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美学的中国化与中国美学的世界化

摘 要：20世纪以来,究竟是“中国美学”抑或“西方美学在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世界美学”.长期以来,西方学界藐视东方美学的存在合理性和价值,而以西方美学为普世化的美学标准.国际美学格局中,东方美学缺乏话语权,本土美学与“世界美学”相背离.从普世化美学的视角来看,“西方美学”是一个泛化概念,而且它本身也只是地域性的本土美学,却并不是代表未来世界美学的参照蓝本.“中国美学”有古典与现代两个形态.在学科体系化和专业化以后的中国现代关学,有五种现代化的向度：科学向度,艺术学向度,生命哲学向度,马克思主义向度以及现象学向度.作为一种审美文化形态,以华夏艺术精神为核心的美学体系,能为世界文化带来与众不同的东方智慧.

关 键 词：西方美学；世界美学；普世性；中国美学；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1)05－0046－08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传统文化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作为西学的“美学”也在西潮东渐中登陆中国并逐渐本土化.对于已有百年历史的中国美学学科来说,今天的学术界俨然被一个无法避开的困惑和难题所缠绕：究竟是否存在本土化的“中国美学”,抑或仅仅有一个“在中国的(西方)美学”无论答案如何,不过有一点可以事先明确一下,那就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依然没有出现“单数”的普世化的“世界美学”.长期以来,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各种因素,西方学术界一直藐视东方美学的存在合理性和价值,而以西方美学为世界美学的标准,或者说作为普世化美学的标准.国际美学格局中,东方美学缺乏话语权.东方学者,一方面想极力证明东方美学自身的无穷魅力和学科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在想方设法将其融入西方美学的潮流中去,期望建立一个包含东西方共通性元素的普世美学(世界美学).近百年来,中国美学家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迷途中徘徊不定.这就是本土美学与“世界美学”的背离性.

在世界美学的图景尚未出现之前,各民族的本土美学思想资源想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除了借鉴较为体系化的西方美学框架来设计外,似乎别无他途.从普世化美学的视角来看,“西方美学”是一个泛化概念和松散结构,而且它本身也只是地域性的本土美学,却并不是代表未来世界美学的参照蓝本.

一、从金岳霖的“中国哲学”诘问看“中国美学”难题

现代哲学家金岳霖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曾提出哲学史写作上的诸多难题和矛盾：譬如“中国哲学”与“在中国的哲学”的区分,“中国哲学的史”与“在中国的哲学史”的不同,欧洲哲学与普遍哲学的差异,“实架子的论理”与“空架子的论理”等等,归结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哲学”这个名称有问题,问题在于：中国哲学若讲的是普遍的哲学问题,那“中国”二字就是多余的,正如我们只说数学、物理学、化学,不说中国数学、中国物理学、中国化学等；反过来,若中国哲学探讨的不是普遍的哲学问题(整个的不是,或者部分是、部分不是),那么中国哲学还可以称为哲学吗它就不应该叫中国哲学.这个两难的逼问,确实触及到“中国哲学”学科的一些实质问题,其质疑本身是有意义的,对推进中国哲学的发展和学科反思是有积极作用的.

但是金岳霖先生对“中国哲学”诘问的理论前提是不成立的,在他看来,欧洲哲学代表着普遍哲学,以普遍哲学来观照中国哲学,就会出现这个悖论.其实,真正意义上的普遍哲学是不存在的,尽管冯友兰也说,西洋哲学的本体论、人生论、认识论,中国哲学也有,中国哲学缺乏的是一个形式上的系统性.但是这并不代表西方哲学与非西方的哲学的会通,就必然产生普世哲学或者“世界哲学”.

牟宗三先生也提出过类似的问题,他说现代哲学史上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看待中国哲学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哲学是普遍的,所以哲学只有一个,没有所谓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因为凡是哲学讲的都是普遍性的真理.所以在哲学中只有普遍性的真理和概念,无所谓中国哲学或西方哲学.另一种主张正好相反,认为无所谓普遍的哲学,即没有philosophyassuch,也就是说只有个别的、如各个国家、不同民族的或个人的哲学,而无所谓universalphilosophy.牟宗三批驳说,第一个态度是就哲学的普遍性而言,只有一个哲学；第二个态度是就哲学的特殊性而言,就无普遍的哲学.这两个极端的观点都是错误的.牟宗三认为,哲学的普遍性是有的,特殊性也是有的,哲学的普遍性观念要通过具体的生命(民族、个人)来表现,特殊性是通过生命来说的.

现代学术史关于“中国哲学”与“在中国的哲学”的区分可以给我们分析“中国美学”问题提供一个重要的视角.我们可以依据金岳霖的理论方法把中国美学划分出“中国的美学”与“在中国的(西方)美学”这两个概念.前几年学界对这两个概念做过很多讨论,也有很丰富的成果和结论,此不赘述.我们在本文中所要关注的是：“中国美学”与“在中国的美学”都存在,关键是如何将中国美学与在中国的美学想融合,从而建构21世纪新的“中国美学”.

不仅中国学者对“中国美学”有反思,不少西方学者对中国美学的合法性问题也提出质疑,如当代美国分析哲学家简布洛克(GeneBloc―ker)在为美国彼得朗(PeterLang)公司出版的《当代中国美学》(ContemporaryChineseAesthetics)撰写的导言中提出“中国美学真的是美学吗”“中国美学真的是中国的吗”等问题,最后他坦言：“当我们费时去审察最近(一百多年)的中国美学时,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传统的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和其他欧洲美学的某种混合物.许多问题会让西方美学家认为是陈旧和过时的.”尽管布洛克的批评主要针对20世纪的中国现代美学而言,并带有西方中心论的偏见,对中国美学的语境也缺乏同情之理解,但是有一点是不容回避的,那就是百年中国现代美学最欠缺的是文化身份和原创精神.

今天中国美学的情况比冯友兰时代的中国哲学似乎还要复杂,因为金岳霖、冯友兰的时代“中国哲学”主要是指中国传统哲学,涉及的问题是传统哲学如何现代化和世界化的问题.而今天的中国美学要面对古典美学与现代美学两个传统,而不仅仅是古典美学如何现代转化的问题,还必须清理现代美学的百年得失.因此,所谓重建中国美学,就是一方面要解决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现代化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如何将现代美学思想重新梳理、整合的问题,并且在此基础上,立足中国当下的艺术语境,关注全球视野下的他国美学,而做出新的回应,将世界范围内的美学资源取舍和融汇到中国现代美学理论的建构之中.这个工作和任务不是一蹴而就的.

二、西方美学的中国化：历程与范式

西学参与中国现代美学的再造过程,以王国维肇其端,朱光潜造其极,并集其大成.从朱光潜那里,可以比较完整地观察到西学中化的痕迹、步骤、成败、经验及启示.

19世纪末到20世纪之初的西学东渐对中国美学的影响,可以从魏晋时期的佛学东传及其进程见出某些相似性.汉末至魏晋时期,佛学传人与中土文化遭遇,是促成中国哲学与美学思想发生内在深刻转型的重要契机.起源于印度的大乘佛学原本就具有丰厚的审美意蕴,在其与中土思想相融合的历史进程中,一方面,其原有的知识谱系和价值蕴涵在纳人中国审美思想时被“本土化”了；另一方面,佛学原有的思想和方法在融入中国文化的同时,也给中国美学带来思想新质和方法变革.其突出的标志是中观思想、妙悟思想对中国美学、中国艺术精神确立的深刻影响.中唐以后的中国美学思想史和中国艺术史,印证了“佛学中国化”的成功.佛学中国化,使得中国美学以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结构,为此后自身的理论建构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范型基础.

20世纪初至今的现代中国美学的演进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来理解.第一阶段是1900～1949年,主要在引进美学学科和思想,中国美学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建构和发展,基本上紧跟西方美学的潮流.第二阶段,从1949～1976年,脱离国际美学主流,在自我封闭的政治语境中自言自语,探讨和关注的是西方美学史上的一些陈旧话题(如对美的本质的探讨等,形成所谓的四个派别,基本对应了欧洲美学中的审美客观主义、审美主观主义、审美折衷主义以及社会历史批评学派等的观念和方法),未能为现代国际美学贡献出有价值的理论.第三阶段,就是1980年代以来直至2010年.这30年间,是重新与国际思潮接轨,追赶、译介和吸收西方文化,并力求重新融入世界美学潮流中去的新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新的动向,一是对欧美美学的学习研究全面展开,尽管还不够深入；另一个是民族美学意识的崛起,即中国学者加强和推进了对中国自己的民族性的美学(即所谓原汁原味的“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并试图重提和论证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美学”的合法性问题.

关于20世纪百年中国美学的发展形态,有的学者从美学理论嬗变的角度总结出五种主要模式114].若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百年中国现代美学,本质上就是西方美学本土化(中国化)的过程,当然这一历程是曲折、复杂的.总的来说,百年的西方美学中国化,主要呈现出五种形态和立场,形成了美学研究的五种范式：

一是原封不动引进西方美学理论,吕激、陈望道、范寿康等《美学概论》、黄忏华的《美学略史》等为主.这种形态以西方美学为主要理论框架“照着说”,以翻译和介绍为主,不作评述,没有解释学的视角,纯粹是西方美学的“拿来主义”立场.二是西方理论架构、中国文献材料的简单结合,运用西方美学理论来剪裁中国文学艺术,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梁启超、蔡元培等著述.这是西体中用式的审美“应用学”立场.三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观来纠正和修补西方美学的某些缺陷,对西方美学理论的整体性是接受的,但局部有修正,如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等.这是补苴罅漏的立场.四是进行中西方的比较和阐释,主要是朱光潜的《诗论》、宗白华的《美学散步》、蔡仪的《新美学》等.仍有西学的框架,但是有了中国文化的本位意识和对西方美学观点的适度批评.在这个中国文化优先论的视域下,学者们总要寻找中西文化的异同点,并重估中国美学的价值和意蕴.以宗白华美学为代表的中华美学意识的崛起和中国文化身份的认同感,在21世纪将会继续推进.五是以中观西,从中国美学来看待、评述西方美学的得失,从中国返观西方,亦别有一番情趣.以方东美的《从比较哲学旷观中西文化中的人与自然》、叶维廉的《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等著述为代表,在比较美学的视域中重新审视西方艺术和美学.

在这五种美学历史形态中,体现出三大方法论的范式,分别是：以西释中、中西互释、以中观西.这三种范式各有利弊,由于西方美学中国化的进程还未完成,我们今天还仍然在这个进程当中.因此我们以为,要以复合型的工作来继续推进美学中国化进程,发展中国美学学科.这需要沿着三个步骤来建构：

首先要继续引进西方美学思想和方法,并加强对中国传统美学和现代美学的研究力度,推进中西美学的对话和交流.引入西学的这个过程还要继续深入下去,接着朱光潜等美学家的范式继续推进.要从几个方面拓展,如持续进行西学的“本土化”,引进西学方法论来反观和激发中国美学资源,促使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向现代转化等.20世纪以来,重建中国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批评和吸收西方美学成果.

其次,建立中国美学的诠释学体系和方法,在中西沟通的前提下持续推进中西互释和“发明”,成中英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如何重建中国哲学》一文中就谈到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三个途径：本体的、知识的、语言的诠释和理解来达到.完善中国传统美学现代化,可从三重诠释学的角度来实践,即本体诠释学,知识(方法)诠释学,语言诠释学.诠释学的三个环节必须要连接在一起,共同构成美学研究的方法论.

最后,重建“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运用中国古典美学和现代美学的智慧和方法来用以批评西方当代美学和艺术,既要寻异,也须求同.求同与寻异的双重视域,是基于文化的多样性特征,也是将美学由区域推向全球的一个目标预设所致.中国美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的目标,就是参与世界美学的建构工程.在中国美学世界化的这个动态历程,就是“中国美学”建构的一个过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美学的重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需要一个长期的艰苦探索和研究的过程.

以20世纪西方美学东传,以及美学学科与中国固有美学思想的遭遇、对话、裂变、交融为研究对象,着重揭示西方美学的“中国化”,及西方美学如何“内化”于中国美学的历史过程.正是西方美学的传人,激发和返观了中国文化中潜在的美学意蕴,并有可能实现西学精神与中华美学智慧的真正交融,这种交融从思想、体系和范型形态等诸多层面将中国现代美学引向了一条新生之路.因此,西方美学的本土化并与中国美学的融合,是20世纪中国美学史极富光彩的篇章,必将中国美学精神推向新的高度,也促使中国艺术走向新的自觉时代.而这样的高度与时期的到来,就是中国文化复兴与繁荣的春天.

三、文化多样性与“世界美学”概念

我们主张世界美学是多元化的,而非一元化的,它来自于“文化的多样性”.离开文化的多样性而追求单一的“普世美学”是不可能实现的.

就中国学者来说,最早提出“世界美学”概念的是宗白华先生,宗先生在1920年代曾说：“将来的世界美学自当不拘于一时一地的艺术表现,而综合全世界古今的艺术理想,融会贯通,求美学上最普遍的原理而不轻忽各个性的特殊风格.因为美与美术的源泉是人类最深心灵与他的环境世界接触相感时的波动.各个美术有它特殊的宇宙观与人生情绪为最深基础.中国的艺术与美学理论也自有它伟大独立的精神意义.”所以宗先生比较乐观地估计中国的艺术理论对将来的世界美学会有重要的贡献.

在全球化的今天,对于美学研究者来说,心态也颇为复杂,一方面,有些学者担心全球化的浪潮,会带来世界文化的同一化,不少民族主义者对全球化持批判立场,正式基于这种文化同一化的忧虑.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到来,又会使得很多人天真地以为世界美学的时代已经到来,或者盲目乐观地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它一定会出现.这种态度其实是基于一个理论检测设,即真的有所谓的一统天下的“世界美学”(普世美学),而这个似乎是不证自明的检测设前提本身是有问题的,它引起我们深深的怀疑和忧虑.主要原因在于：

其一,自歌德在两百年前首次提出世界文学概念以来,世界美学的呼声就不绝于耳.然而世界文学和世界美学是根本不同的两个命题.其二,目前只有“比较美学”；还没有产生真正的“普世美学”.这是由于美学作为人文交叉科学和跨边界的学科性质决定的,同时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三,只有跨文化、跨学科的多样性的美学,没有单一的普世美学.作为“普世美学”的世界美学是不存在的,我赞同高建平教授提出的“复数的世界美学”这个概念,它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维的,不是普世通约的抽象公式,而是同异杂存、多元共处,既相互沟通、又能保持文化多样性的丰富多彩的美学图景.其四,全球化不会造就单一化的世界美学,而恰恰相反.全球化会遭遇本土文化的强烈反抗,并妥协和融入新质,重新铸造新的本土文化和本土美学,不会走向单一化.

西方有学者提出“全球性本土化”(Glocali－ty)的概念,我觉得很有意义.诚如沃尔夫冈威尔施所言：在全球化趋势和跨文化交流中一定会出现新的文化多样性,“因为即使两个人吸收同样的文化元素,他们也会有不同的侧重、不同的比例.而当人们吸收多种不同文化元素时,这些差异肯定会更加明显.”于是,一种新型的文化多样性就出现了.全球化和文化间的渗透,会导致新的差异越来越大.比如非洲文化有四种：原生的,现代的,想象的,妥协的.中国美学也是如此：传统的,现代的,想象的,迎合的.纵横交错在一起,共同构成中国美学的多元图景.因此我们有理由谨慎地相信,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美学”不会变成“单一的平面物”.只要有全球化的运动和地方文化反省意识的存在,区域美学与世界美学的“同一”是不大可能会真正发生,若真的到来,那将是人类文化的灾难.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当今世界美学的主流是西方美学,但是西方美学不代表世界美学.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美学尚未与世界美学建立起很好联系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今的世界美学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西方美学.”这是否暗含着这样的意识,即：检测如有了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的双方面的融入,真正的世界美学就产生了.但我认为这同样是一种偏见.仅有中国与西方,仍然代表不了世界美学.四、中国美学的世界化：可能与对策

由现代化而世界化的现代中国美学,不可一蹴而就.20世纪出现3次美学热潮,世纪之初、50~60年代、80年代.两头的两次热潮主要贡献在于译介西方美学思想,当然还有一些创建性的理论.而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从学理到学科,基本没有贡献什么新的东西,借用美国美学家托马斯门罗的话来评价比较贴切：“以往的美学在‘美’的定义和审美价值的‘法则’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这种毫无益处、枯燥乏味的讨论败坏了整个科学的声誉.”

作为审美文化形态而不仅仅是学科的“中国美学”可以划分出古典美学与现代美学两个大的历史形态.“中国古典美学”有两个建构途径：一是本土化的文艺、哲学思想的现代阐释法；二是在西方美学范式主导下的中国文献对西方理论的填充法.20世纪初至今的百年中国美学现代化历程,即在学科体系化和专业化以后的“中国的美学”,从方法论的视域看,其进行现代转化的“向度”主要有五种：科学向度,艺术学向度,生命向度,马克思主义向度以及现象学向度等.朱光潜曾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没有哪一条是学好美学的唯一的路.作为方法来说,这五种“向度”各有利弊得失.这五个“向度”和方法,也是重建现代中国美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1.科学向度

在西方美学中,科学的美学主要代表是心理学美学(实验美学)和人类学美学(艺术人类学).最早介绍心理科学美学的是吕、黄忏华等.吕潋的《美学概论》,就是依据立普斯的移情说来建构的.而现代中国美学的心理学派的真正开创者和成就最大的却是朱光潜先生.朱光潜坚持以心理科学为研究美学的方法论,以审美经验为建构美学理论的中心.尽管他自己曾说：对文学、心理学、历史和哲学的共同兴趣,是使他走上美学研究之路的主要原因,但是就美学中国化的方法论来说,他是首选了心理学方法.

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的作者自白中说：“以往的美学家大半心中先存有一种哲学系统,以它为根据,演绎出一些美学原理来.本书所采用的是另一种方法.它丢开一切哲学的成见,把文艺的创造和欣赏当作心理的事实去研究,从事实中归纳一些可适用于文艺批评的原理.它的对象是文艺的创造和欣赏,它的观点大致是心理学的”,“文艺心理学”就是“是从心理学观点研究出来的美学”.朱光潜在《诗论》抗战版序中曾批评中国古代的诗话“零乱琐碎、不成系统”,而且“偏重主观”、“过信传统”,最重要的是“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他认为诗学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有二：一是诗人和读者存在偏见,以为诗的精微奥妙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不能经过科学分析；二是中国人的心理偏重综合而不喜分析,长于直觉而短于逻辑的思考.而朱光潜坚持认为“谨严的分析与逻辑的归纳恰是治诗学者所需要方法”.他从方法论上就强调了科学分析与逻辑归纳之重要,“科学分析”,是朱氏坚持的诗学和美学研究方法.“不懂得心理学,就不可能懂得美学”.

需要指出的是,朱光潜美学并不是西方美学在中国的传声筒,而是西方美学本土化的成果(“西方美学中国化”),即整合中西美学资源,建构了自己的美学体系,是属于现代“中国美学”.朱光潜的属于中国化的美学,就是对世界美学的贡献.毋庸讳言,朱光潜美学有内在的矛盾和缺陷,这为他招来不断的批评,但是这个“矛盾”和“缺陷”为中国美学、世界美学留下了诸多可以继续深入研究的逻辑起点,从朱光潜接着讲,就是从朱光潜美学的理论视域和问题意识出发,重新开辟中国美学研究的途径和方法,由此带来新的美学生长点.朱光潜美学作为西方美学学科在中国本土化的经典个案,它既不同于传统美学形态,也不是西方美学的翻版,而是在边缘性综合基础上有着独特创造的中国化现代美学形态,它体现着中国现代美学的百年进程,是西方美学中国化(“西学中化”)的杰出代表.从“美学在中国”的世纪历程来看,朱光潜无疑是体现美学中国化的经典个案.正如佛教的中国化而有中土的禅宗.朱光潜“西学中化”的方式和路径是以中化西,从容取舍,为我所用,在古今斟酌、中西融会的基础上再创造,朱氏美学实质上是一个综合创新的现代美学体系.

2.艺术学向度

现代中国美学的艺术学视域和方法是由蔡元培、邓以蛰、宗白华、滕固、马采等美学家和艺术学家开启的,其中以宗白华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宗白华曾认为：“美学的研究,虽然应当以整个的美的世界为对象,包含着宇宙美、人生美与艺术美；但向来的美学总倾向以艺术美为出发点,甚至以为是唯一研究的对象.因为艺术的创造是人类有意识地实现他的美的理想,我们也就从艺术中认识各时代、各民族心目中之所谓美.”西方古典美学大多与西方艺术相表里,美学以艺术为基础.中国美学也是如此.

中国美学艺术学的向度,旨趣在于从艺术作品、艺术的感性世界出发,运用比较、体验和阐释的方法,将蕴涵在艺术本体中的美学精神阐发出来,从而开辟出一条从艺术批评到美学诠释的“艺术美学”建构之路.宗白华等人的美学研究从方法论来看,就是“艺术美学”,它是美学的原初形态.艺术美学区别于哲学思辨美学的特征就在于它是从“艺术本体”出发所建构的美学,它源于艺术世界、发现艺术精神、提升艺术品格.这种艺术美学方式与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相契合,从而获得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美学界“反抗全球化、追求民族性”美学的的普遍认同.

3.生命向度

中国美学的生命向度,是与20世纪初的生命哲学思潮分不开的.“生命哲学”思潮起源于西方,以尼采、狄尔泰、奥伊肯、齐美尔、柏格森等为代表.受西方生命哲学思潮影响,中国“生命哲学”(包括人生哲学)的兴起是在20世纪初,代表人物有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朱谦之、李石岑、方东美等,中国生命哲学思想,既有对西方生命哲学的借鉴,也有中国传统生机哲学的内涵,是中西融汇的产物.宗白华也堪称“中国式的生命哲学家”.中国美学转型中的“生命情调”,以李石岑、熊十力的生命哲学为基础,以方东美、宗白华的生命美学为代表,弥漫于20世纪的前半叶以及90年代至今的中国美学语境中.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到情本体,以及20世纪末的生命美学,现代中国美学的生命哲学色彩相当浓郁.李安宅在《艺术与人生》一文中说得很明白,“艺术不过是寄托美满的人生理想”,“艺术对于人生的贡献,乃在能够影响整个的人生态度.”

4.马克思主义向度

从20世纪早期的李大钊、陈独秀的文艺理论著述,到张泽厚的《艺术学大纲》,以及鲁迅后期的著述等,再到蔡仪的《新美学》,以及周扬、李泽厚美学,朱光潜的后期美学等,体现了中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美学的基本进程.其中以朱光潜(后期)人道美学、李泽厚实践美学的影响和成就最大.朱光潜以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为逻辑起点,实现了美学思想的二度转变,从心理科学转向人道美学.李泽厚从马克思视角批判康德哲学,进而将实践哲学引入中国美学史,开辟了中国美学的马克思主义新向度.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和历史观与中国文艺精神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美学现代转向的实践维度和历史深度.

5.现象学向度

从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叶秀山的《美的哲学》,到叶维廉的《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以及张世英的《哲学导论》等,借鉴现象学的理论与方法来阐释和发明中国美学,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径.它先由海外及港台学者特别是新儒家学者的带动,然后由国内一批学者呼应,共同形成“现象学在中国”的热潮.作为哲学方法论的现象学,早就从创始人胡塞尔的方法论逸出,而成为一种重要的哲学与美学理论思潮.现象学尽管本身在演变过程中存在观点上的差异,如联系胡塞尔、杜夫海纳等人的论述来看,注重意向性、现象还原以及本质直观,是现象学的核心理论,它与中国的道禅哲学以及中国艺术精神都有着某种程度的会通性,因此成为学者们拿来反观和建构中国美学的重要方法论.总的来说,现象学在参与中国美学建构过程中经历了“求同、互观、辨异”的三个阶段,现在看来,现象学与中国美学正在逐步走向深度的互相影响.现象学对中国现代美学的转型已经产生了极大影响,并还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

以上五种向度的描述是粗线条的,大致可以反映出现代中国美学建构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问题.他们都在寻求中西美学会通的基础上进行着新的学术突破,并有着自己的问题意识.这些探索和研究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但是离中国美学的真正现代化毕竟还有一段距离.成中英先生在论述中国哲学现代化和世界化的路径和方法,也许对我们推进中国美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不无启示：

利用西方哲学以解析及了解中国哲学并不表示用西方哲学取代中国哲学,而是对中国哲学做本体的、知识的、语言的诠释,以达到中国哲学本体、观念、逻辑与知识结构、语言义理的澄清与创新.这个澄清与创新的过程,可名之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中国哲学经过此一现代化的过程,可以对西方哲学提出诠释,以求了解、认识西方哲学,从而对其进行普遍的说明及批评,甚至用中国哲学来解说西方哲学的种种问题,或提示其发展的方向,或与之再深入比较.这个过程可称为“中国哲学的世界化”.

对于中国传统美学来说,要想实现现代转化并影响世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的方法论是值得借鉴的.当然,对于中国传统美学来说,现代化显然是世界化的重要前提,并且这个工作由中国人自己来做最合适.中国美学的世界化应该比中国语言的世界化更富有潜力,因为中国美学包含了人生、艺术与生活的体验和态度,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前提下,有利于世界化的进行.朱谦之先生曾说：“东西文化接触曾经给世界文明以强大的推动.”在17～18世纪,中国哲学文化曾经给予欧洲思想界以一定的影响.18世纪欧洲(法德)理性主义的思想来源,主要是希腊和中国,而孔子哲学的传播,为其外来条件.“中国近代曾受西洋科学文化的影响,但是中国古典的哲学则曾经理想化了以影响于西洋18世纪,这也是事实.”他断言：“18世纪实为欧洲文化受中国哲学文化洗礼的时代.”马克思所谓的“两极相逢律”在文化交流上的意义就是如此.当然,中国美学要实现世界化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现代美学,应当在语境全球化与批判地域主义的双重视域中走向新的建构之路.

作为一种审美文化形态,以华夏艺术精神为核心的中国美学若能世界化,能为世界美学带来与众不同的东方智慧.我们认为,“中国美学的世界化”可有从几个层面着手：一是中国美学学者理论及其著作的推广；二是借助文化创意产业的全球传播；三是中国国家形象和中国文化意象的不断改善.这些都是技术层面的操作,最重要的是在中国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的文化背景下,中国美学领域中的出现有分量、有影响力的美学成果,能为他所用,启发他国美学的思考.为一种审美文化形态,以华夏艺术精神为核心的中国美学体系,经过重新诠释和传播,能为世界文化带来与众不同的东方智慧.正如禅宗的世界化一样,中国美学的理论和应用价值完全有世界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基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并存的语境下,将中国美学由现代化进而世界化的预设目标并不是学术上的机会主义,而是源于中国文化复兴的内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