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综述

点赞:9217 浏览:34585 近期更新时间:2024-04-01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本文是一篇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的文献综述,梳理了1990年以后的关于制度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章,按照两条主线分类和整理,一条是制度与国家经济增长关系,另一条是制度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虽然不同的学者指标和计量方法不同,研究地区有差异,但大都认为制度因素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是显著的.


关 键 词 :制度;制度变迁;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一、引言

制度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有效率的制度是总体经济产出增长的关键,本文将我国90年后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进行了梳理.

二、关于制度与国家经济增长关系文章的梳理

在我国,对于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定量分析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林毅夫(1992)认为1978至1984年间我国农业增长的主要源泉是制度创新,由生产队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改革对该段时期农业增长的贡献为46.8%.卢中原,胡鞍钢(1993)则首次将我国的制度变革量化为市场化指数,研究表明1978至1992年间GNP增长中约有14%来源于市场化改革的贡献.另外,郭克莎(1996)和刘伟(2000)认为,产权结构的变化是中国改革最实质的内容,并用非国有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作为制度变量.许健等(2000)采用结构化模型对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物质资本投资和制度变迁.

金玉国(2001)认为我国宏观制度的变迁主要表现在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提高、分配格局变化和对外开放扩大四个方面,并首次从这四个方面进行了量化测度,比较各个因素的影响力大小,制度变量体系的建立是其最大的贡献.王文博等(2002)也进行了制度变量的实证分析,在金玉国的基础上进行了主成份分析,提取了制度因素综合指数,首次在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中加入产业结构因素.付晓霞,吴利学(2002)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度出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5.7%.洪华喜等(2003)采用了Samuelson动态模型,从投入与产出两个角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了制度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我国的经济自由度还会上升的结论.

王金营(2004)对比研究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制度变迁中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首次建立并对比了了外部性有效劳动模型、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人力资本增进型制度变迁模型、制度变迁增进型制度变迁模型.对人力资本在制度变迁中作用的细致探讨是其主要贡献.潘慧峰等(2006)将制度变迁引入了内生增长模型,在制度边际收益递减的检测设、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匹配检测设下,通过数理推导的方法刻画了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许多学者认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有决定作用,但是靳涛(2007)采用了Var模型研究却发现是经济增长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转向的深化,而并非制度变迁决定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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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艳华(2009)和李国璋等(2010)都对制度变迁和人力资本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两篇文章认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但制度变迁的贡献率在下降,反而人力资者的作用在上升.金元等(2011)和季民河等(2011)收集面板数据对制度变迁作用进行了研究,两篇文章都采用包含制度变量和人力资本变量的索罗增长模型.前者研究发现沿海地区制度因素对该地区经济影响较大,中西部较小;后者研究表明制度因素对省区人均GDP增长的作用显著为正,深入的揭示了省域活动之间存在的空间相关性.

林毅在2012年发表的两篇文章运用协整理论及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认为制度变迁在长期对人均产出有显著正向作用,短期的影响有效,以及制度变迁在改革开放后的作用远大于改革开放前;而另一篇文章认为在长期,产权多元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分配格局变化都与人际产出存在协整关系,而短期,产权多元化程度的正向影响是不显著的.

三、关于制度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文章的梳理

除了上述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的研究,不少学者也对单个区域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王兵(2004)对广东地区的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采用卢卡斯(1988)根据受教育程度衡量人力资本变量的方法,在计量分析中加入了人力资本因素,而制度因素在综合金玉国(2000)、陈志昂(2001)、王文博(2002)和樊纲(2003)的研究基础上,由主成份分析得到.在当时,是一篇分析因素较为全面的文章.

姜忠辉等(2004)对山东地区的经济增长产出增长分解为制度变迁带来的产出增长和技术进步带来的产出增长,且将制度变革的影响用市场化程度、城市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来代替,认为制度变革对山东省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贡献,是促进山东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林超(2007)对上海地区经济增长中制度变迁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制度变迁对上海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但是文章中制度变量的选取采用了金玉国的方法,而回归计量分析采用了付晓霞的方法.

刘玉珂等构建了一个制度的综合指标体系,分别得到不同的制度因素指数,通过实证分析,首次表明了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综合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其中,对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测量在国内尚属首次.

姜林海等(2013)对云南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变迁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将制度效应从索罗余值总分离出来,测算的制度变迁对经济的贡献率为17.2%,说明制度变迁对云南的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文章采用了市场化指数来度量制度变迁,市场化指数涉及4个方面共13个指数,堪称全面.

不同的学者对上海、广东、山东、云南这些不同的地区的制度因素作用进行了研究,虽然地区不同,涉及我国的东部、中部、西南部,但是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制度因素或制度变迁对地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四、结论

随着学界对制度因素研究的深入,学者的研究方向逐步细化,除了上述研究制度与我国经济增长的方面外,还有许多将制度与其他方面结合的研究.如:陈建(2010)研究了转型期制度变迁对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制度变迁具有空间分异性和等级分异性.尽管学者们采用的指标和计量方法不同,研究地区有差异,但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制度变迁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影响极大或者制度因素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是显著的.(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