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博物馆纪事

当万众瞩目的五星红旗在雄伟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在天安门广场新换的30米高的旗杆上时,你可曾想到,由主席亲手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以及使用了41年的22米高的原旗杆和9平方米的原基座,现在存于何处

它们已成为国家重要的历史文物,被复原后陈列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大院内,进入革命博物馆重要展品的序列.

在这座气势恢宏的、中国最大的革命博物馆里,有着数万件珍贵的革命文物,它们是中国革命的见证,是近代百年风云的结晶,连裰出一幅宏伟壮观的革命画卷.

每天,每月,每年,成千上万的参观者走进这个神圣的地方,认识中国革命的道路,沐浴真理的阳光,寻求人生的真谛等

光辉历程历史长卷

中国革命博物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相衔接,连贯地介绍了中国的历史.革命博物馆又独立陈列,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文物和资料,研究和宣传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重要机构.

革命博物馆陈列部主任、研究员方孔木和副研究员夏传鑫介绍说,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陈列经历了一个由党史改为中国革命史,后又改为党史,再又由党史改为中国革命史的反复过程.这些反复有当时政治形势的大背景.1958年建新馆时,建馆领导小组有一个指导思想,即作为国家的革命博物馆,陈列应该反映各革命阶级、阶层,各民族,海外华侨、华人为祖国的自由解放所进行的英勇奋斗,最终在中国领导下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因此,决定以中国革命史作为革命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可是到了“”时期,为适应路线斗争的需要,把旧主义革命时期的陈列移到了历史博物馆,将革命史陈列改为党史陈列.1987年至1990年,经过3年时间的修改,又扩展为百年中国革命史的陈列.

早在苏区时,我党就决定创建革命博物馆,但在残酷的斗争形势下难以建立.新中国诞生后不久,中国革命博物馆便着手准备.1959年,这里成为国庆10周年北京的十大建筑之一.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亲自审阅革命博物馆的全部陈列,保证了博物馆于1961年“七一”正式开馆.在周恩来等领导的过问下,在“”中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工作人员得以重新回到革命博物馆.

“”后重新开馆时,健在的老帅们来了,专家学者们来了.陈云同志来了两次,邓大姐来了三次.当过主席多年秘书、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每天晚上6点到11点,天天看陈列,一连看了11个晚上.他还带来了历史学家黎澍、党史学家李新等人,看得非常仔细和专注,不仅文物、文字要严查,就连一个标点、一个错字也要“抠”出来.

1990年7月1日,陈列内容经过大规模修改后,中国革命博物馆重新举行开馆仪式.由亲笔题写的馆牌苍劲凝重,4000平方米的陈列布置一新.来了,宋平来了,一大批老同志也来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强调要利用陈列展览对人民群众进行国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他还和大家一起照了相,并指挥大家唱了《团结就是力量》.

实事求是塑造丰碑

中国革命博物馆自1961年“七一”开馆至今,在陈列内容上曾有过两次大的修改:一次是1978年到1979年,从指导思想上端正被林彪、“”搞乱的党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使之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修改后的陈列在拨乱反正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另一次是1987年到1990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对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广泛,新的研究成果需要充实到陈列中去,人们对一成不变的陈列也提出了新的需求,于是用3年的时间进行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修改.

在这次大规模的修改中,博物馆制订了10条原则,其中最核心的是严格遵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科学地表现历史事件和人物.这既是修改的原则,也是修改中遇到的难点.

例如,如何在陈列中恰当地表现“洋务运动”修改后的陈列在洋务运动中出现了李鸿章、左宗棠的照片,以反映他们在办洋务、促进中国近代工业发展中的作用.对于他们镇压革命运动的罪恶行为,陈列也给予揭露.当时在审查时,有部分意见完全否定洋务运动的进步作用,而且还比较激烈,对出现李、左照片也感到不妥.经过研究,博物馆坚持了洋务运动对促进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作用的意见,予以正面表现.为避免介入争论,在文字说明中不加断语,仅作客观表述.

对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抗日初期积极抗日的表现,如何掌握分寸陈列中出现了一批为抗日牺牲的国民党爱国将领的照片和文物,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表现比较充分.即使在其反共妥协倾向增强的抗日中期和后期,博物馆在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本质的同时,也对国民党爱国将领在正面战场的抗日功绩给予肯定的表现.一位台湾来的杂志社编辑参观了陈列之后,深感革命博物馆的宣传比台湾的宣传更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中国的诞生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党的“一大”代表如何陈列现在,对于13位代表的形象全都陈列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但对如何出现形象,照片要不要在大小规格上有区别,却有不同的做法.博物馆把照片尺寸放一样的大小,在文字说明中交待人物的变化,这样处理更客观.当然,对于这样的处理,党史界依然存在不同的认识.

近年来,在近代史研究领域出现许多新观点、新认识,博物馆的同志积极主动地加以思辨和扬弃.比如,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否促进了中国近代化有一种意见认为,帝国主义在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促进了中国某些方面的进步,博物馆的同志没有接受这种意见.他们认为,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作用,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这是一方面的客观事实,但这并不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造成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这才是本质.

革命博物馆的同志说,作为研究和宣传中国革命的重要机构,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分析能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使陈列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让观众认识中国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革命见证艺术结晶

陈列的艺术形式对于陈列的效果起着重要的作用.重视挖掘文物、重视文物组合、通过文物来说明观点,这些是工作人员的基本功.在已陈列的4500件珍贵文物和征集到的数万件革命文物中,无不渗透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

李大钊就义的绞刑架,是革命博物馆征集到的第一件革命文物.那时北京刚解放,北京军管会接收文化系统的负责人王冶秋要求,无论如何必须找到李大钊就义时的绞刑架.但李大钊是1927年4月28日英勇就义的,到北京解放时已时隔20多年,绞刑架早已不知去向.工作人员费尽周折,多方搜寻,才在德胜门外的原国民党第二监狱里,找到了已被拆散的绞刑架.经过认定,就是当年的那个绞架.现在,它成了革命博物馆里极重要的陈列文物.

胡乔木曾感慨地说,博物馆里有些东西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像刀子一样刻在脑子里,比如李大钊英勇就义时的绞刑架等

一次,博物馆的同志千里迢迢赶到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征集刘胡兰英勇就义时的铡刀,没想到遇上了很多困难.当年,阎匪军从老百姓家里搜来了3把铡刀,惨无人道地杀害了坚贞不屈的刘胡兰和6名革命群众.阎匪军撤离后,村民们掩埋了英烈的尸骨,但那3把血淋淋的铡刀谁也不愿拿回家,可又不能放在街头.有的村民把铡刀扔进了麦秸堆,有的丢在了杂物房里.一晃很多年过去了,等到革命博物馆的同志来征集文物时,村里人谁也不愿说是哪把铡刀杀害了女英雄刘胡兰,一提起来就悲伤落泪.后经反复劝说开导,才由当年在场的群众,指认了那把扔在杂物堆里的铡刀.现在,它已成为革命博物馆里引人注目的陈列文物.

在革命博物馆里,陈列着一段弹痕累累、千疮百孔的砖墙,那是著名的台儿庄战役最激烈的地点之一――清真寺的一段砖墙.要将这段砖墙完整地截下并运进革命博物馆,并非易事,又加之在清真寺动土还涉及宗教建筑问题,需要经协商和请示.经过几方面的共同努力,终于将这段具有重要文物价值的砖墙,完整地搬运到博物馆的陈列大厅.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原处修建了相同式样的新砖墙,以作补偿.

革命博物馆不仅征集新中国建立之前百年间的革命文物,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文物也进行了广泛的征集.说到第23届奥运会上为中国实牌“零的突破”的优秀运动员许海峰,博物馆保管部征集组的组长朱蓉妹赞叹不已:当博物馆向许海峰提出征集那枚具有特殊意义的射击金牌时,许海峰二话没说,便将那枚金牌捐献给了革命博物馆.这枚金牌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副馆长万岗等人专程到安徽体委,举行了许海峰金牌捐赠仪式.馆里制作了一枚金牌复制品,回赠许海峰.

收回香港主权,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当《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基本完成之后,革命博物馆主动与有关方面和有关人士联系,得到了香港方面的有力配合.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安子健先生,亲自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中英文牌子,以及文件、证章、照片等近百件物品捐献给革命博物馆.他们相信,这些文物肯定会在中国革命史的陈列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在征集和陈列革命文物的工作中,革命博物馆不仅得到了国内上下的支持,同时也赢得了国际友人的信赖.英国有位霍金斯夫人,她的丈夫虽是教师,却用毕生的精力搜集法国“巴黎公社”的革命文物,从“巴黎公社”社员的衣服、帽子,到武器、文件等等,多达千余件,十分珍贵.他想把这批珍贵的文物捐出去,可是捐献给谁呢在他临终时,终于决定捐献给东方的中国.但又如何捐献呢霍金斯夫人先与中国驻英大使馆取得联系,后又与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及中国革命博物馆联系,最后由中国驻英使馆将千余件珍贵的捐赠文物启运中国.革命博物馆为此办了专题展览,并热情邀请霍金斯夫人光临.

革命博物馆征集到的珍贵文物数不胜数,比如:德中友协主席王安娜女士捐赠的一批文物中,就有宋庆龄亲笔签名的空白信笺,有新四军军歌曲作者何士德捐献的、在延安召开的“七大”的代表证,还有南极考察办公室捐献的、中国首次南极考察编队日志和全体人员的签名册等

一方净土〓人生课堂

中国革命博物馆开馆至今,已经接待了60万人次的中外参观者.作为国家级的博物馆,他们非常重视研究和改进宣传教育手段,千方百计扩大宣传教育效果.

博物馆的陈列大厅顶高7米,陈列框架高3.5米,展品视线上限高度为2.9米,这样就显得陈列框架稍高了一点.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设计人员从观众的视觉角度考虑,大胆采用“九宫格”的方钢管框架板面和展箱柜相结合的形式,在跨度大的展室采用迂回的陈列路线,在展室死角巧妙地布置大型复原陈列,增加了复原模拟陈列,如京师大学堂校门、台儿庄战役弹孔墙、五卅街头、孙中山和李大钊会谈场景等等,使人如临其境,不仅大大增强了陈列的感染力,而且减少了观众在生理、心理上的疲劳感.

与此同时,博物馆增加了陈列厅的录相点,放映由他们自己编辑的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一二九”运动、南京大屠杀、开国大典等多部专题历史资料片.

1990年7月1日,是陈列修改后正式对外展出的第一天,等领导同志从头到尾看完了20分种的《南京大屠杀》专题历史资料片.有许多观众特意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就是为了看专题资料片.革命博物馆还针对中小学生的接受能力,编辑了《红旗下的思考》等录相片,全国数家音像出版社抢着发行.

革命博物馆每天吸引大量的中外观众前来参观,而这里的讲解员只有十四五个,每串讲一次需要两个多小时,他们要背十几万字的解说词,还要讲解得准确、鲜明、生动、感人,形成不同的风格特点,这并非易事.特别是对于中小学生,他们还要有一套结合学生特点的、通俗易懂、故事性强的解说方法.前来预约登记参观的团体,往往是从这个月排到下个月.

博物馆群工部副主任胡惠强介绍说,为了充分利用革命博物馆的大量史料,对广大群众进行更广泛的宣传.他们不仅努力做好馆内的工作,还把工作扩大到馆外.1986年,他们举办的“祖国在我心中”专题展览,在北京展出13个月,观众达165万人次,之后又在全国一些省市展出,教育效果极好.后来他们还筹办了“奉献者之歌”大型展览.

与此同时,博物馆还编辑了许多面向社会的书籍、画册和录相片.同志亲笔为由博物馆编辑、中国连环画出版社出版的少儿读物《光辉的历程》题词:“从小学习一点党史,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

不仅如此,博物馆的一些同志还担负着重要的社会职责,他们时常被请到各单位,当起了中国革命史的讲师.

在革命博物馆的留言簿上,记下了千千万万个参观者的真情实感.一位加拿大外宾写道:“这是一个有趣的,包括实物、绘画、图片的伟大陈列.无论怎样,我过去从没有在中国读物中看过这样丰富的中国历史,感谢你们巨大的成就！”一位国内的观众写道:“这里不仅展品丰富,而且怎么写作非常好,环境整洁,厕所干净,能喝开水,能休息.在当前金钱充斥一切的情况下,这里的确是一块净土.”

是的,这里不仅是净化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心灵的净土,更是参观者认识中国革命道路,认识革命真理,认识人生之路的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