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问责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

[摘 要 ]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频繁遭遇政治化问责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本文对政治化问责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对规避政治化问责的对策进行了探讨.对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过程中有效规避东道国的政治化问责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关 键 词 ] 跨国并购 政治化问责 预警机制 公关游说

近年来,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开始出现了一些如联想并购IBM PC、中石油并购PK公司这样的大型跨国并购,但总体上来说,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规模仍然较小.除了中国企业自身国际化经验匮乏和竞争力不强的原因之外,东道国政府的反对和阻挠也是造成大型跨国并购难以达成的重要原因.

一、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频繁遭遇政治化问责

中海油收购尤尼科由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阻挠而不得不退出、五矿收购诺兰达由于加拿大政府的反对而未能成功、华为收购马可尼遭遇英国保守势力的阻击而失利、中石油两次收购俄罗斯石油资源由于俄罗斯政府的反对均以失败告终、印度政府以安全原因搁置中兴增加在印子公司股本和进入印度电信设备批发市场的计划、德国政府告诫本国企业谨慎被中国企业并购等一系列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受阻表明来自东道国政府的阻挠和反对绝非个案.事实上,在跨国并购过程中遭遇东道国的政治阻挠是很多国家的企业都遇到过的事情,但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企业像中国企业这样受到如此多的阻挠.

为什么中国企业遭受到的政治化问责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企业呢?本文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1.意识形态的差异.由于社会形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差异,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客、政党及一些社会团体仍然难以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和固有偏见,在人权问题、军备问题等方面对中国存在很多误解,并且将这些误解和偏见带入经济领域,通过各种途径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不问青红皂白的一概持反对态度.

2.对中国企业及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敌视.中国企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和世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引起了一些国家的恐慌和敌视,如美国、印度等国家,这些国家总是想方设法阻止中国企业对本国市场的侵蚀,阻挠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华为、中兴在印度的屡屡受挫就在于此.

由于这些方面的原因,一些国家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持反对态度或采取双重标准,这种非经济的原因使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二、政治化问责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探析

1.导致并购失败.中海油并购尤尼科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虽然中海油的报价超出竞争对手雪佛龙公司约10亿美元,但是由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阻挠,中海油最终在重压之下决定退出并购.在美欧等发达国家,涉及到大型的跨国并购,都需要政府的审核和批准,如果政府认为并购影响了本国的经济安全或国家安全,就会动用否决权或设置障碍,从而造成并购难以达成.中国企业进行的资源型跨国并购的众多失败充分就说明了这一点.

2.延迟并购进程.即使一些跨国并购最终能够达成,也往往由于东道国政府的介入而经受长时间的调查和审核,这些调查有时会持续数月,在此过程中东道国政府往往出于对所谓的本国产业安全及国家安全保护的考虑而要求中国企业做出让步或承诺,这无疑都会影响并购的进程.如联想并购IBM PC虽然最终达成,却是在联想做出让步之后达成的,包括防止联想获知美国政府客户的名称、实质性地隔离共用办公场所的一些建筑,以及将数千名公司雇员转往其他地点.除此之外,并购进程的推延还可能给投资者的信心造成打击,影响股东的投资热情,甚至会造成企业的市值下迭.

3.增加并购成本.面对东道国政府的反对和审查,中国企业开始学会公关游说,但这需要雇佣庞大的游说团队,在主流媒体上做大量的宣传,这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无疑会增大并购的成本.此外,并购的审查还使得竞争对手拥有了更多的参与竞购的时间和机会,无疑会抬高并购的,增加并购的难度和代价.

4.带来整合难题.东道国政府的介入还经常会迫使中国企业接受额外的附加条款,如在就业保证及员工养老保险等方面会提出更加严厉的额外要求,这会使中国企业在后续的整合过程中面临诸多难题.TCL在并购汤姆逊和阿尔卡特之后就面临这样的整合难题,无法按照计划裁员,结果使得TCL的重组计划难以推进,整合之路举步维艰,轰轰烈烈的跨国并购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三、中国企业应对跨国并购政治化问责的对策思考

1.对东道国的政治环境进行全面评估.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过程中,如果对东道国的政治制度、政局稳定状况、东道国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志、执政党的基本政策以及这些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东道国与我国的政治经济关系等问题没有充分的理解和认识,就无法对跨国并购的政治风险进行准确的预测和有效的规避.因此,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之前必须对东道国的政治环境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估.在操作方面,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搜寻关于东道国政治环境的各种资料,包括政治制度、政党制度、经济政策等文件,国内外媒体对东道国政治环境的评价与评估的相关报告,东道国与我国的政治经济方面的相关协议及政治经济往来的现状等等.在此基础上,对东道国的政治环境进行评估和评级,以此判断跨国并购的政治风险大小及政治化问责发生的概率,并对企业是否应当选择该国作为跨国并购的目标市场做出准确判断.

2.建立政治化问责的超前预警机制.通过对东道国的政治环境、东道国与我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和评估,企业必须清楚哪些政治因素可能会影响本企业对东道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其发生概率和影响程度如何,原因何在,能否消除或削弱这些不利因素.在分析评估的基础上建立政治化问责的超前预警机制.

政治化问责的超前预警机制必须能够对政治化问责可能发生在哪些方面及其影响程度有清楚准确的判断,在此基础上,针对问题的原因和性质制定超前的应对措施,包括可以利用哪些途径、推出哪些措施、采用何种策略和方法,在政治化问责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开始在舆论和行动上超前布置和运作.科学完善的超前预警机制的建立,有利于中国企业在面对东道国政治化问责时能够做到有的放矢和从容应对.

3.加强政府职能部门的协调与合作.跨国并购并不是纯粹的企业行为,而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中国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大事.在消除和规避政治化问责方面,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完全可以通过协调与合作而有所作为,这就要求政府职能部门改变各司其职、各管一摊的传统做法,在思想和行动上保持密切的合作和一致的行动.

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研究制定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方针、政策、规划,统一政府各个职能部门的思想,二是政府牵头建立跨国并购的协调机制,涉及到大型的跨国并购各有关职能部门能够保持及时的沟通和协调一致的行为,而不是各自为政,三是成立有关跨国并购的信息情报中心,为中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提供信息和咨询怎么写作,为政府各个部门的快速决策提供依据,四是在重大的商业并购事件中能够实现联合办公,形成统一的决策,实现行动的相互支持.五是在发生政治化问责时,政府层面可以发动更多的外交攻势,保持的及时沟通与协调.政府各个职能部门在对外政治经济交往中实现通力协调和一致行动,必能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东道国政治化问责发生的概率.

4.掌握公关游说的策略和技巧.如果在跨国并购中出现了政治化问责的苗头和倾向,企业必须采取及时有效的公关游说.联想之所以能够最终通过美国外资委员会的审查,与联想及时有效的游说工作不无关系.

公关游说并无定法,但至少应当注意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公关游说应当认真分析所在国的行为方式,把握公关游说的重点和时机,实施灵活的游说策略.这就需要对东道国的思维方式进行深入研究,最好的方式是构建有东道国基因的游说团队,从东道国的角度来组织游说说词,以东道国的喜好来策划游说方案,信息发布的平台也应当考虑对东道国政府和公众的影响程度,其次,公关游说应掌握时间原则,应在政客没有公开发表意见之前对其进行游说.如果一个政客已经在媒体公开发表了反对意见,再对其进行公关游说,一般来说不可能起到什么作用,再次,公关游说要善于制造轰动效应.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动用意想不到的说客、发表出人意料的观点,必能最大限度的吸引公众的眼球,取得较好的游说效果.灵活和创新的公关游说策略必能使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最大限度的获得政客及媒体的支持,从而最大限度的消除舆论偏见和政治阻力.

四、结束语

东道国的政治化问责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不容忽视,我们必须对此有深刻的认识.随着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发展,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可能遭遇东道国的政治化问责,只要我们采取及时有效的应对策略,就有可能最大限度的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扫除障碍.祝愿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