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个人主义”话语

[摘 要]“个人”话语曾经是“五四”时期的重要成果.但在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批评中,“个人”话语被中断了,被看成了小资产阶级的专利而被认为是最肮脏、最丑恶的东西.当时作家为了融入新体制而不得不告别个人话语,这是当时作家深层次痛苦之一.“个人”的价值还值得继续启蒙.

[关 键 词]“个人主义”；“十七年”；文学机制

[作者简介]寇鹏程,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博士后,重庆400700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1)10－0176－06

“个人主义”叙述话语是“十七年”时期文学批评领域一个惯用的否定性概念,它像一根大棒一样被挥来挥去,很多作家作品都倒在了“个人主义”的罪名之下.“个人”话语一时间成了一个噤若寒蝉的严重问题,似乎我们的价值谱系中已经没有个人的位置了,而回想“五四”时期,争取个人的自由与解放却是我们启蒙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一惊人的巨变与倒转让我们不得不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清理与反思.

一、“五四”时期“个人”话语的辉煌

个人解放的话语曾经是“五四”时期的重要成果,一直被当作一种进步的力量.陈独秀1915年在《敬告青年》中要求青年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要保持个人的独立精神.在《偶像破坏论》中,陈独秀大声疾呼,一切宗教都是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这种破坏一切“偶像”的战斗精神曾给当时的青年极大的惊醒,促使了他们个人独立人格的觉醒.胡适当时也大力宣传西方的个人主义,要青年们“救出自己,务必努力做一个人”.他说：“欧洲有了十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个人的自由、个人的独立成为新文化运动主将们主要的价值选择之一.“易卜生主义”在青年中风行一时,胡适回忆说,《易卜生主义》这篇文章之所以能有最大的兴奋作用和解放作用,也正因为它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在当时的确是最新鲜又最需要的.

个人解放是“五四”以来新青年最时髦、最流行的一个话语.当时许多期刊杂志的发刊宣言主要就是“自我解放”、“自我觉醒”的个人主义话语,如1919年6月8日《星期评论发刊词》这样写道：“我说,我是我的我,一切世界,都从心里的思想创造出来等我要吃,非我不能替我饱.我要着,非我不能替我暖.我要住,非我不能替我安.我就要问我,现在的世界是谁的世界我便直截了当答应是‘我的世界’.又问现在的国家是谁的国家,我也直截了当答应是‘我的国家’.”在这里.“我的我”、“我的世界”、“我的国家”,个人自我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在此表露无遗.可以说,个人的自我解放、个性的发展是“五四”时期与“科学”、“”精神并立的时代思潮,是那个时代的主流话语之一.是推动时代进步的力量.子君那句“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是“五四”时期个人话语的一个标志.个人、个性是“五四”文艺的一个“关 键 词”,这就难怪康白情在《新诗的我见》中归结诗人的任务时认为“只是要发展一个绝对的个性罢了”.

二、“十七年”文艺批评中“个人”的失落

而到了建国后,这种个人话语却被中断了,“个人”变成了一个千夫所指的“过街老鼠”了.任何个人话语都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变成了新时代的一个主要罪恶.“个人”在当时成了一个人人谈之色变的小资产阶级的专利,本来就很脆弱的个人话语在无数次的批判中奄奄一息,慢慢退出了价值的谱系,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周扬说：“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资产阶级很提倡个人主义”,而我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是“战斗的关系”,所以谁要是被贴上个人主义的标签谁就要倒霉.1957年,张光年发表《个人主义与癌》《再谈个人主义与癌》等文章.把个人主义比作“癌细胞”,个人主义成了万恶之源,可见个人主义的危害是多么严重,“个人”成了一个禁区,成了人们批判文艺的一个主要“抓手”.《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每天独步海滨,还有兴致去欣赏大海,在海滩上捡贝壳,这种所谓“浪漫情调”被批判为“孤芳自赏”而“不与工农结合”.表现了浓厚的个人主义思想,自然受到了严肃的批判.而在回答卢嘉川为什么参加革命的时候,竟然说是因为不愿意自己的一生就这么平庸地毫无意义地白白过去,而不是为了人民,这当然是严重的个人主义.《青春之歌》一直被批判为宣扬“个人奋斗”,后来更是被批判“公开与的光辉著作《讲话》大唱反调”,被定为“反动坏书”.《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只靠一个匹马单的青年“英雄战士”闯入组织部来揭示我们的官僚主义,这是自命清高“脱离集体”,是典型的娜斯嘉式的个人主义“英雄战斗”,自然也受到了批判.刘绍棠的《田野落霞》里没有一个崇高的员形象,这是用个人主义来看党,是反动的.《本报内部消息》中好像我们整个组织都有问题,只有那个黄佳英个人是清醒的,这都是“美化个人”、“夸大个人”而“歪曲”现实的叙述,因此“这也是一个宣扬个人主义为思想基础的作品,从集体主义的观点去看,它的毒性是很明显的.”所以个人主义叙述是当时的大敌,脱离集体,脱离群众,不走群众路线而沉溺于“个人奋斗”,这是小资产阶级专有的特点,是不允许存在的.个人主义成了“十七年”时期一个动则得咎的主要罪恶,这不禁让人感慨系之.

不仅建国后的作品纷纷受到个人主义的指责,就算是几十年前写的作品也被“算旧账”加以个人主义的罪名,比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就被评判为“一个歌颂极端个人主义者的传记,这个形象就成为一篇宣扬极端个人主义哲学的形象了”.艾青20世纪三四十年的那些诗都成了个人主义的产物,他也成了一个崇拜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姚文元说.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哲学,像一颗毒草一样长在艾青的灵魂中.个人主义几乎成了社会主义初期的一个“原罪”了,什么都能和个人主义之罪沾上边.写“人”容易犯个人主义的错误,那么不写人,即使写“草木”也一样容易犯个人主义的错误.比如流沙河的《草木篇》中的白杨树“孤伶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姚文元为此提出：“这是一种孤独狂傲的、个人利益得不到满足就仇恨周围的一切的极端个人主义的象征.作者把他个人内心阴暗反动的个人主义的感情硬贴到白杨身上,结果歪曲了白杨的美.”而面对西湖的美景,流沙河说自己“踉踉跄跄地醉倒在西湖边的柳荫下”,这句诗也被批判为歌颂的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放肆发狂的精神状态”.由此可见,个人主义是多么“深入人心”.不仅“深入人心”,而且深入“草木之心”了,而对个人主义的指责又是多么普遍和随意,个人主义因而成了“十七年”时期弥散性的“疾病”了.

像“五四”那样描写普通男女个人“悲欢成败”与“内心要求”,像子君那样说“我是我的”,像郁达夫那样作所谓个人“自叙传”,像胡适那样鼓吹“健全的个人主义”,像梁实秋那样提倡“文学的中心均是个人主义”等,在“集体叙述”的时代是不可能的了.新时代最需要的人是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人,完全公而忘私消融在集体中的人.如果写一个战士从自己的热情出发投身战斗,如果单单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而英勇战斗,如果写一个农民单单为了自己发家致富而积极生产,这些都还是个人主义,这种叙述也还是失败的.只有当一个人觉悟到能够为公共利益斗争,能够把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放在个人的或家庭的利益之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完全融入到集体而不是与集体对立的时候,这个人物才说得上是“新人物”,这才符合新的文艺路线.比如《艳阳天》中韩百安私藏了一点粮食,儿子要把粮食交出去,父亲即使跪下给儿子磕头.儿子仍然毫不动摇地把粮食交出去,这种毫无“个人”的做法才是正确的.无条件牺牲个人而服从集体.个人的作用几乎完全被否定了,个人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这是那个时代的要求.人们相信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真正为新事物开辟道路的先进人物一定是集体主义者,个人主义等于腐朽的资产阶级,是在时代叙述话语之外的.

个人主义的典型表现就是总不能忘记描写个人的感情、爱情、人情、人性、个人的趣味等所谓小资产阶级的情绪,这些被看成是不健康的“低级趣味”,是一种颓废的腐化堕落,甚至是反动的,所受到的批判自然也是最多的.比如邓友梅《在悬崖上》中的“我”渴望所谓有诗意的生活；《我们夫妇之间》中的李克,他一听到爵士音乐就放松了；《海河边上》把恋爱描写成为生活里边最主要的东西；《女工赵梅英》只是为了个人多拿钱才当积极分子；《洼地上的战役》中班长对于朝鲜姑娘金圣姬竟然“心里也还是一种模模糊糊的他也说不出来的感情”.无产阶级战士竟然也还有什么“慌乱甜蜜的感情”；《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竟然还要“听美丽的意大利随想曲”,“嗅槐花的香气”；周立波的《铁门里》竟然感叹青春易逝,说青春毕竟是不应该不幸福,而且想起这些就“漂浮在感情的海里,失去了一向的坚强”；《一个离婚案件》竟然把革命工作和爱情对立起来,追求丑恶的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爱情等等,这些都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式的“个人温情主义”,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享乐主义”.资产阶级的“个人唯心主义”从而受到无情的批判.所以实际上个人之“情”的咏叹成了一个禁区,人们不敢写情了.《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即使恋人银环张开双手赶过来准备迎接他的热烈拥抱,他也只是象征性地摸了摸她的头发；《人民的战士》中,刘兴告诉小万父亲小万受伤了,而小万的父亲不敢表示任何悲痛之情；当刘兴打仗打回家乡,意外看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时,他也一点表情都没有.这种抛弃个人之情的“零度叙述”虽然无情,必然导致文学的概念化、口号化、公式化等等,但是,这与被打成资产阶级的“敌人”相比,顺应这种集体叙述,虽然平庸化一点,但还不失为一种更安全的选择.

三、抛弃“个人”话语与融入体制

“个人”话语竟然成为当时社会的洪水猛兽.既然“个人”如此罪恶深重,那么建国后的文学叙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就是要抛弃个人话语,融入到一种“革命”、“集体”、“国家”、“人民”、“阶级”等宏大叙事之中,否则就会成为新体制的“罪人”甚至“敌人”.因为当时整个时代对于艺术的分析主要还是奠基于一种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的视角.在当时人们看来：“当今世界上的文艺只有无产阶级文艺和资产阶级文艺.因此,文艺不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就必然要树立资产阶级的理想人物.二者必居其一.”所以,像“个人主义”这样的话语既然不属于无产阶级,那么必然属于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誓不两立的话语氛围中,“个人”话语必然在劫难逃,成了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危险的导火索.谁不抛弃属于资产阶级的“个人”话语.在无产阶级的时代里自然就没有话语权,自然就是被的对象.1950年,丁玲在回答萧也牧的信时写道：“中国的文艺.不正是抛弃了那个徘徊惆怅于个人情感的小圈子么抛弃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孤独绝望.一些少爷小姐,莫名其妙的,因恋爱不自由而起的对家庭的不满与烦闷么”这表明,丁玲已经抛弃了“五四”时期的那种个人“自我表现”的吟唱,抛弃了五四引以为荣的所谓“个性解放”以及个人的苦闷、彷徨等个人叙述话语.“抛弃”一词正表明与“五四”个人叙述传统决裂而完全投身到集体叙述的话语中来了,这样也就能站稳脚跟而融入到新的文学体制之中,也就安全了.

舒芜为了回归体制而反省自己.在批判自己的“主观论”时说：“所谓‘个性解放’,或如我把它改装以后的所谓‘主观作用的发扬’,在实际工作当中,无非就是自由散漫,对抗组织,脱离群众,自高自大,孤芳自赏,这一类恶劣的作风.”同时舒芜在《文艺报》发表著名的《致路翎的公开信》,指出自己曾经坚持的所谓“个人生命力”的“主观”是“根本错误的,是与文艺路线背道而驰的”,自己要坚决抛弃,而且诚恳地劝诫路翎在内的那个“小集团”的其他成员都能够与过去作个“决绝的告别”.舒芜“表态”抛弃“个人”叙事,检讨自己过去的十年,“结果只有一无是处而已”,像这样完全否定掉自己,否定掉“个人”.舒芜也就“过关”了,也就成功地从“胡风反革命集团”中脱身出来,免于牢狱之灾,被新的文艺体制所接纳.而不肯否定自己“一无是处”的胡风、路翎等,则难以被新的文艺路线所接纳.这表明,实际上,新的文艺路线与一些从“五四”过来的人所坚持的“个人”启蒙道路是很不一样的,要么决绝地告别过去的“自我”融入到新的集体中来,要么被新的体制所抛弃.

其实,从“五四”过来的郭沫若早在1928年就宣布：“个人主义的文艺老早过去了,然而最丑恶的个人主义者,最丑恶的个人主义者的,依然还在文艺市场上跋扈.”郭老说自己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的一两年之内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总不免有几分僭妄.因此,郭老毅然决然放弃了个人主义,不再如“女神”时代那样“赞美我自己”,很早就成功地融入到了集体叙述的洪流之中.实际上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革命文学”,最主要的一个理念就是抛弃“个人主义”的话语,蒋光慈在《关于革命文学》中明确提出：“革命文学应当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它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革命文学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当时是为了革命而抛弃“个人”,而随着“讲话”确立的“工农兵”方向与“知识分子改造”话语,“个人”话语已经没有位置了,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体制里,为了“公有”的“集体”就更必须抛弃“个人”了.周扬说,“我们的文艺作品应当以积极培养人民集体主义思想.克服人们意识中的个人主义作为自己的任务”,所以新时期的文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抛弃“个人主义”的叙事话语.个人主义似乎成了那个时代的“人民公敌”,周扬说：“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万恶之源.”刘白羽也说：“在社会主义原则下,什么是最肮脏、最丑恶的东西呢就是个人主义.它经常在那儿以卑鄙自私的个人目的破坏集体.我们应当在我们的报纸刊物上把文学上的个人主义搞臭,不让它再伪装骗人.”在这种形势下,甚至说一个“我”字都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我”这个字本身就是腐蚀灵魂的罪恶.比如艾青那首名诗《向太阳》中开头一段：“我起来――像一只困倦的野兽,受过伤的野兽”,姚文元为此批判道,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艾青的出发点还是‘我’”,所以“他的立场还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这样,“我”这个字都说不得了.

这时候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链条：个人等于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等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自然等于反动落后腐朽,落后腐朽自然就应该消灭干净了.个人、个性、个人主义成了让人望而生畏的同义词,混淆了它们之间的差别,抹煞了它们的意义,个人话语经过这一系列的“转换”,已经被牢牢地钉在了罪恶的十字架上,完全失去了生存的空间.这时候谁如果还不能干净彻底忘却、抛弃“个人”叙事,还要“感情泛滥”,还要留恋各种个人叙事,谁就要不可避免地陷入与主流权威话语挑战的漩涡之中.当年路翎面对批评时百思不得其解,连巴金这样的作家都发表了《谈<洼地上的“战役”>的反动性》,路翎也发表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的文章,表达自己的困惑.路翎不知道巴金已经认识到了“个人”在新社会的位置了,巴金说：“个人主义思想会或多或少地阻碍社会前进,损害集体的利益.社会主义社会中绝不能容许个人主义思想存在.”这表明巴金已经适应了新环境.暂时抛弃了“个人”叙事,而路翎还没有认清形势.还没有从“五四”的个人叙述中转变到“文艺路线”的集体叙述中来,还“固执己见”,这是痛苦产生的一个源泉.在“五四”的风潮中,徐志摩自我标榜为“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并为此而自豪,在建国后的时代叙述中,谁如果在个人主义问题上“不可教训”,不愿意与“个人”决裂,把“个人”挂在嘴边,就必然要受到时代的“教训”.“五四”是充分个人意义上“人的觉醒”的时代,也是充分个性表达意义上的“文的觉醒”的时代,而新的集体叙述的法则是对这“两个觉醒”的去觉醒化.这实在是一个悲哀.

这充分说明,在“革命”与“公有制”的集体话语体制之下,“个人”逐渐由一种“进步”的力量滑向“落后”、“反动”与“罪恶”的泥潭,被当作毫无价值的一个概念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关于个人主义地位的这个“变化”,周扬在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时,对此曾有过很好的回顾,他说：“回想当年,个人主义曾经和‘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等等的概念相联系.在我们反对封建压迫、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给予过我们鼓舞的力量.19世纪欧洲文学的许多杰出作品经常描写个人和社会的冲突,愤世嫉俗、孤军奋斗和无政府式的反抗,这在我们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曾经热烈地欢迎易卜生,欣赏他那句‘世上最孤立的人就是最有力量的’名言.我们中间许多人就是经过个人奋斗走上革命道路,背着个人主义的包袱参加革命的.”这无疑告诉我们.个人主义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曾经起过进步的作用.但在新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新社会里,个人主义已经没有什么进步意义了,只能是和“无政府主义”,和“不服从党的领导”.和“脱离群众”等联系在一起而成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了,已经不适应时代精神了.已经是一种“落后”的“包袱”了,我们应该及时抛弃个人主义了.不抛弃个人主义,就无法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无法真正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相反只会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分子.但是我们有的作家偏偏还不能那么快、那么彻底地“否定”掉那个“个人”,在精神灵魂里还觉得“个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不愿意立即完全否定掉“个人”,这成为他们与时代之间痛苦摩擦的深层原因之一.

胡风总是说“五四”文学传统被“否定”了,当然他不敢说否定了“五四”文学传统,而是说周扬等人执行的文艺路线“实质上是否定了五四传统和鲁迅,是用庸俗机械论代替了对于现实主义及其发展情况的理解”.胡风的话当然是深刻的,但在当时指出这一点却是一个悲剧.“十七年”时期人们言说“五四”的意义主要是就它的社会革命性质而言的,也就是所指出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而言的,而它的那些个人话语、情感话语、批判话语等都因为主要参加者是“小资产阶级”而被否定了.林默涵曾经在《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说：“五四新文艺的主潮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一点上虽然是革命的,虽然是受无产阶级领导的,但并不是因此而没有缺点,没有严重的缺点.例如,这个新文艺的队伍,主要是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他们倾向革命,同情工农大众,但同时又具有脱离工农群众的严重缺点.”所以,“五四”文艺实际上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文艺”,因为“脱离工农大众”而存在“严重缺点”,受到了批判.在“十七年”时期不绝如缕的各种文艺批判中,对个人主义的批判总是首当其冲,个人主义成了小资产阶级的“本质”.史笃在《略论小资产阶级文艺》中说：“小资产阶级的一切特质,尽管有说不尽的千变万化的种种表现.但是归根结蒂,还是那资产阶级的本质：个人主义.”可见,在建国后那段时间里,“个人”话语真成了万恶之首了.在一次次简单化的“个人”与“集体”对立的批判中,“五四”累积起来的那一点“个人”话语也一次次地耗散,最终几乎消耗殆尽,在叠加的宏大叙事中几乎夭折.

现代个人觉醒意义上的“个人”话语,在“五四”启蒙时期蓬勃生长,陈独秀“五四”时振振有词地说：“社会的文明幸福,是个人造成的,也是个人应该享受的；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执行意志,满足,是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始终不变的.”陈独秀认为个人的基础地位始终不变,但是由于中国民族革命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初一段时间的“阶级斗争为纲”,个人的这种生长被中断了,这也是他始料未及的.所以虽然“五四”过去快一个世纪了.但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人话语还是发展不够充分的.在“个人”话语上.与“五四”文学传统开掘的深度、广度相比.建国后完全抛弃个人话语的文艺叙事机制实际上是某种程度的倒退,让经过“五四”洗礼已经觉醒的一代作家,再倒退回到一种相对落后的统一的“集体”、“阶级”、“国家”、“人民”等空洞宏大叙述中,这自然是很困难的,这也是为什么即使不断被批判.仍然还有继起者不断往火坑里跳,还要谈什么“文学是人学”、“人情、人性”的原因.而为了免于被批判,当时一些从“五四”过来的作家纷纷否定自己的“五四”作品,如曹禺说自己贸然以所谓“正义感”当作自己思想的支柱,“是非常幼稚、非常荒谬”的,茅盾说自己“五四”作品过分强调了悲观怀疑、颓废的倾向,冯至说自己只表达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一些“稀薄的、廉价的哀愁”等等,作家们纷纷用这些来表示自己与“五四”的“个人”话语告别、与过去断裂而融入新的文学体制.不知多少是真心,多少是无奈.让文艺这个最具个体创造性的事业“告别”个人话语,这对于作家们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深层次的痛苦,这必然导致他们的创作灵感在一定程度上的干涸.个人话语成为“禁区”是“十七年”文艺成就相对降低的原因之一,是“十七年”文艺的悲剧之一,也是社会进步的阻碍之一.

个人的绝对化确实可能导致社会的崩溃等一系列问题,但是把个人与集体完全对立起来,把个人与某个特定“敌对”的阶级如小资产阶级联系起来,认为“个人”是小资产阶级的专利而必欲清除之,把个人的危害作用夸大化、扩大化,把个人当作洪水猛兽,抹杀个人在任何社会存在的价值与合理性,甚至“妖魔化”个人,完全没有个人存在的空间,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没有了“个人”,我们还剩什么呢每个人,是我们的起点,也是我们的终点.而值得欣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重拾个人话语.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提出.“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肯定了个人话语的合法性,个人、人道主义的讨论又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个人、个性又开始重新回到文学的价值谱系之中了,这让我们又接续上了“五四”文学的个人传统,是继续“启蒙”的解放.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直到现在,充分意义上的个人话语对于我们来说仍然还是一个未竟的事业,个人的无限性还远未得到充分的尊重与发掘.我们曾经把个人话语“当做敌人加以防备”,而且以“彻底搞臭它”而后快.经过长时间的中断和停止,再加以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所以直到现在,我们对个人价值的真正尊重实际上还显得很不够,在某些方面,个人话语的自由空气甚至还很稀薄,在个人话语的深度、广度探索上,我们还要继续“补课”.而现代社会最本质的特点之一就是平民个人的崛起,个人话语的程度是现代性程度的标志之一,是一种进步的力量.在当前中国来势汹汹的现代化进程中.物欲、浮躁与体制的束缚等都使得个人湮灭的现象还比较严重,所以现在我们探讨个人话语并不过时,相反意义重大.当然,我们重提个人话语并不是提倡什么“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绝对个人主义,个人话语和绝对的个人主义是另外一回事.

[责任编辑：戴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