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造一样搞胰岛素

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如同两弹一星,是那个年代基础科学的“卫星”,“国际阶级斗争”的前沿

“”期间,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荒漠中,曾有过一片极为罕见的绿洲,这就是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工作.

在胰岛素相关项目上,国际上先后出过3项诺贝尔奖.英国诺贝尔奖得主霍奇金,在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上历30多年而未克.

胰岛素研究是世界科学的高地,也是中国科研的福地.1965年,落后的中国在世界上抢先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震动了国际科学界.于是,拿下胰岛素一条龙项目,顺理成章.作为后续项目的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如同“两弹一星”,成为那个年代中国基础科学的“卫星”“国际阶级斗争”的前沿.

但相对于始于“大跃进”期间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新组建的胰岛素晶体测定项目组面临着更加特殊的环境――项目刚刚上马,横扫一切的文化大革命就来了.

在反动学术权威都进了牛棚和“越年轻越革命”的政治氛围下,从北大化学系本科毕业2年的李根培和从北大生物系本科毕业4年的卫新成,先后被推到领导胰岛素项目的风口浪尖.

“人工合成蛋白质好”

李根培记得很清楚,胰岛素工作誓师大会那天刮沙尘暴.北京大学化学系、生物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物理所等来自全国各地11家协作单位的100多人,坐满了北大化学南楼101大阶梯教室.李根培坐在窗边,一抬头就能看到灰蒙蒙的天空.

这是1966年的5月下旬,山雨欲来.

26岁、刚毕业留校1年的李根培有幸参与这么大的项目,“心里没底”,但听着大家的轮番表态――“一定要搞出来”“长中国人的志气”,又心潮澎湃.

5月25日下午2点,李根培如同往常一样在化学南楼里忙碌着.突然有人跑来喊大家快去“新饭厅”,于是他也跟着跑出去看.原来是聂元梓等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从那时起,整个北大如同沸腾了一般.教学区和学生宿舍区水泄不通,李根培只能从高呼口号的队伍中艰难逆行,到化学南楼去搞研究,炮打北大党委.

“哎呀!敲锣打鼓,根本不能干活呀!”李根培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外面在“革命”,屋里谁还能坐得住?何况,谁干事就是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添砖加瓦.李根培开始还天天到实验室去,后来也乐得借串联之机到广州免费旅游去了.

眼看这项工作即将流产,竟是的讲话“救了”胰岛素研究.

7月30日,在首都科学界万人大会上讲话：“那些资产阶级‘权威’,把许多好的事情,世界上第一流的事情让外国人去搞.去年,上海青年科学家和其他各地科学家合作发明了胰岛素(又叫人工蛋白).这东西发明后,就被资产阶级贬低了,不承认,说应该让资本主义国家去发明.

所说的贬低这项“发明”的资产阶级,指的是以北大副校长傅鹰为首的老科学家.傅鹰对用“人海战术”搞出来的科研嗤之以鼻,说是合成这点蛋白质还不如养只老母鸡来下蛋.这是另话.

后来又进一步传出,支持胰岛素研究.据说,1959年在上海参观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模型时,毛说,“人工合成蛋白质好.”1964年8月24日,在和于光远、周培源座谈时,毛又说：“关于生命起源要研究一下.”

有了尚方宝剑,在主管科研的副总理聂荣臻的支持下,胰岛素工作在停课停产闹革命的万马齐喑中得以存活.

但这时,原来确定的项目行政负责人、北大化学系副主任徐振亚成了“陆平黑帮”(陆平系当时的北大校长),学术负责人、著名化学家唐有祺成了“美国特务”.一年前参加誓师大会时还“轮不到我们这样的小不点去发言”,现在,李根培却成了这个项目事实上的总负责人.

“群众说,现在瘫痪了,没人管,就你来吧!”李根培是北大化学系团支部书记,大小也算个“官儿”,而且“派性没那么强,两派群众都能接受”,就这样成了北大“勤务组”的召集人,并负起了整个项目组的协调工作.

李根培每天的第一项工作是,组织每天一个小时、雷打不动的“天天读”.一到早上8点,到走廊上招呼一声“哎,天天读!”所有人拿着选集进来.勤务组的成员就带领大家齐诵：“最高指示!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人工合成蛋白质好!”通常以这句语录拉开一天学习的序幕.诵毕,大家各自手捧一卷毛选默默学习,内容由勤务组成员结合实践需要指定.

李根培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尽力让项目组中的两派和平相处.此时的北大,以是否支持聂元梓等问题为标准,分为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派,势不两立,发展到武斗.

当时,北大化学系的单身教师(包括婚后分居两地的)都住在24楼,工作在化学南楼,中间必须通过宿舍区,十分危险.两派的人在楼与楼之间用大弹弓互射,或者拿着长矛、钢筋、砖头、石块撵人.项目组里处于相对弱势的井冈山派不愿意来上班,怕被另一派找借口抓走.别说把人心拢到一起,就是维持不减员都很难.遇到问题,李根培只能讲些大道理：这项科研工作是抓的,还是要做的.

李根培事件

尽管科研工作举步维艰,但到一年后李根培离开前夕,还是取得了重大进展.

首先是成功生长出了一批晶体.担任长晶体工作的是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的林政炯小组.当时的条件简陋到连恒温设备都没有,他们只能借用冲洗底片的暗室生长晶体.因为暗室相对封闭,温度变化较小.

之所以能这么快长出合格晶体,不能不说是得益于霍奇金的研究成果.中科院图书馆在“”中仍然进口了少量国外书刊,包括《自然》等前沿杂志,只是要晚几个月才能看到.林政炯他们参照霍奇金的论文生长晶体,大大加快了进度.在当时,探索一个蛋白质的结晶生长条件一般要花费数月到数年之久.

第二是制备出了两种合适的重原子衍生物样品.这是一项具有很大盲目性的工作,除了反复试验别无他法.研究者关于这项工作发表的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样品制备”这一章节中如此写道：“遵照关于‘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的伟大教导,我们在寻找合格样品上打了一场‘人民战争’.”这场“人民战争”充分发挥了中国人多力量大的优势,后来证明成为了制胜的关键.

就在这时,1968年7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了.这把火是从中科院烧起来的,很快烧到了李根培身上.出生在朝鲜、父母都是朝鲜人的李根培,被揭发出大学时跟朝鲜有书信往来、“里通外国”,被隔离审查.

“你是不是把胰岛素的机密都捅到国外去了?”整整一年,李根培被关在化学楼的一间屋子里,交代问题.他不能跟外界接触,出去打饭都有人跟着,坐的是“群众的监狱”.

一年后,李根培被发配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从此离开了胰岛素研究.这项工作也移到科学院去了.

691连队

“我们当时特别想让工人阶级领导.结果失败了,人家不认可.”卫新成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李根培被清理出去之后,生物系的卫新成接任了北大勤务组组长.在这个项目组中化学系占了20人,生物系当时就只有他一个人,化学系的人却主动要他负责.“为什么我不知道.内幕我一概不知道.我也觉得奇怪.”

卫新成走马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请求工宣队来领导,结束这种自己领导自己、名不正言不顺的状态.但他们的请求三次都被热衷于搞“教学革命”的领导拒绝了.北大干不下去了,勤务组成员决定投奔科学院.

1969年1月,各协作单位人员正式集结,组建了“691”连队.连队直属中科院,挂靠在物理所.卫新成是连队“指导员”.三四十个人围坐在物理所402楼109房间一张巨大的长条桌旁,坐得满满当当.年轻的研究人员们相互起绰号,多年后甚至只记得绰号而忘记名字了.

政治学习几乎占去了连队将近一半的时间.早上8点到9点,“天天读”一个小时；晚上7点半,政治学习.天天如此.让上海胰岛素组负责人朱尚权感触最深的是很多人特能说,“当时很多人发起言来就像作报告一样,一讲就是半小时.所以晚上的政治学习经常要到10点后才能散会.”

尽管如此,批评的声音仍持续不断：一是批“光搞业务,不问政治”.为此,卫新成组织连队下工厂,下煤矿.二是批搞基础理论,说,穷国搞什么基础科学,不是“在为帝国主义尽义务”吗?为了应付,卫新成只好百忙之中接了两个应用项目.

让卫新成更头疼的是人才流失.连队一半以上的人夫妻分居,配偶进京的问题无法解决.梁栋材院士当年就因此被迫离开了连队,在广州一呆8年.“在非常关键的时候把他调走了.你说对我们影响大不大?”卫新成叹道.梁栋材曾留学苏联和英国,还是霍奇金教授的学生,是连队“骨干中的骨干”.“调过去干什么呢?他以后给我们写信,说是在给船刷漆呢.把专业人才不当回事啊!”卫新成说.

好在缺什么不缺人手.卫新成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解释,因为用的是笨办法,没机器就用人工干,所以需要大量的人手.比如,结构搞出来后搭建三维模型,有时还得靠研究人员自己动手锯木头,自己动手黏在一块.一声“请求支援”,北大的老师学生哗啦来了一大批.

“我们的特点是参与人员多,有点人海战术的味道.”林政炯回忆道.

谁赢了这场竞赛?

“争时间,抢速度,为祖国争光,为文化大革命争光.”691连队成立后,宣布了口号.跟谁争跟谁抢?当然是大家背地里叫作“英国老太婆”的霍奇金.

1969年11月,霍奇金抢先在《自然》上发表了一个论文摘 要 ,宣布自己测出了胰岛素晶体结构,所得分辨率为2.8埃(1埃等于10的负4次方微米).

这一巨大打击,几乎使得691连队散伙.“大家灰溜溜的,说算了,我们失败了!我们这个核心组也跟气球放了气似的.”

卫新成赶紧向上汇报.科学院军代表郝梦笔一把把裤子撸到膝盖上,说：“管他呢,我们还要继续搞!我们搞中国的胰岛素!”回来传达的时候,大家都笑.科学无国界,哪来的中国胰岛素?

军心稳定后,进展顺利,1971年“七一”前夕,完成了2.5埃分辨率的猪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工作.在错过了九大、20周年国庆等一系列献礼后,赶上了向建党50周年献礼.

为了向世界发布这一伟大成果,1972年7月,已停刊5年的《中国科学》专门为此复刊(试刊),发表了这篇论文.封面为白底红字,扉页上印着“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等3条语录,前言开头是“经过近七年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等”参考文献之前是指导文献：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的《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结果,招来了物理所党委书记郭的好一顿嘲笑,说这是“红卫兵论文”.

获知这一研究成果后,霍奇金带着自己的结构图,在赴日参加会议的途中特意绕道北京,访问了“691”连队的实验室.

30多张电子密度图,每一张都有桌子那么大,桌上堆不下,霍奇金就趴在地上,一张一张地对图.比较之后,霍奇金说,中国的图比她的好.

卫新成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解释,电子密度图就像军用地图一样,原子越重圈越密.“她晶体质量不太好.数据误差造成‘鬼峰’(不是真正原子的峰)很多.咱们笨,但图好,干净,‘鬼峰’少.她了不起的地方在于能在一团乱麻中把好东西找出来.要辨认谁是鬼谁是真的,没经验根本不可能.”

霍奇金还在《自然》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胰岛素工作》的文章,称“北京图谱目前是(也许永远是)胰岛素最精确的图谱”.

“我认为跟老太太打了个平局,甚至稍微好一点.”卫新成说.

但自然科学史学者熊卫民不这样看.他认为,首先,霍奇金本来就比我们先完成；第二,她的一切进展都及时公布,使后来者能站在她的肩膀之上；第三,她的研究只是个人行为,而我们是国家行为.“从总体上看,它仍然不过是我们用别人的方法、别人的仪器来解决的一个计算量极大的工程性难题而已.”熊卫民说.

这种国家行为,也延续到此后的荣誉分配之上.1982年,这个项目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奖励证书上的“主要作者”只简单地写了：“梁栋材、李鹏飞(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林政炯(生物物理研究所),北京大学化学系、生物系.”★

(本文参考了熊卫民所著、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从合成蛋白质到合成核酸》,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