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民族心理学思想述

【摘 要】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也是西方民族心理学的奠基者之一,他的俄底普斯情结、图腾与禁忌和民族群体领袖等理论,打开了民族学和心理学交叉研究的大门,对宗教思想和民族心理密切关系的阐释,补充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

【关 键 词】民族心理学；俄底普斯情结；图腾；禁忌；民族群体领袖

【作者】李静,博士,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杨须爱,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兰州,730000

【中图分类号】B8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3-0028-006

ThenarrationandmentationonthethoughtsofS.FreudsEthnopsychologyLiJing,YangXuai

Abstract:Thepopeofpsychologyistreud,isalsooneofthefoundersofthewesternethnicpsychology.Hisdoctrines,suchasOedipusplex,Totem,Taboo,Themonleaderofthenationandsoon,openedthedoorofthecrossingresearchbetweenEthinologyandpsychology.Andhisinterpretationabouttheclosingrelationshipbetweenreligiousideasandnationalpsychology,reinforcedthereseachingcontentsofEthnopsychology.

keywords：Ethnopsychology；Oedipusplex；Totem；Taboo；Themonleaderofthenation

一

弗洛伊德于1913年发表的《图腾与禁忌》(《原始文化和宗教的心理学》)一书,被西方民族学界普遍认为这是弗洛伊德对民族心理学研究领域的涉足和开端.这本著作一个根本的思想,就是认为原始各民族的“心理”和“神经病”患者的心理之间存在着某种本质的共同点,因而,可以根据在神经病医院取得的心理分析资料来说明民族学的事实.在《图腾与禁忌》中,弗洛伊德借助文化人类学的资料进入了社会心理学及民族心理学的研究领域,用“俄底普斯情结”这一核心检测设来说明社会心理在内的一切社会现象的起源,集中的阐述了自己关于宗教和道德起源的思想.他认为,在澳洲和非洲的一些原始部落中所发现的图腾崇拜是所有文化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它构成了当时社会的基础,是人类宗教和道德的起源.论述了导致俄底普斯情结的弑父行为使儿子们之间形成了最初的契约――禁止同本族的女性发生性关系,这种相互制约关系原是由父亲的性垄断促成的,俄底普斯情结导致了个体心理向群体或社会心理的过渡.《图腾与禁忌》一书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视角.弗洛伊德对民族学家难以理解的某种现象,如外婚习俗,一定亲属的“回避”、各种禁忌、图腾崇拜和外婚制这两种原始社会常见的禁忌现象的心理基础的分析,打开了人类学通往心理学的大门.①

在《图腾与禁忌》之后,弗洛伊德又通过《群体心理学和自我分析》、《文明及其缺憾》等著作继续发展了他的建立在本能、尤其性本能基础上的民族心理学思想.1939年,弗洛伊德完成并发表了他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摩西与一神教》,书中包含了他关于宗教思想的种种思考,在此基础上,他解释了犹太人与基督教徒关系的某些特征.运用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与方法,结合其对人类个体心理的研究成果,对古代犹太民族精神领袖摩西和他的一神教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惊人的结论：“摩西本人是一个埃及人,他传给犹太人的宗教是从埃及带去的.”②在书中,他还揭示了一神教的起源和实质,说明了导致犹太民族与后来信奉基督教的其他民族分离的原因,从而论证了宗教思想和民族心理的密切关系,补充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

二

弗洛伊德民族心理学研究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庞杂,其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俄底普斯情结、图腾与禁忌、民族群体及领袖等的论述中,这相互联系的三方面也反映了他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思想脉络.下面分而述之.

(一)俄底普斯情结(Oedipusplex)

弗洛伊德心理分析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力比多(Libdo)理论,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一切心理活动都为一种性格的力量所支配,他把这种力量称为力比多.由于力比多驱使着个人去追求性满足,于是他使用它来解释人的一切行为的根源.作为这一理论的一个最著名的概念,就是所谓俄底普斯情结的现象.③

俄底普斯情结在弗洛伊德理论中的主要地位,表现在它对个性发展的决定作用,以它为核心而产生的家庭动力关系,以及以家庭动力关系为基础而构建的集体心理学上.他曾这样论述：“社会心理学的问题也可以在一个单一的、具体的问题――个人与其父亲的关系的基础上得到解决,这是一项非常令我吃惊的发现.”④弗洛伊德从希腊弑父娶母神话中提出这一概念,意思是恋母情结,用以说明人在青少年时期所发现的一种性欲.他认为,男孩在成长过程中,随着性欲冲动的发作,他首先将对母亲和姊妹的爱变成欲求的思想,并嫉妒父亲.由于害怕被阉割,在成长的过程中才逐渐消除恋母情结,寻求另外的发泄对象,女孩在成长过程中的“俄底普斯情结”表现为对女性的嫉妒,最早的嫉妒对象是母亲,第一个异性的爱恋对象是父亲,随着年龄增长,其“俄底普斯情结”才逐渐消失.

由于弗洛伊德把原始民族视为青少年期具有的“俄底普斯情结”,于是得出结论：图腾崇拜和外婚制皆与“俄底普斯情结”有关,外婚制被视为原始人禁止的产物.在一个由母亲、父亲、儿子组成的家庭之中,儿子总是最先选择母亲作为其“力比多”的对象,而父亲势必成为了“多余人”或竞争对手,由于儿子不可能长久维持这种对父亲和母亲的完全不同的情感,所以家庭的三者关系组合必然发生变化,而俄底普斯情结是这种家庭动力关系之源.

弗洛伊德力图通过这种办法把自己心理分析的基本论点――“俄底普斯情结”、敌视父亲、希望他死的隐性愿望、对母亲隐性的情爱,同他所设想的人类早期历史的各个阶段联系起来.这样,俄底普斯情结不仅成为心理分析理论的基石,而且为20世纪20年代以后民族心理学的重新发展开启了研究思路.

(二)图腾与禁忌(Totemandtaboo)

“图腾”(Totem)一名原为北美印第安阿尔衮琴部落奥吉布瓦方言.⑤所谓图腾就是“原始社会的人用动物、植物和其他自然物作为其氏族血统的标志,并把它当作祖先来崇拜的对象或符号”.⑥弗洛伊德发现先民的图腾崇拜与儿童的“俄底普斯情结”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图腾制度的两个崇拜既是不杀图腾,不与本图腾内的妇女,这与俄底普斯情结的两条罪恶弑父娶母之间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先民对图腾既崇拜又恐惧的矛盾心理与儿童对父亲怀有的矛盾心理之间是一致的.因此,可以从儿童个体心理的发展中揭示出各种宗教、文化的起源.图腾崇拜是俄底普斯情结的象征和升华,他根据研究断定,图腾崇拜中的动物乃是一种父亲的替代物,在宗教的发展中有“群体心灵”的存在,人们把这种心理过程以潜意识的沉淀物一代代传递下去.⑦

禁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产生.同其他社会文化现象一样,禁忌也是人类经验和智慧的结晶.禁忌不仅在法律产生以前对调节人们的行为起着不可低估的约束作用,就是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各民族生活的诸方面.恩斯特卡西尔在他的《人论中》中认为：“禁忌体系尽管有它明显的缺点,但却是人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的社会约束和义务体系.它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石.社会体系中没有哪个方面不是靠特殊的禁忌来调节和管理的.”⑧禁忌在国际学术界统称为“taboo”或“tabu”,音译为“塔布”,“塔布”一词的释文是“源于太平洋中的波利尼西亚土语,意译即为禁忌.其意义就是禁止同神圣的东西或不洁的人们、事物接近,否则即会招致超自然力的惩罚.”⑨关于禁忌的论述较多,但核心的内容不外是人们为了避免某种超自然力量的惩罚,按照民族部落约定俗成的规约,对人、事或物所持的忌讳观念或行为,有人夸张地将禁忌称为人类言行中的“神圈”.

弗洛伊德从禁忌的对象出发,认为“塔布(taboo),就我们看来,它代表了两种不同方面的意义.首先,是崇高的、神圣的,另一方面,则是神秘的、危险的、禁止的、不洁的.”⑩简言之,禁忌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对某种事物产生了某种不被允许的愿望.例如,首领、国王、祭司禁忌的产生,是因为人们很想“杀害自己的国王和神职人员”.而对于图腾,弗洛伊德则认为,图腾动物在“原始的各族”中间,就是父亲形象的替换者,而且,“图腾体系可能是从俄底普斯情结的条件下产生的等”.在弗洛伊德看来,由于儿子们在杀死或吃掉自己的父亲之后,对这种罪恶又感到悔恨,于是他们禁止再度发生类似行为,以后任何时候也不杀父亲.这样,社会组织、道德限制和宗教等从这种古代弑父当中发展了起来.由于被谋杀的父亲的形象为图腾动物所取代,因此,禁忌也适用于它们,“不能杀害图腾”.[11]

弗洛伊德认为,图腾发生的原因应该从人的性本能中找寻,图腾观念源于恋母情结.它根据达尔文等人的检测说,认为最初的家庭由一个成年男性和几个妻子及一些尚未成年的子女组成.一方面男孩小时候对于自己的母亲怀着一种性的幻想,因此便认为自己的父亲为情敌.另一方面,因为父亲种种养育之恩,觉得有爱自己父亲的义务,这样,在男孩的情感中便成了“爱恶的混和”.他说“一般而言,在小男孩与父亲竞争母亲喜爱的过程中,要使他对父亲的敌意毫无保留地发泄是不可能的,因为,他首先必须克服长期以来对父亲所建立的那些仰慕和亲近的情感.在这种情感的矛盾中,为了减轻和克服内心的冲突.于是,他开始寻找一个父亲的‘替代物’来发泄他的敌意和恐惧.”[12]而小孩一般有“动物恐惧症”(即对狗、马、猫、鸡、鸟等家畜的恐惧),因此,男孩子对父亲的“敌意和恐惧”转移到自己所恐惧的某种动物身上.这样,弗洛伊德发现,“一个与图腾有重要关联的事实――即在那种情形下,小孩子们把某些对父亲的感情替换到动物身上.”[13]男孩子长大之后,由于迷恋母亲而被“充满暴力和吃醋的父亲”赶出家门.于是,“那些被父亲驱逐的兄弟们聚合在一起,杀害并吞食了他们的父亲,此种家长统治的部落方式终于结束.”[14]食用父亲的肉是因为“父亲无疑的是他儿子们所畏惧和羡慕的对象.因此,借着分食他的肉来加强他们对父亲的认同感,同时,每个人都经由此而分得了他的一部分能力.”[15]然而,由于兄弟们既恨自己的父亲,又热爱和羡慕他,他们杀死了父亲之后,满足了心理上的恨,但同时心理上也产生了懊悔的罪恶感,“死后的父亲被形容为比生前更加伟大”.于是,他们开始禁止杀食过去作为父亲替身的动物.这种动物后来便成为图腾,这样,不准杀食图腾的禁忌便产生了.兄弟们杀害了父亲之后,他们彼此之间却又因为女人而产生激烈的竞争.每一个人都希望像他父亲一样拥有所有妇女.在此种争斗中,新的社会结构面临瓦解的命运.因此,在经过许多危机之后,兄弟们为了和平居住在一起,共同制定禁止之法律,同时,宣布放弃父亲的妻子,禁止在本族群内寻找妻子或丈夫.这样便产生了图腾外婚制.

图腾崇拜源于俄底普斯情结,弗洛伊德认为原始人曾经有过时期,并实行父女母子和兄弟姊妹通婚.他推测男性长者(父亲)曾赶走青少年男性儿子们,独占全部女性,后来儿子们聚合起来,把父亲杀死,并吞食其肉,“于是,此种家长统治的部落方式终于结束.”[16]俄底普斯情结产生了原始人的图腾崇拜观念,他从多方面予以论证,归纳为如下结论：小孩子喜欢动物,同时又害怕动物,心态如同对父亲,充满矛盾的情感,他们热爱并羡慕父亲,同时嫉妒父亲占有母亲,恐惧父亲的威严,由于无法克制,发生杀父,杀害父亲之后又产生懊悔心理,使死后的父亲形容为比生前更加伟大.弗洛伊德分析这种心态后得出结论：崇拜的图腾(动植物)乃是父亲的替代物,禁杀图腾却源于杀父的罪恶感并由此产生懊悔观念,后来规定,凡屠杀图腾者均是犯罪,要受到惩罚.实行图腾制的原始民族,几乎都规定,凡崇拜同一图腾的男女不能通婚,必定都是实行外婚的集团.弗洛伊德由此研究外婚制与图腾制的关系,他认为,同一图腾的兄弟们为了和平共居,避免因争夺妇女互相驱逐和屠杀,大家自愿放弃同一氏族的妇女,提倡到外氏族寻找婚配对象,并制定习惯法,人人都得遵守,不得违反,于是开始了按图腾实行外婚制的时代.

图腾崇拜是原始人的宗教观念,人人信仰,代代相传.外婚制一旦确立,偶有内婚者便被视为,要受重处,故原始人对内婚()极度恐惧.他认为由于这种恐惧心理的发展,产生了如女婿回避岳母习俗,堂兄妹间不能接近习俗(新麦克林堡群岛),母子、父女不能独处家中习俗(巴塔斯族)等等,此等习俗均是为了避免之发生.为了说明源于此说,他还提到飞枝群岛居民平常实行最严格的禁忌,可是在某些祭奠狂欢节,被禁止的亲属们却完全不受禁忌的限制而互相求爱,节庆一过,又恢复原来的禁忌关系.

弗洛伊德理论的赞同者G罗海姆认同“恋母情结”说.他认为,“澳大利亚胞族图腾楔尾鹰和大乌鸦互相争斗的神话反映了古代父与子为女人之争的现象”；他还认为“图腾圣物丘林格是妇女怀胎的象征,同时也是男性的象征.在图腾繁殖仪式上,用油脂涂抹丘林格,用丘林格摩擦石头,在仪式中使用火种等,都具有性欲的象征意义”,罗海姆深信“图腾繁殖意识是集团老成员和小成员之间、集体的和相互的行动的象征性重演,这也说明‘恋母情结’的存在.”[17]

(三)民族群体及领袖

在《群体心理学和自我分析》中,弗洛伊德分析了构成群体的本质,他以“力比多”为出发点,以揭示诸如家庭这样的初级群体的心理机制为主要的方法,提出了他的集体心理学的两个主要概念――情绪联系和认同作用.情绪联系即“力比多”(一种广泛的普遍意义的爱)是构成群体心理的基本成分,是群体的本质.而群体在更大程度上是对过去的记忆与继承,“如果没有继承已习得的特征,那就没有继承对该群体或该种族的记忆.”[18]“从个体心理学向群体心理学的这种转变有着更为重要的第二个区别,因为它摆出了一个基本的新问题,即在人们生活中起作用的传统习俗以什么形式出现――这个问题不会出现在个体身上因为它可以通过存在于记忆痕迹的无意识得以解决.”[19]

他以家庭关系作为其他群体关系的原型,作为解决各种人类群体中人迹关系的基础,把家庭中的父亲比做群体中的领袖.他认为,集体是个体的结合,它由群体内成员的两条情结的纽带联结而成.在一个集体中,领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集体成员对领袖认同的情绪联系会对集体成员彼此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领袖与成员情绪联系的断裂就会导致群体的瓦解.

弗洛伊德认为,领袖是具有自恋品质的个人,他不依恋集体中的其他人,他只爱自己,他自信,独立自主.由于他拥有集体其他成员所不可企及的品质和能力,他成为集体理想的化身.然而,集体成员对领袖的认同作用不能只看作是对领袖的积极情感的投射,同时它也可能是防止对领袖抱敌对情感的防御机制,由于领袖强有力的影响和集体成员对领袖的依赖性,集体中受暗示性增强,而理性因素则降低.“在领袖的感召下,集体成员就会像接受催眠的个体一样行事,相互之间还会产生暗示和感染现象”.[20]领袖力量把一贯自然的民众、群体转变为一个人为的、有纪律的群体.弗洛伊德就此种现象甚是感慨,“一个人怎么能够具备如此非同寻常的效率呢他是怎样从任意散漫的个人和家庭中缔造出一个民族,并且数千年给他们烙下鲜明的特征,决定他们的命运呢”[21]

弗洛伊德关于领袖的论述在《摩西与一神教》中也有集中体现,他赋予了领袖以思想内容、逻辑体系,同时也赋予领袖以生命力.弗洛伊德用最直接的词汇表达了生活中的永久真理,摩西本人就是民众领袖的原型.“我们一定不能忘记,摩西不但是定居埃及的犹太人的政治领袖,他也是他们的导师,是为他们制定法律、强迫他们实践一种新宗教的人.这种宗教今天是以他的名字命名,被称为摩西宗教.”[22]

弗洛伊德进行分析以及塑造人物原型时所运用所有的要素都取材于那些拥有权利和思想的人,那些民族的缔造者.他“以清晰的,不带伤感情绪的目光注视着当代社会舞台,描绘了那些正在涌现出来的众多民族领袖和民众们焦躁的脆弱状态.他返回到他们的心理根源,以及他们在历史和现实中所经历的心理变异,从中抽取完美的模型和理念,并把它作为典型.”[23]他认为领袖改变了自身成长其中的文化,并且赋予了一个核心和超我.他说：“可以说,伟人也恰恰就是那个权威,取得成就是为了它的缘故.由于伟人们有所作为正是靠着他与那个父亲的相似性,所以,如果群体心理学中超我的角落到他的身上,人们也没有必要感到惊讶.因此,这也适用于摩西其人与犹太人的关系.”[24]

三

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说(Psychoanalysis)的观点、方法与学派,不仅在西方心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一度成为影响当代西方文化的重要社会思潮.当代西方新精神分析学派的权威人物佛洛姆对弗洛伊德推崇备至,以致于他在《幻想锁链的彼岸》一书中写道：“弗洛伊德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他所发现的潜意识过程以及性格特征的动力学本质,都是对人的科学的独特贡献,因为它业已改变了人的未来图景.”[25]

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学理论充满了性色彩,尽管他夸大了性的作用,被称为“泛性主义者”,但他冲破性的禁区,把性作为科学研究对象并提出了独特的研究理论,尤其是运用该理论来解释原始民族禁忌与图腾崇拜的心理机制,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与突破.他独特的对于原始民族的禁忌与图腾崇拜的阐释启发了众多民族心理学家的思考,激发了学者们对各民族禁忌与图腾产生的心理根源或心理机制的研究兴趣.如在众多对弗洛伊德的关于原始民族禁忌与图腾崇拜的心理机制的验证性研究中,有学者对中国一些少数民族进行研究发现,“从中国少数民族的材料看,图腾的产生恐惧更多的还是由于原始人对对象长期食用、与对象共处的现实生活、亲近、羡慕、恐惧、神秘的复杂感情,和以灵魂可以入体、可以脱形等心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6]还有众多的学者已经或正在将研究视线投向有关原始民族禁忌与图腾崇拜的研究,这种研究热潮不能不说是受到弗洛伊德这位大师的启迪.

虽然弗洛伊德对于文化和社会的观点是有其局限性的.他把本能的满足与文化对立起来,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企图用生物学的观点去说明各种文化现象和处理社会问题,未免过于偏激.他的民族心理学思想也缺乏系统,而这些思想如同他的心理学理论一样在许多方面遭到人们的抨击.但他以及他的理论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对各种相关或不相关学科发生的影响却是勿庸置疑的.他的思想及理论激发了众多学者对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兴趣,带动了民族学(人类学)与心理学交叉研究的深入.当时的许多研究成果,在今天的有关民族心理的研究依然产生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弗洛伊德的有关民族心理研究的思想为我们开辟了研究的蹊径,在方法论与研究切入点上得到了启迪,拓展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同时也丰富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

注释：

①高觉敷：《西方社会心理学发展史》11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②［奥］弗洛伊德著,李开展译：《摩西与一神教》,前言部分,北京,三联出版社,1997.

③高觉敷：《西方社会心理学发展史》116－117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④高觉敷：《西方社会心理学发展史》116－117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⑤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1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⑥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1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⑦［奥］弗洛伊德著,杨庸译：《图腾与禁忌》,6页,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⑧［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13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⑨万建中：《解读禁忌》,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⑩［奥］弗洛伊德著,杨庸译：《图腾与禁忌》,31页,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11]［奥］弗洛伊德著,杨庸译：《图腾与禁忌》,165页,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12]［奥］弗洛伊德著,杨庸译：《图腾与禁忌》,131页,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13]［奥］弗洛伊德著,杨庸译：《图腾与禁忌》,98页,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14]［奥］弗洛伊德著,杨庸译：《图腾与禁忌》,124页,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15]［奥］弗洛伊德著,杨庸译：《图腾与禁忌》,124页,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16]［奥］弗洛伊德著,杨庸译：《图腾与禁忌》,176页,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17]时蓉华、刘毅编著：《中国民族心理学概论》,265页,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3.

[18]［法］塞奇莫斯科维奇著,许列民等译：《群氓的时代》,249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9]［法］塞奇莫斯科维奇著,许列民等译：《群氓的时代》,38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20]乐国安主编：《社会心理学理论》,97页,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

[21]［法］塞奇莫斯科维奇著,许列民等译：《群氓的时代》,42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22]［奥］弗洛伊德著,李开展译：《摩西一神教》,12页,北京,三联出版社,1997.

[23]［法］塞奇莫斯科维奇著,许列民等译：《群氓的时代》,40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24]［法］塞奇莫斯科维奇著,许列民等译：《群氓的时代》,40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25]高觉敷：《西方心理学的新发展》,354页,北京：人们教育出版社,2002.

[26]苑利：《荒野上的祭坛》30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