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摘 要】在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之前,制度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一直被学者们所忽视,认为制度因素是作为一个必要的前提而存在.然而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引入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增强了经济理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是表现在制度不均衡时,当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处于均衡状态时,对经济起主要作用的是技术而不是制度.

【关 键 词 】制度创新 经济增长 制度分析

一、引言

自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增长之谜一直是古往今来众多经济学家们孜孜以求的事,因而在历史上形成了各种独具特色的经济增长理论.20世纪40年代末,哈罗德和多马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分别提出相似的长期经济增长理论.人们合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该模型突出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且指出经济运行存在“内生”的不稳定性,从而产生了经济周期.但是,该模型由于检测定资本―产出比不变,因而储蓄率即资本的积累率就成为惟一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其他要素在增长中的作用就被忽略掉了.60年代中期,索洛、斯旺等提出了技术进步论的外生经济增长模型,即“索洛―斯旺模型”.该模型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和劳动具有替代作用,从而解决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过分注重资本的片面性,而且更重要的是该模型还认为技术对促进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但是,该模型以完全竞争市场为检测设条件,这与现实有较大差别.因而其解释力受到很大限制.同时,在这个模型中,虽然意识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影响,但是把它看成是外生变量,并且对技术进步是如何发生的未作解释.80年代中期,罗默、卢卡斯等经济学家,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增长模型,提出了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知识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独立因素,它不仅本身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而且还可以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也产生递增收益.该模型与“哈马德―多马”模型（收益递减模型）和“索洛―斯旺”模型（收益不变模型）相比是典型的收益递增模型,这也更接近于世界经济在历史上持续增长的现实.在这个理论中,技术不再是外生的和不可控制的,它是人类出于追逐利润而进行投资的产物,因而经济增长可以由内生技术进步而控制.但是,在该模型中不确定的学习过程被看作是既定的,难以解释有风险的创新过程,更无法解释制度转型与国家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原因的解释令人耳目一新.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用历史与经验相结合的研究表明：历史上的经济革命并不是由技术革命导致的,技术革命只不过是伴随经济增长的一个现象或一个结果；是制度的创新为技术革命铺平了道路.以诺思为代表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自诞生以来,以其对社会经济观察的独特视点和较强的解释现实的能力逐步融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新制度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之所以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主要原因是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把制度看作是无关紧要的或既定不变的,并把制度因素排除在他们的增长模型之外,因而使其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降低.诺思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增加了制度因素,他认为制度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

二、制度促进经济增长的静态分析

按照T. W. 舒尔茨的定义：制度是指一种行为规范,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包括支配政治权利的配置与使用的宪法中所含的规则,以及确立由市场或政府来分配资源与收入的规则.它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分别为非正式约束、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对制度作用的静态分析是指在历史上的某个特定时点检测写作度不存在变化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由于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在较短的时期内为避免社会动荡、经济波动很少对制度作较大的变动,因而制度的静态分析是有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的.下文将从制度所包含的三方面内容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1．非正式约束与经济增长

非正式约束主要是指意识形态、风俗习惯、道德品质等,而意识形态居于核心地位.它们大都内生于人们的头脑中,多以思想的形式表现.马克思曾说过“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而思想又引导和指挥着人们的行为,所以思想对生产力具有促进作用,由此,曾有人提出“思想也是生产”的论点.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意识形态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评判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它的经济功能主要表现为：第一,成功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信息费用,减少交易成本的工具.由于社会经济的高度复杂,对于每一项交易,人们不可能拥有充分的信息,而此时他们可凭借自己的意识形态直接采取行动,因而减少了社会效率的损失；第二,成功的意识形态能有效克服个人和组织的“机会主义行为”.“搭便车”行为的克服可以使社会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从而使“看不见的手”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更有效的发挥作用,避免“囚徒困境”的出现；第三,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减少正式约束中的执行费用.比如,法律的强制执行费用和法院费用的减少,可以使更多的社会资源转移到生产领域.

2．正式约束与经济增长

正式约束是指人们有意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等.在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中,分工和专业化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而正式约束中的一些制度就是界定人们在分工中的“责任”,因此制度在促使分工和专业化有序进行,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作用巨大.另外,正式约束是减少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保证.如“度量衡”制度、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体制等；正式约束在克服“外部性”使社会资源更充分有效利用方面作用巨大.如“专利法”的颁布实施在克服“外部性”促进科学发明、技术创新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3．实施机制与经济增长

实施机制是使正式约束能顺利有效执行的保障.由于它能促使制度更完善、更健全、实施更有效,因而能有效规范经济个体的行为,使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机制更有效,从而减少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

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是检测定其他两方面不变的前提下对经济增长促进机理的探讨.若三方面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它们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将更加巨大.如果我们从历史上的若干时点考虑,尤其是对某一种制度存在前后进行比较,即在动态中,可看出它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

三、制度促进经济增长的动态分析

在社会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中与其伴随的制度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变化中的制度是怎样促进经济增长的呢?我们把制度的变化过程看作是制度的创新过程,因而制度的动态分析可以看作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理分析.这里的制度创新的具体含义是把一个社会以新的更富效率的规则（或组织）取代旧的缺乏效率的制度规则（或组织）,包括产权制度、竞争规则、科技政策、政治制度等各种主要的正规规则的变革和新性质的交易组织的产生.在这里制度的效率主要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理解,有效率的制度促使资源高效合理配置,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产出增长率；而低效制度则与此相反.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制度创新把资源从非生产性或生产效率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性或生产效率高的部门

经济落后国家虽然存在资源贫乏的问题,但这不是落后的根源,因为既存在资源贫乏国家富裕起来的例证,也存在资源丰富国家仍然贫穷的现象,资源稀缺是各种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关键是能否把资源应用到高效率的生产部门,有些落后国家把稀缺的资源用到了战争、种族冲突等非生产性活动和生产效率低下的生产部门.制度创新的意义在于通过设定新规则,把人们的努力及资源引导到生产性的创造财富的部门,这种创新虽然不能改变一个国家资源禀赋的状态,但却能向外移动生产可能性曲线,在不改变资源总量的情况下,增加产出与积累.制度创新的作用是把人们的努力从争夺既定财富的分配的斗争中引领到争相创造财富的有序竞争中,这种过程可以看成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在制度安排中,新制度经济学尤其强调了所有权对生产效率的重要性,认为所有权的排他性把所有者如何使用财产和承担这一选择的后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激励着拥有财产的人将之用于带来最高价值的用途,而其可转让性促使资源从低生产力所有者向高生产力所有者转移.

2．制度创新通过改变激励机制促进经济增长

激励机制一方面反映了个人工作努力程度和报酬的关系；另一方面反映了个人目标和社会目标的关系.不同的制度安排形成不同的激励机制,好的激励机制能够把个体的努力程度与报酬、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紧密结合,在增进个体福利的同时增进社会福利；而差的激励机制要么使报酬与努力程度脱节,要么使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脱节.各国长期增长绩效的差异就来自于不同制度设定的不同的激励机制.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就在于发展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设施,并确立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落后国家缺乏有效率的激励机制是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的途径是制度创新,它通过把个人的努力与报酬、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紧密联系来提高社会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

3．制度创新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减少交易风险、提高交易效率来提高产出增长率

新制度经济学放弃了新古典经济学交易费用为零的检测定,提出了正交易费用检测定.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现实经济活动中获得信息的成本是巨大的,因此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交易费用就是经济制度运行的成本,它不仅包括那些签约和谈判成本,而且也包括度量和确定产权的成本、监督绩效的成本以及进行组织活动的成本等,即交易费用包括了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根据诺斯的测算,美国1970年的交易费用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45%左右.由于交易费用主要用于交易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交易行为的协调,不用于直接生产过程,因而在产出既定的条件下,交易费用的大小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的效率.落后国家法律制度不健全,政治制度不稳定,交易风险增加,机会主义盛行,无形中增加了交易费用,使人们没有动力去寻求有效的产出.因此,对于落后国家来说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减少交易风险、降低交易成本,能够有效地促进产出的增长.

以上论证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促进作用,然而制度因素不可能永远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正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坚持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各种生产要素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永远要受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因而就会出现不同要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作用.制度可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效应只能在既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制度不均衡没有达到适应生产力的状况下才会发生,一旦制度变革的结果使生产关系已基本适应生产力的要求,即制度与生产力的发展达到新的均衡时,起主要作用的就不是制度而是技术（生产力）了.当代美国便是这样,正是因为不断的技术创新使得美国始终处于经济发展的最前列.而对目前中国而言,经济转轨还没有完成,制度不均衡仍然存在,因而制度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