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化与经济生态结构

[摘 要]生态文化以极大的包容性、整合性甚至是基础性、有机性改变着人的价值观及文化存在.经济活动作为生态文化与复合生态系统整体运行的保证,必然内蕴着巨大的文化因素,它对人类整体文化的构形及演进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不可缺少的.经济的生态结构表现出人的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的不可分离性.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与经济活动的存在方式必须纳入“自然的经济体系”整体结构中,既显示人类活动的特殊性,又呈现人的生态化存在的必然性.

[关 键 词]生态文化；生态经济；经济生态结构；复合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11）06-0050-07

[作者简介]盖光（1956―）,男,山东烟台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生态哲学与生态经济研究.（山东淄博255049）

Title:Ecologicalcultureandstructureofeconomicecology

Author:GaiGuang

Abstract:Ecologicalcultureisopen,consolidatory,basicandanic.Itchangesourvaluesandculturalbeing.Economicactivitiespromisewholeoperationofecologicalcultureandecologicalsystem,containgreatculturalelements,aswellasadvanceconstructionandpromotionofhumanculture.Ecologicalstructureofeconomyshowsinseparabilityofman’seconomicalactivitiesandnaturalecology.Human’swayofmaterialproductionandeconomicalactivitieustbecontainedinawholestructureof“naturaleconomicalsystem”,whichshowsnotonlyparticularityofhumanactivitybutalsonecessityofculturalbeingofhuman.

Keywords:ecologicalculture,ecologicaleconomy,structureofeconomicalecology,poundecologicalsystem

生态文化作为人的存在的根本状态及价值观的转向,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形态,并不限为古代农耕经济文化和近代工业文化的历史性延续,而是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甚至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等相并行的文化类型；它也不是以雅与俗、贵族与民间、地域与国别以及由历时性与共时织而成就的文化模式及文化形态,而是“人的新的生产方式,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产方式”,“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①是与复合生态系统相并行并使其系统运行呈现文化样态的文化形态.生态文化不仅将经济结构调适为生态化、文化性的结构,而且“将人－社会－自然生态系统看作价值系统,因而要求文化价值取向应立足于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从人、社会、自然的协同发展出发,选择文化发展方向,规范人的社会实践活动”.①生态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整合性、系统性、调适性,甚至是基础性、有机性、生成性及可持续性,是需要我们改变价值观、行为方式及文明构成方式才能认同并守持的文化形态.生态文化调适经济活动为生态化、文化性的基本条件是要呈现经济的生态结构,需要表现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的不可分离性,进而表现人在生态化条件下生存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生态文化与经济生态结构的文化征象

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与经济活动的存在方式必须纳入“自然的经济体系”的整体结构中,成为生态系统循环往复运行中的一个环节,同时也是呈现生物多样性与共生性的一种特殊的组织样式.

在发展理念的促动及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经济活动总是会截断自然和经济的这种循环,使之处于一种悖论状态,有时甚至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如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斯奥康纳（JamesO’Connor）所言：“自然界对经济来说既是一个水龙头,又是一个污水池,不过,这个水龙头里的水是有可能被放干的,这个污水池也是有可能被塞满的.自然界作为一个水龙头已经或多或少地被资本化了；而作为污水池的自然界则或多或少地本非资本化了.水龙头成了私人财产；污水池则成了公共之物.很显然,水龙头是资源衰竭的一个隐喻；污水池是污染的一个隐喻.”②我们所言的生态文化以及经济的生态结构要求人类的经济活动必须是有节制的,这种节制既包括自然生态中资源、能源的有限性与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度,更包括人类自身发展的限度及“顶级”性的内在有限性,同时还必须存有公平、正义性及代际性关注等多种文化与政治性因素.如拉兹洛（ErvinLaszlo）所言：“人类面临着一个严峻却得不到广泛认识的问题,即决定人类存亡的不是外部极限,而是内在限度；不是地球的有限性或脆弱性导致的物质极限,而是人和社会内在的心理、文化尤其是政治的局限”；“世界上许多问题是由外部极限引起的,但根子却在内在限度.”③“内在局限”的严峻要求使我们必须由内而外地通过认识来解决这种局限性,即积极把握外部极限,不断地清理、净化“污水池”,并保持及补偿“水龙头”的生态功能,体现其生态节律及永续性.事实上,这多种因素是一致和一体化的,是以系统整体特性来保证人类能够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因素.但我们还必须看到,要实现经济生态结构的这一系列要求,仅靠经济自身运行是难以完成的,还必须依据社会、精神、文化系统的整体运行,而这种运行又必然呈现生态一体化的运行节律,形成生态文化的整体性风貌.

生态与文化的有机合成既是现实的需要,更是历史的必然.研究生态系统是现代生态学与经典生态学在研究对象上的一个主要区别,这个区别的核心实际上就是关于人的问题,而只要是涉及人,就必然呈现为文化问题.生态学的历史性分野既包含如何认识与调控人的存在及人的发展的问题,更涉及如何把握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问题,并且将人的生存与发展同生态系统的存在及平衡性运行节律保持适度性、节奏性、协调性、平衡性及可持续性.经典生态学所关注的主要是生物世界,或者是生物种群、群落本身,以及它们相互间、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很少涉及自然、环境与人及人类社会的关系,更不可能关注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精神/文化等一系列的问题.现代生态学则是将这一系列关系及各种问题进行了全面拓展,它所涉及的整个生态系统,其中就包括人本化、人文性的景观系统、环境系统及全球系统,更将人类存在系统作为其主要的研究对象,并且它直视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关注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活动以及精神文化活动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的各种影响.

如果利用生态学的思想以及拓宽生态学的视野,或者构建生态文化机制及生态文明体制,是完全有可能认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也能够较为深刻地认识到：生态学及对生态系统的研究应该全面涉及人类的存在问题,需要渗透到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并就此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由生态文明的历史特性及现实要求而凸显的人类文明的最高程度,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人类的文化存在及生态文明的要求突出了人的存在的系统化、整体性及生态化,表明人这个特殊的“类”的整体素质及其生存与发展的程度必然具有生态化的特点.事实上,人的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在于人类认识和解决生存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的能力,这不仅包括合理调适人类经济活动结构,合理解决自身社会、政治、精神、文化中的各种矛盾,更内存有解决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生态矛盾,并祈望生态公平.产生解决生态矛盾的方法并祈望生态公平,不仅是指人对自然的态度、获取自然资源及财富积累的方法,还应该包括现代人的生存活动对后代人的发展能否有公平的意义指向.人的素质程度所显示的人类文明及文化征象,还体现在人类对自身的批判性、质疑性、反思性等方面,以及人们以问题意识为价值取向的化解矛盾的能力,以生态文明精神体现人类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控制的能力.

生态文化与经济活动具有一致性.一方面,经济活动为生态文化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成为人类生态活动及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作为基础和保证,经济活动也必然内蕴巨大的文化因素,并作用于人类整体文化的构形,对人类文化演进同样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就经济本身的特性而言,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及社会运行方式,其本身就包含有多种精神及文化性的存在样式.国内有学者通过对市场经济的精神文化特点的分析进行了这样的评价：“市场经济的主要文化精神,具体表现为市场主体的竞争精神,内含于市场经济中的科学技术含量及其经济活动主体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精神,以及市场活动主体为了追求经济效率的科学管理精神和为了维护市场经济有秩序有规则的运行所体现出来的法制精神.”①经济活动所体现的这四大精神又必须连接经济运行的制度与体制,既保证制度与体制建设的基础,又合理推进制度与体制的发展及完善,由此而形成系统整体性的经济文化运行逻辑.如果说经济运行的这一系列精神特性同制度与体制建设相伴随带有一定的硬件性及手段性的话,那么,这一切活动方式的实施还必须融入社会道德的软性机制,从而构成经济活动的文化征象.道德既是社会生态的构成元素,也是人的精神文化活动的主要构件.在经济活动的生态化与文化化的机能中,道德作为文化构成元素还必须内蕴这样几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既有普泛性,又具有补偿性.因为它是所有精神构成要素及经济主体活动都应该坚守的原则,同时它可以作为竞争、法制、科学等运行方式及手段的合理补偿,对这些活动不完善的方面进行补偿.其二,既可以显示精神激励的功能,又能够显示其约束性职能.道德的激励机制往往不是硬性的及物质化的,这种激励往往以社会评价及价值评价的形式展开,其中包括制度及体制性激励,更包括社会公正及正义性激励.道德的约束性不仅适用于经济活动的行为主体,同时也适用于政府主体及社会公众行为.其三,既具有渗透性,又是一种调节器.道德不是独立于社会运行、经济活动及人行为方式之外的文化构成要素,而是渗透到社会存在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甚至各个角落,渗透到人们的精神心灵中,是人们一切活动必须恪守的活动原则.它作为一种调节器既调节个体行为,也调节群体行为,同时还要调节社会整体及政府行为.作为体制性道德,它显然还有调节体制行为的能力.

经济运行的生态结构有如人的活动,必然需要道德关怀及人文性的注入.经济活动造成的资源、能源、环境以及人的精神存在自由度的缺失,不仅需要物质性补偿,更重要的还需要道德及人文性的补偿,这实际上是人的自我补偿,也是一种精神生态补偿,这是人能否最终获得幸福感及健康性生存的呈现.道德及精神性补偿还体现出人的义务、责任及反馈性,不仅是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反馈,同时还呈现出人的整体活动对自然生态及生物多样性的反馈.英国生态主义学者布赖恩巴克斯特（BrainBaxter）就说：“如果自然界能够尽可能的多样化,对人类来说,他们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之间紧密联系的选择机会就越来越多.这些都是增进人类幸福生活的重要因素.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就要培育某种重要的道德关怀,以最为广泛、最大程度地保护自然的多样性.不过,这是一个人类对于多样性拥有道德责任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按照多样性在于它本身而进行独立的道德权衡的问题.”①这既是人类自我的道德关怀,也体现出人类对自然的道德义务,因为“人类是有责任为这个星球上的其他栖息者的权利进行辩护并予以捍卫的道德写作技巧人.这样一种权利意味着,人对大自然负有义务和责任”.②

二、复合生态系统中的经济链条

生态系统（ecosystem）一词是由英国植物学家A.G.Tansley（1871-1955）于1935年提出的.Tansley特别强调了生物和环境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强调了生态系统内部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在功能上的统一,并把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当做一个统一的自然实体.他认为：“整个系统（具有物理学的概念）,它不仅包括生物复合体,而且还包括了人们称为环境的各种自然因素的复合体.等我们不能把生物与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分开,生物与环境形成一个自然系统.正是这种系统构成了地球表面上具有大小和类型的基本单位,这就是生态系统.”③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中曾经界定了生态学中的一些基本用语,其中在解释“生态系统”时称,生态系统是“指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群落和它们的无生命环境作为一个生态单位交互作用形成的一个动态复合体”.④显然,这个文献是就生物多样性本身而论的,在这个界定中,尽管没有具体涉及人的问题,但生态系统作为一个“动态复合体”,理应是有人参与的整合体,因为人理应是生命存在的群落,人的一切活动都需要与环境进行物质转换、能量交换及信息传递,这三者就构成了生态系统运行最为基本的规律.作为吸纳人来参与并且呈现动态机能的生态系统,它应该具备多层次的特征.正如英国学者马尔特比（MaltbyEdward）等从生态系统管理的角度所进行的论述：生态系统首先是一元、系统整体的,它“将植物、动物、人类社会以及环境整合在一起”,“主要强调一个完整或整体系统的功能”.其次,生态系统是组织、协调化的,它将系统间“各组成要素的等级划分为了解复杂关系提供了方便,同时有助于数据收集的组织化”.第三,生态系统强调“功能作用”,它注重研究“系统每一组分的因子”间的相互影响.第四,生态系统是一种普适系统,它可以“利用普通系统理论的规则和概念来预测一个生态系统中单一或多个变量的变化影响”.①第五,生态系统是一种文化构成系统.“动态复合体”还应该是文化构成,而且是更加宽泛、更加广义的文化.事实上,可以呈现我们所探讨的生态文化,或者是生态文化的现实化、具体化,这其中更加突出了人的能动作用,突出了人类文化构形的积极作用.

生态系统作为一元整体化的、具有自组织功能的“动态复合体”,其基础实际上应该是由生命的存在系统而组成的,是由生命的运动系统而形成的,因而它必然要呈现为“生生”的动态结构.我们可以将自然宇宙系统和地球存在系统视为巨大的生命体,视为巨大的“生生”运动的系统.在地球生态系统中,不论是植物、动物还是人类社会,不论是人的个体生存还是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各种精神活动方式,都可以整体化地组合在这个“复合体”中,并使之成为复杂的、动态的、多层次的、立体性的、有组织的系统结构.复合生态系统中社会、经济、自然链条的结构趋向不同,既表现人的活动的选择、递进及反馈、循环机制,也显示出一种价值立场的问题.它会引起我们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态系统的关系及构成方式的不同认识,并进而引发我们对人类的生产及生活方式或者直接就是人的生存方式的不同的价值体认,从而影响对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的确证,干扰“动态复合体”对人之生存的意义指向.显然,这里要涉及系统运行及“生生”节律的两个方向,即“社会-经济-自然”方向及“自然-经济-社会”方向.事实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序位排列问题,因为检测如序位置换必然会引发人们对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生态系统之关系的不同态度,同时也直接涉及我们在认识、理解、把握生态系统时,在从事人类的社会实践及经济活动中,如何确立人类在系统中的位置；同时还会涉及一个有关“中心”性观念的问题,而所谓“中心”性观念就是指曾经引起人们广泛争议的人类中心、自然中心以及生态中心的问题.在我看来,不论哪种中心,人的存在不可能偏离自身的自然特性,人必须通过人的自然存在状态及生态运行方式确证自身在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这就要求人的生存与发展必须是生态化的,人的经济、社会、文化活动必须要呈现生态存在状态.如果破坏及背离生态化,那么人的存在就必定会受到危机的胁迫.由此看来,由“自然-人”而展开的“自然-经济-社会”的运行节律更符合生态系统的结构本性及演替规则,也符合人的生成性与“自然的人化”的规则及演化节律,同时也更符合人在生态系统结构中寻求、确证以及科学、合理地调节自身的生态位,从而构建人类自身生态化生存的本性.

复合生态系统是人的生态活动的系统,理应呈现为文化的状态.事实上,我们所言的生态文化,实际上应该是在这种系统构成中的文化.上述分析表明,不论是哪种序列,或者是哪种运行链条,经济活动都是相似度检测,是中间环节.经济的生态结构在复合生态系统中的这种相似度检测关系还使之起到双向辐射的作用.作为自然向人的物质转换机制,作为人的经济实践和财富的积累方式,它向社会、精神、文化结构辐射,为人类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滋养,表现自然生态对人类活动的怎么写作性及生态支持.同样这重机制还形成循环、反馈及补偿机制,表现经济活动向自然生态的辐射,这一环节表明人类活动不仅需要通过经济活动获取生存滋养,同时还要通过经济活动将人类活动状况反馈于自然生态,不论是有益于自然生态状况的活动还是不利的活动,不论是物质生产性活动还是精神文化性活动,最终都会通过经济活动作用于自然生态,以体现人类在生态循环链条中的可持续性生存与发展.

经济生态结构作为复合生态系统的重要构成要素,作为人的生态化存在及发展的必要滋养及物质支撑基地,理应以文化的形态体现其职能作用,理应体现与生态文化的一致.其一,经济生态结构是社会平衡机制的推进力量,并且是生态存在的关系性、动态性、节律性保障机制.其二,经济生态结构也展示人类文明程度,并且能够聚集人类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文明成果,由此而支撑生态文明建设.其三,经济生态结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及人与自身多重的生态关系的主要支撑结构.其四,经济生态结构是人类与自然生态建立关系的基本构成要素,也是人类生态存在对自然生态形成反馈机制的主要结构.

三、生态文化促生经济生态的多重意义

生态文化强调生态整体性,明确人类在生态系统整体中作为一个“类”存在的特性,并认为“人和人类社会是自然生态系统自组织进化的产物,人和人类社会产生以后又作为相对独立的主体,以自身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的活动,参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演化过程”.①生态“类”存在特性体现了人的生态群落效应,实际上也运行着这种双重的自组织过程,而这种“类”的自组织演化实际上就是人的社会生态存在结构.

经济活动在生态文化结构中的存在方式尽管是多样化的,但总是要体现经济活动的本性,总是要实现经济活动的目的性.经济活动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人的存在.人的生存与发展使人成为利益存在的主体,因为人必须有基本生存需要.要满足人的需要,人类就必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人的需要不仅是肌体的、物质的,同时还有社会化、精神性及文化的含义,这就使经济活动在满足人的需要问题上,不仅是物质肌体性的,也是社会、精神、文化性的,是多重需要的经济生态合成.人的精神文化需要的不断满足,又会不断地平衡利益及单一性物质需要,而使经济生态结构同样呈现文化品性及样式.

第一是动力机制.人的生存需要与利益的存在使人的发展有了驱动机制,经济活动的动力性主要还是由利益取向的最大化来呈现的,而利益取向又时时由人的需要指数的不断增长、人们对生存质量的不断寻求所掌控.驱动机制的形成往往使经济活动显示出过程性与结构性的统一,而最终由效率指数来展示其结果.在生态文化视野中看经济活动的驱动性,首先要求这种动力机制必须是生态化与文化化的,同时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又要求经济的过程性与这多重结构必须体现文化特性.经济的生态化不仅体现为经济活动过程与结构的生态平衡,还要求经济活动的入口与出口的生态化.其中入口主要涉及资源与能源的有限性.经济活动的文化特性或者是生态文化特性所要寻求的入口的生态平衡,主要是解决资源、能源的有限性与人的需要及利益追寻的无限性的矛盾.出口显示着终端的效应,主要涉及污染问题,生产、生活的废物及垃圾如何处置,资源、能源能否再利用及再生性等问题.人的利益与需要追寻的无限性往往会促使人们不断地扩大生产及片面发展,除了极度地占有资源、能源外,在出口方面则是极度地排泄生产与生活废物而最大范围地污染环境、危害生态,严重影响生态平衡性节律及人们的生存健康.经济生态构成的生态文化特性就是要我们主动地寻求出口的平衡,既减少及降低污染,构筑循环经济机制,形成资源、能源的循环利用,又不断地转换终端,或者是延长终端.

第二是支持发展.生态文化与经济生态结构的一致性还体现了这样的道理：经济活动效率的高下与物质财富的多寡并不一定就显示经济活动的强盛,也不一定就是人类成就的主要表征.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要求人们的财富观念中必须充蕴生态财富.所谓生态财富一方面要求经济活动的成本计算不可忽略生态成本与环境成本,因此财富的存有就不可能是略去生态与环境成本的财富；另一方面,生态财富要求经济活动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必须寻求生态平衡,不仅是经济活动过程与结构的生态平衡,更重要的是引领人们确立发展观念的生态平衡.事实上,这一切都必须是文化性的.如果不将经济活动转换为生态化与文化性的运作,将生态观念与文化观念支撑财富观念,而仅仅以利益需要以及单一效率来支撑、来驱动,那么,经济对发展的支持就是片面的、非协调性的,因而就难以形成协调及可持续性的发展.经济活动对发展的支持,除了其物质基础性和财富性以外,还要不断地引领人们的消费由片面的性消费、单一的物质与肌体性消费,向充蕴着精神文化性的生态消费、绿色消费转换,以不断地形成科学的发展观及生态化的发展观.

第三是价值平衡.在利益取向最大化的经济活动条件下,价值主要体现为实用性,是一种量化形态或者是感性形态的,是非理性的.生态文化与经济生态结构的一致性要求我们应该将经济活动放到生态文化的视野中去审视,价值必须蕴涵理性精神,并将经济活动的生态平衡作为一种价值呈现.价值的理性精神并没有排斥价值的实用性以及所呈现的需要与满足需要的节律性,事实上,这里更强调的是价值以其理性存在的方式呈现着公平、公正与正义性.所以,我们认同价值的平衡意义,主要不是片面强调生产过程及物质财富实现过程的价值平衡,也不是局限于交换关系中的价值平衡态.公平、公正与正义性意义上所要求的价值理性起码有三重含义：其一是社会存在整体条件下普遍的平等与正义,这其中既含有生产及经济过程中的平等与正义,也包含分配、交换、消费过程所必须具备的价值主体的人格平等.其二是作为生态文化条件下的平等与正义,它要构筑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关系,也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并在共生性、互惠互利性的意义中构筑人的活动,启动经济活动的有效性.其三是代际间的平等与正义.这就是说前代人的任何活动必须顾及后代人,这不仅是为后代人创造极大的物质财富,构筑丰厚的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为后代留下蓝天、碧水、绿地,为后代人留有可以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能源与环境条件,体现代际价值及未来价值.

第四是制度体制.不同的经济制度也会形成不同的经济体制,也会产生不同能量的物质基础,以及形成发挥物质能量的不同效应,从而产生不同的经济职能.把握经济的制度与体制实际上可以有两个层面,一是利益性层面,二是职能性层面,而这两个层面又可以表现为两种结构.当经济活动作为制度而存在时,它更多地是与社会利益及其结构相联系；当经济活动作为体制而存在时,它更多地是与社会职能及结构相联系.经济活动的根本特征就是利益的取向最大化,是追求高效率,这种利益的取向与高效率就成为经济活动的基本价值追求.经济制度是基础,体制是保证,这就是说经济活动价值取向的最终实现,尽管必须体现制度性价值,但同时又必须有体制的职能为保证,因为体制不仅体现经济的社会职能结构,同时还内蕴着政治化因素.事实上,我们这里所论述的这种经济生态活动的体制与制度,不仅限于经济活动,更重要的还体现在相互间的转换形式方面,必须以这种制度与体制的根本方式来保证复合生态系统的运行,保证生态文化机能的生成与延续.

责任编辑：胡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