木柱就采自当地的北川河谷."今天的吕梁山区关帝山和中条山的原始森林,也充分证明了黄土高原自古以来并非童山秃秃,是人类活动而导致其被侵蚀.黄河壶口瀑布是全国一大名胜,据史先生研究考证,壶口位置从《水经注》时代至唐元和年间的286年中,因黄河下切而上移1000步,大致相当于今1475米,平均每年上移5.1米,从郦道元时代至今1500多年,平均每年上移3.3米,从中可以看出黄河在这里下切的速度.史老重视广泛发掘史料与深入进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科学研究精神令人起敬.

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

史先生从事教育、科研工作,60多年如一日,作为一个学者,他树立了"求实存真、为世所用"的崇高风范,专著、论文等身.他的《河山集》1-5卷,已于4年前荣获国家教委第二届全国高校出版优秀学术著作特等奖及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研究优秀成果历史类一等奖.值得一提的是,著述等身的史先生在他的著作中还绘有数百幅详细地图,这些历史地图一方面使他的许多研究成果得以形象展示,与文字珠联璧合；另一方面大大丰富了历史地理学的内容,推动了这门学科的发展.

自80年代以来,史先生承担了多卷本《中国通史》(隋唐卷)的编写工作,还主编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文史集林》、《中国古都研究》、《唐史论丛》等重要学术刊物、文集,成立了西安历史地理学会、中国古都学会、中国唐史学会及各种学术会议,为青年学者创造了发展条件.

1996年10月,史先生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仅一年零九个月就完稿交印出版.当精美的图册展现在第五届世界历史名城大会上来自42个国家的贵宾面前时,宾客们在惊叹赞颂之余,谁能想到这近90幅图的内容都是史先生一一审阅修改,有的甚至过手七八遍.《西安历史地图集》完成后,他又受时任西安市委书记崔林涛重托,主编《古都西安丛书》,共60本合计1000万字.之后,又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撰写200万字的古籍提要中的地理部分.是年,英国历史地理学家、剑桥大学院长阿兰贝克教授专程来到西安拜访史先生,对他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学所取得的杰出成果敬佩不已.

作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史先生历任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政协委员,民进陕西省委主委和陕西师大副校长、教授,唐史研究所长,中国古都学会会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顾问,国家地图集历史地理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确定的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他的事迹和学术成果,已被收入英国伦敦国际传记中心主编的《世界名人录》.改革开放以来,史先生先后受邀赴全国各地及异国他乡传授讲学,1986年赴美国加州大学讲学,1991年8月赴香港参加国际隋唐史学术讨论会,1993年赴日本关西大学及筑波大学讲学,曾在参加日本秦汉史学术讨论并作报告.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史老出生于中条山麓、黄河三门峡侧畔.他一生对黄河,对黄土高原的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现在虽已步入耄耋之年,但他仍以一个中国历史地理学人的姿态,克尽厥职,孜孜以求.今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知识》第6期上,他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提出："黄河的治理,也可以作为事例.黄河流域为我国文化最早的发源地,可是黄河易于泛滥,竟然具有害河的名称.两千多年来,防范治理莫不成为当时国家的要务.可近年又不时断流,前后相差,至为悬殊,不仅黄河流域有断流,黄河流域广大地区亦竟以缺水,北京、西安更为显著,治河亦是难事,缺水更不易调理,若不缺水,又须防汛,如何兼顾,咸得适宜,志士仁人皆迭陈高见,却未闻有所奏效.早在司马迁撰著《史记》之时,即有一篇《河渠书》,对黄河灾害和治理有所记载,此后名家辈出,北魏鹂道元,清代胡渭,皆其著者.可以说研治黄河及其有关问题,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当行之作.当此黄河有水之时,不免泛滥,无水之时,却为断流,甚盼研治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人,时陈高见,早奏肤功."

史老的研究成果,已为平陆家乡重新绿化、防止水土流失提供了重要依据.平陆县这个千沟万壑的黄土丘陵地带,在党的领导下,多年来大力植树造林,黄土地已披上了绿装.40多年前以四州山为代表的秃秃童山,已逐步发展成为林木葱郁的人工林海,从县北张店镇四州山至洪池乡跑马道,全长百余华里的90多万亩油松林,重现林涛滚滚,万木竞秀,山花丛生,雀啼燕鸣,漫步其间姹紫悦目,绿茵如毯.从中条山巅武家沟造林点上北眺运城百里盐池,南睹大河奔流,以其人造之功,成为黄土高原之绝佳景色,正如唐代大文学家韩愈登临中条山时所作的一首风情诗："条山苍,河水黄,浪波去,松柏在山岗."一个新的绿色植被的黄土丘陵地带,如今已重现在黄河北岸.平陆县的造林成果已多次受到国家造林绿化部门的表彰奖励,国家林业部授予"全国经济林建设先进县",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全国造林绿化百佳县",国家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授予"水土保持治理开发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史老的科研成果已在家乡付诸实施,并转化为物质力量.

1999年12月

(原载《平陆文史资料》第35期)

(责编周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