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

摘 要 ：“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一表述并不符合历史真实.通过对该体制下苏联几点具体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该体制形成的根源在于权力的争夺,形成的过程在于权力的集中,而它所涉及的范围也绝不仅仅在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笔者认为,这一概念应被表述为“高度集权化体制.

关 键 词 ：权力 集中 具象化

以往通过教科书学习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有关内容时,我们往往只能看到抽象的一些类似模式化的简略评语,例如它限制了基层和地方的自主性、破坏了苏共党内等等,这些泛泛之词只提供了问题的部分结论,缺少了问题的细节及论证过程,使笔者这些后学之辈“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近日笔者阅读了一些相关的专著,并查阅了数据库,发现鲜有专门就“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一概念的准确性进行探讨的文章.通过自主的阅读和学习,笔者认为“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个术语事实上存在诸多不明之处,首先,“高度集中”究竟指集中到何种程度,组织、部门还是个人；其次,“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似乎仅指政治、经济层面的集权化,然而,同属国之大事的军事、外交事务显然不可能不受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和约束,该体制在这两方面又有何表现.一言以蔽之,笔者怀疑这个术语是否能够承载、表达出接近历史真实的全部内容,因此写作本文,对以上两个问题展开论述,并进一步提出结论和看法.

一、大清洗推动了权力的集中

在《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有一个章节题为“基洛夫遇刺”,起初笔者还不理解,为什么赫鲁晓夫要把一个人的生死放在这样凸显的位置,读过以后才了解到,那是苏共历史上黑暗的“大清洗”全面展开的讯号.照赫鲁晓夫的观点,“大清洗”是斯大林铲除异己、尤其是对列宁念念不忘的那一批老布尔什维克的行动,而这种清除反对派的行为当然对权力集中、新体制取代旧体制起着十分明显而重要的作用.以1934年基洛夫遇刺为界线,当赫鲁晓夫还在基层党组织奋斗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他参加党代会的描述.他的升迁除了带有上级领导如卡冈诺维奇的赏识因素以外,至少还需要通过党内形式以作最终决断；甚至在进行与季诺维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等反对派的斗争时,党内选举会议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一次,选举我院党组织全体大会主席团一事就占去了整个会议的时间”、“总之当时支部委员会经常改选,因为斗争激烈,所以老是换人”.而大清洗全面展开以后,很多应有的形式被恐怖气氛所取代,应当通过会议讨论解决的问题被未经讨论而直接决定,甚至连政治局委员都缺乏应有的知情权.例如,苏共八大规定全会“至少每月按规定的日期召开两次”,十四大改为“四个月召开一次”,但从1934-1953年的20年里,全会总共只召开过23次,而且二战期间只召开过一次,1944-1952年间也只在1947年召开过一次；伏罗希洛夫、安德列耶夫等政治局委员在参加政治局会议前甚至还需要请示斯大林,是否允许其参会.显然,这些破坏原有制度的做法肯定会遭到反对派的抨击和批评,但是大清洗将这些势力彻底击垮了.斯大林正是通过“大清洗”将权力进一步巩固,在打击异己的同时促进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逐渐成形.

二、“集中”的真正含义及其程度

首先,“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一提法并未指出“集中”的核心含义――即“权力的集中”.而“高度集中”的程度,可以用赫氏回忆录中的一个典型事例来说明：“等我知道这是斯大林家中的.我拨通.他对我说：‘赫鲁晓夫同志,我听到一种传闻,说你们莫斯科厕所的情况不大妙.人们甚至为‘小方便问题’满处跑,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一个可以解脱的地方.造成一种不好的、尴尬的局面.您和布尔加宁考虑一下如何在市内创造适当的条件吧.’等后来斯大林明确了任务：要建文明的收费厕所等所有这些也是斯大林想出来的”.这件事就像一个标尺,国家大事自然需要政府高层领导人来处理和决定,而在当时的苏联,像城市中的市政建设这样的细枝末节问题,都需要总书记亲自过问才能得到应有的关注和解决,由此可见“高度集中”的程度之深、涉及范围之广.如果应有的基层权力都无法履行,或者都被收归上级,那么这种事无巨细都需过问于上的表现也就是合理和正常的.事实上当时苏联的各种权力分配机制都或多或少的被削弱甚至架空了,例如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权力被苏共党代会所取代,苏共党代会的作用又受制于委员会,委员会的权力又逐渐被政治局、特别是书记处所取代.在大清洗时期,直接听命于斯大林的内务部权力膨胀至极,完全跃出了所有体制和法律,到战争时期干脆连政治局也不再定期开会.权力都被上级收回了,在社会中低层面做实际工作的党政人员,其自主性自然大打折扣,他们也没有应有的权力去“自主”,以至于竟然连小小的公共卫生设施都会考虑不周.

三、集权化在军事方面的体现

“高度集中”的特征在政治、经济以外的方面也有体现,笔者举军事为例.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描述了苏芬战争后暴露出的一系列苏联军队的问题,以及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首先,轻武器装备生产和囤积不足,他说：“就在战争的头几天,我们竟然会连和机都不够用”,而军事问题都是由斯大林“亲自研究”,且他不允许任何人插手此事.而在斯大林关注的领域,如飞机、坦克,“情况就比较好”；其次,军队用人的问题,赫鲁晓夫提到他1940年参观T-34坦克试验的情况,他在那时结识了时任汽车装甲坦克兵部部长巴甫洛夫,赫认为巴甫洛夫是一个“视野不宽、素质不高”的人,“思想有局限性”,未必能“透彻理解一切”,恐怕担当不起带领装甲兵部队的如此关键的任务,然而当他谨慎的向斯大林提出这一疑问的时候,得到的却是领袖的“恼火”和否定.赫鲁晓夫对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知道,只要事情涉及到武器装备和红军建设方面的某些问题,他就不能容忍,因为他认为,这块领地是他的心血之作,只有他一个人有权决定.他已经做出了决定”.巴甫洛夫最终被提拔为西部特别军区的司令员,苏德战争爆发后该区部队的不堪一击、迅速瓦解,也多少印证了赫氏之前对巴甫洛夫的看法.

其实集权在一个领域的表现,最典型的就是用人的问题.巴甫洛夫的任命与悲惨结局只是冰山一角.集权者考虑用人问题的最大出发点不是在于能力,而在忠诚,伏罗希洛夫身居国防人民委员高位、图哈切夫斯基被清洗处决就是典型案例,对此,曾经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回忆录中谈到,不忠的人是最危险的,“要是出点什么麻烦的话,还不知道会站在哪一边呢”.即使是亲信在前线督战,也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完全放心的全权委托,第二次哈尔科夫会战时,赫鲁晓夫等战区首长已经发现了德军“请君入瓮”的企图,但是他们向莫斯科请示取消向西突进的作战计划时,得到的却是不信任的否定答复.最终导致十几万苏军陷入重围、战役失败的结果,这是苏军作战指挥僵化、缺乏个体活力、权力过于集中的又一表现.

四、高度集权化的特殊表现

高度集中的体制在苏联大清洗后还表现出一些个性化的特征,在此不得不提“斯大林家宴”.据赫鲁晓夫回忆,1929年他在莫斯科任区党委书记时第一次去斯大林家中赴宴,当时还没有全面展开的“大清洗”,宴会的性质也完全是家常便饭,没有紧张的政治气氛,酒也不是必须喝的,工作的事是不谈的；此后的近10年中,斯大林家庭宴会的气氛也在逐渐改变,偶尔会在饭桌上讨论工作问题,例如1939年的一次斯大林的邀请：“来吧,我们一起吃点东西.莫洛托夫和库西宁也要来”,待赫鲁晓夫赶到却发现大家在讨论对芬兰的最后通牒问题；笔者对此的理解是：当党代会、政治局逐渐被内务部的胡作非为以及后来的战争破坏了原有职能后,需要一种新的处理问题的方式来继续治理这个国家,因此,这种原本作为工作之余在领袖家中一起放松放松、增进感情的便饭,逐渐被变成了一项不可轻视的事务性活动.赫氏多次提到,随着战争威胁的迫近,斯大林的精神压力与日俱增,结果导致苏德战争爆发前夕的斯大林家宴完全成为了领袖的核心圈集体陪领袖借酒消愁,或许这正是俄罗斯文化与当时体制相结合的产物,是体制与文化的双重体现.

五、结论

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给该国带来的长远危害是世人公认的,对这个专有名词的准确性进行商榷,其实也就是一个弄清楚有关这项体制更多更真实内容的过程.非常遗憾的是,中国当下的体制也不是十分健全的,一个根源在于,我国当年向苏联的全面学习,或多或少的继承了这些弊端,现在党和政府也在致力于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更好的解决这些苏联没有解决好的问题,笔者认为,关键还在于我们对苏联相关历史的研究.

在笔者看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没有说明问题的实质,在斯大林时代逐渐成形的该体制,同样也在斯大林时代达到了高峰,如果“高度集中”这个模糊说法的使用可以被勉强理解为需要涉及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分期,那么集中的领域仅限政治和经济就完全不切实际了.在前苏联政府看来,政权对军事的过多干预也是敏感的,思维带有“反动”倾向的人们会把巨大的卫国战争代价与政府联系起来,这肯定是苏联当权者不愿看到的.

其实“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就是一个广泛的各个领域的集权体制,但是集中程度在苏联各个时期还是不同的,所以像“高度”之类的泛指修饰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只谈“集中”却忽略了集中的对象――权力,因此,笔者倾向于把它改称为“高度集权化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