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使臣议会书写之传播

斌椿、张德彝、郭嵩焘、戴鸿慈等晚清使臣的议会书写主要保存在其使西日记中.通过对其使西日记的刊刻、收录以及引述等情况作一必要的梳理,以勾勒出其议会书写传播的大致轮廓.通过考察,不难发现：晚清使臣的使西日记在19世纪末受到知识界的普遍重视,其中所蕴含的议会记述亦由此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

本文系2012年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一般项目“传统与现代之间：晚清使臣的议会书写”（项目编号：12LS11）；2007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近代术语的生成、演变与中西文化互动研究”（项目编号：07JZD0040）研究成果.

同治年间中外隔膜较深,早期使臣如斌椿、志刚、张德彝等对西方议会的认识大都失之于肤浅.1875年至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晚清使臣郭嵩焘、刘锡鸿和薛福成等对西方文化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他们的道德优越感依然较为强烈,他们都不否定“三纲五常”和等级制度,都站在传统的民本主义立场,强调议会的“通上下之情”的功能,企图借鉴西方议会制度以“民本”制约“君权”或者说两者互相制约.甲午战争至清朝覆亡期间,历经戊戌变法、列国瓜分中国狂潮、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和清末新政等重大历史事件,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和革命思想风行其间,“自由”、“平等”、“民权”术语以及“进化论”和“民权说”等社会政治学说逐渐广泛传播.载振、戴鸿慈和载泽等使臣感受到时代潮流之趋向,虽然他们对上述观念和理论有所认识,但是他们往往不自觉用固有的观念消解“自由”、“平等”、“民权”等术语的底蕴,同时受到现实功利目的的影响,导致他们虽然认同或主张西方的宪政制度,但是实际上他们依然并未认识到西方议会制度的本质.

晚清使臣的议会书写主要保存在其使西日记中.因此有必要将其使西日记的刊刻、收录以及引述等情况作一必要的梳理,以勾勒出其传播的大致轮廓.他们的使西日记多被收入王锡祺所辑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系列中.这部丛书共36帙,64卷,收书1348种.王锡祺从光绪三年（1877年）起,转为研究舆地、洋务、时政.后来,他在沈蝶庵、龚寿秋、丁衡甫、王锡等亲友的帮助下,经过15个寒暑的努力,收集舆地游览书稿数千种,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编成《丛钞》.以后,于二十年（1894年）辑成《补编》、二十三年（1897年）辑成《再补编》.光绪时,“海内识字者,莫不知有小方壶斋.小方壶斋之名,与知不足斋、粤雅堂埒”.《知不足斋丛书》、《粤雅堂丛书》皆清代著名舆地丛书,小方壶斋丛书能与其相提并论,可见这部丛书流播之广,影响之大.《申报》于1898年1月1日推出“《小方壶斋书籍》（即《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六十四本及其续编四本、再补编十六本”的新书广告,且这一广告竟然连续刊登4年,足见当时此套丛书应是非常畅销的.晚清使臣的议会书写亦藉此之力而广为流传.

除此之外,晚清使臣使西日记的流传还有其他渠道,斌春的《乘槎笔记》除小方壶斋本外,尚有二酉堂刊本、醉六堂刊本、各国日记汇编本以及铁香室丛刻本等多种版本.此外,《乘槎笔记》还曾连载于《中国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的前身）,曾引起不少文人注意.在金武祥的《粟香随笔》、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毛祥麟的《墨余录》、林昌彝《海天琴思录续刻》、王仁俊的《格致古微》、金永森的《西被考略》、震钧的《天咫偶闻》以及薛福成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等书籍中均见对《乘槎笔记》的引述.王韬在《瓮牖余谈》中评论曰：“有《乘槎笔记》一书已刊板于京师,一时通国传观,钞襄阳播若之词者,顿为纸贵.”至于志刚及其《初使泰西记》,震钧的《天咫偶闻》亦有评述,“克庵先生沉潜理学,宗陆、王而不渐其流弊,以经济自期.初以部郎使西洋,作《初使泰西记》.时使事肇端,人不愿往,先生毅然请行,卒以不肯事当道,竟不得大其用,遂出为库伦办事大臣,以风节著.”

张德彝的《航海述奇》除小方壶斋本外,还有《申报》本.光绪六年（1880年）上海《申报》馆刊印了他初次随使泰西的《航海述奇》.此外,《申报》在1894年1月18日《新印各种书籍出售价目》中,开列了《航海述奇》等数种海外游记.张德彝生前已刊行了《四述奇》,共三个版本：其一为光绪九年（1883年）京师同文馆的铅印刊行本；其二为光绪十七年（1891年）《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后者将《四述奇》中相关部分拆解成《随使日记》、《使英杂记》、《使法杂记》、《使还日记》、《使俄日记》等5种；其三为清末安雅书局刊印本,具体年代待考,注明《总署官书钞使俄日记》,系以张德彝按照晚清外交制度按时寄回总署的“汇报”为据,采使俄部分而成,内容为《四述奇》中随崇厚赴俄谈判中俄边界使事,可称“使俄杂记”.至于他记述其驻英公使生涯的《八述奇》,宣统年间也曾刊行过石印本,钱钟书《七缀集》（修订本）多次引用.以上三种述奇在张德彝生前曾刊印过.张德彝的使西日记在金永森的《西被考略》、朱一新的《无邪堂答问》以及杞庐主人的《时务通考》等书籍中亦见引述.

如果说斌椿的《乘槎笔记》、志刚的《初使泰西记》以及张德彝《航海述奇》等,虽也流传士林,但不过是旗人使臣的观光之作,文笔粗拙,且对各国历史地理政制沿革等西方文化,或语焉不详,或鲜有触及,只能是文人士大夫茶余饭后的谈资佐料.当时引发晚清帝国朝野极大的心灵震撼的使西日记,则非郭嵩焘的《使西纪程》莫属.郭嵩焘在《使西纪程》中比照西洋政治体制、外交军事、商业活动、以及宗教法律等西洋文明,直言无忌地评论清廷之洋务得失,指斥士林虚骄风尚,对现实政治和传统文化特别是“华夷之辨”等进行了强烈的质疑和批判.《使西纪程》因而遭遇“奉旨毁板”之厄运.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记载了当时士林汹汹朝野愤怒之情形：

《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等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于是湖北人何金寿以编修为日讲官,出疏严劾之,有诏毁板,而流布已广矣.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 面对汹涌而至的毁谤,郭嵩焘毅然向朝廷申辩和反击,但得到的上谕却是严斥和训诫.平时而论,《使西纪程》褒扬西洋文化的态度和观念,实在超越了时人所能接受的限度.当然,至少象李鸿章、薛福成、丁日昌、沈葆桢、文廷式等洋务派与郭嵩焘互相推重引为知己.《使西纪程》虽然没有得到士大夫阶层的普遍信服,但影响之深远震憾力之持久实不可低估.其书虽毁,但新闻纸继续刊刻,中外传播依然如故.如《万国公报》于光绪三年（1877年）6月2日―8月4日连日刊载之,坊间亦不断私自翻刻,“既说明《使西纪程》有相当的阅读购写市场,也显示此日记的强大文化影响力.安徽芜湖市阿英藏书室藏有阿英先生的光绪四年的《使西纪程》刻印本,北大图书馆藏有光绪十七年和二十三年等数种刻本,就说明此日记当年毁而不绝的市场翻刻状况.”由此可知,奉旨毁板反而更促进了其流布士林.由于《万国公报》、《申报》以及《泰晤士报》等报纸的介入,郭嵩焘的日记得到广泛传播,其中有关西方政治制度的详细记载,对十几年后出现的维新变法运动也起到了一定铺垫作用.

刘锡鸿的《英轺私记》,最初题作《星轺日记》,初刻于光绪四年（1878年）.据王立诚先生查考,它有光绪年间的铅印本、袖珍石印本,均分为上下两卷,也均无印行时间和出版者可考；又有光绪十七年刊行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这三种本子都题作《英轺日记》.另一种题作《英轺私记》,有光绪乙未（1895年）三月江标于长沙刊行的“写录正本”.此本即收录江标辑《灵鹣阁丛书》第三集的同一版本,它是《英轺私记》的摘编.《英轺日记》在朱一新的《无邪堂答问》、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新编》等著作中均见引述.

薛福成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除小方壶斋本外,还有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上海醉六堂庸庵全集石印本以及上海积山书局中外时务经济文编石印本等不同版本.1898年2月14日,《申报》以《薛星使日记》为名加以推介.此书将薛福成出使日记及续刻合刊结集,弥补了有志之士未窥全豹之憾.在载振的《英轺日记》等著作中亦见对其之称引.载振的《英轺日记》则有1903年的上海文明书局铅印本.此外,李伯元等的《绣像小说》还自从第1期开始以《京话演说英轺日记》加以登载,连续刊登了38期.

此外,从清人所编撰的西学书目表,亦可窥见晚清使臣使西日记之流播情况.如梁启超于1896年出版的《西学书目表》中,开列了斌椿的《乘槎笔记》、志刚的《初使泰西记》、郭嵩焘的《使西纪程》、刘锡鸿的《英轺日记》、张德彝的《航海述奇》、《使英杂记》、《使法杂记》、《使俄日记》、《随使日记》、《使还日记》、陈兰彬的《使美纪略》、何如璋的《使东述略》、曾纪泽的《出使英法日记》、孙家谷的《使西书略》、李凤苞的《使德日记》、蔡钧的《出使琐记》、薛福成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以及崔国因的《出使美日秘国日记》等10多种使西日记.光绪辛丑年（1901年）赵惟熙所辑的《西学书目答问》中,依然将斌椿、张德彝、志刚、郭嵩焘、孙家谷、刘锡鸿、陈兰彬、何如璋、李凤苞、曾纪泽（题名为《使西日记》）、薛福成、崔国因等的使西日记收入.可见,晚清使臣的使西日记在19世纪末受到知识界的普遍重视.当然,其中所蕴含的议会记述亦由此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

【责任编辑：刘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