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形而上学”思想的一点

摘 要 目前,学术界一些学者认为形而上学思想发展到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研究意义了,并且认为形而上学思想给人们的研究往往带来反面效果.其实不然,我们应该用一种研究的态度而非拒斥的态度来对待形而上学,因为形而上学问题一直是哲学探讨的重中之重,对形而上学思想的不同理解和认识也体现了中西哲学精神的差异.笔者试图从形而上学概念的源起出发,梳理形而上学思想的发展脉络,探讨形而上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关 键 词 形而上学 价值理性 本体论 工具理性

中图分类号:B0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1-290-01

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一词来自希腊语,它原是古希腊罗德岛的哲学教师安德罗尼柯给亚里士多德的一部著作所起的名称,意思是“物理学之后”.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把知识分为三个部分,即形而上学、物理学和其它自然科学.物理学研究现象及其规律,而形而上学则研究这些现象和规律的存在及其实质,故又被称为“第一哲学”,它在西方古典哲学中是专指研究宇宙本体论问题的学问,是一种本体论哲学,如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录》.

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史上,形而上学有两层意思.或者说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 在古希腊时期,哲学研究的重点是关于宇宙本原的探究,如泰勒斯提出“水”是世界的本原,万物来自于“水”又归之于“水”,是一种典型的“水本原说”.还有后来的阿那克西美尼的“气本原说”以及赫拉克利特的“火”本原说,此外,苏格拉底的目的论哲学,柏拉图的理念论哲学和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哲学无一不是侧重于对世界本原的研究与把握.因此,形而上学也就成了人们利用智慧并通过理性去认识和把握那些最一般、最无限、最绝对、最纯粹的事物特质的一门学问,是对终极实在的研究,也是把握世界同一性的学问.第二 到了近代,由于康德在哲学发展路线上实现了认识论的转向,加之唯理论和经验论在认识路线上各执一端,以及怀疑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攻击和批判,这些都使形而上学在认识论意义上成为了一种纯粹的认识工具和认识方法,即用孤立、静止、片面、表面的观点去看待事物和问题,代表了一种传统的“知性思维”或“形式逻辑思维”.

中国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一词来自《易经》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注重从“道”与“器“的分离与组合中探求事物的“道”和本质,主要是在实践本体论和道德本体论意义上去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和本质.寻求天人合一,物我和谐的至高境界,这在某种意义上与西方本体论哲学的意思相接近.

相比较而言,西方人比我们对形而上学的理解多出了一层意思,即认识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这并非偶然,而是与西方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哲学思想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自然会受当时生产力的制约并反映当时的经济状况,从文艺复兴、新航路的开辟到工业革命这几百年间,西方社会的生产力突飞猛进,尤其是自然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更是日新月异,这就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这种大的背景便激发人们不断地追求科技的进步和理性的权威.通过逻辑推理和实证分析来寻求科学真理,不断地追求更高、更精、更尖.而这种纯理性精神所产生的一个消极结果就是使“非此即彼”的传统的知性思维方式充斥着人们的头脑,也同样使形而上学思想所导致的工具理性对人们的统治和压抑达到了极致,无论是培根和洛克的经验论还是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的唯理论以及休谟和康德的不可知论都无法逃脱形而上学的怪圈.这些哲学思想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所形成的合力是一股难以抗拒的历史潮流.

当然,每一种思想都有它自己的缺陷,形而上学思想也是如此,这种工具理性的充分拓展和运用发展到极端往往会造成对纯粹理性知识的盲目崇拜,而西方社会所出现的所谓现代性的困境和危机不能说与此无关,从马尔库塞对工具理性和哈贝马斯对后现代性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传统的认识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正在或已经引起了西方社会的反思和质疑,工具理性所造成的向外求真的固定的思维模式已经把人异化成非人,使人成了工具理性的附庸,曾一度使西方人引以自豪的科技优越感也逐渐消失.面对此种状况,西方人又开始了新的探索,比如,弗洛伊德从心理学角度出发来分析病态的人格,通过对人的心理剖析来寻找解救人自身的方法.而马克思以及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则从社会学和哲学的角度出发来分析病态的社会,通过剖析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危机和困境来探索一条适合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当然,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也试图从2500多年前的孔子那里寻求出路,从古老的中庸之道中找寻答案,因为我们中国的实践本体论和道德本体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正是在实践层面上实现了道器分合中的“善”,这种向内求善的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精神正是我们引以自豪的.但是,别忘记,我们缺乏的正是西方社会那种传统的工具理性精神,那种对问题的逻辑分析与科学求证的方法与思辨能力.这可能就是我们缺失的发展的精神内核吧.因此,我们应当清醒的认识到东西方社会的古今对比给我们的启示,把西方社会的理性建构主义和中国传统的经验演进主义相结合,把西方工具理性向外求真的科学探索精神与中国价值理性向内求善的道德实践精神相结合,给正处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中国社会的发展谋求一条合适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