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回医药述评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识码：E文章编号：1002-0586（2013）03-0111-05

一、回医药历史研究

国内对回医药的研究始于民国年间的回族史领域,以穆斯林对中国医药的贡献为切入点,研究回医药的发展史.著名历史学家,也是回族史的奠基者陈垣于1923年在《国学季刊》第1卷第4号上发表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和1927年在《东方杂志》第25卷第l号上发表的《回回教传人中国史略》两文中考证了穆斯林在医药领域的成就,指出李殉、李玹世业香药,并知医术,与丁鹤年兼擅医术同,为回回风俗,并指出东师图书馆善本室有《回回药方》三十六卷,钱大听《补元史·艺文志》中有《萨德弥实瑞竹堂经验方》十五卷.

著名历史学家,也是回族史的奠基者白寿彝于1937年4月在《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4期发表《宋时伊斯兰教徒底香料贸易》一文,后增删为《大食商人在中国的活动》,此文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梳理了大食商人在中国的贸易活动,尤其是香药贸易,提出大食商人贩卖到中国的香药对中国的医药方剂有一定的影响,并对“香药”予以定义,指出宋人所谓“香药”,按字而讲,应该是仅指香料和药材,但在行政的惯语上,却常附有香料药材以外的东西.

刘风五在1941年发表于《西北论衡》第9卷第11期上的《回教徒对于中国医药的贡献》一文以穆斯林对中国医药的贡献为突破口,概括介绍了穆斯林自唐宋人中国以来,历元明清数代对中国医药的贡献,此文奠定了民国时期国内回医药研究的基调,也是笔者目前发现的唯一一篇民国时期相对系统研究回医药的文章.

除了以上3位学者之外,民国时期从事回族学研究的学者们都或多或少的涉及穆斯林对于中国医药的贡献,如金吉堂、傅统先等人.民国时期回医药研究基本在历史学领域展开,且以回回人对中国医药的贡献为突破口,并兼及中国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在医药领域的贸易和交流,虽然成果单薄,却开创了回医药历史研究之先河.学者们以敏锐的眼光,已经找到了回医药研究的重点和方法,即以回回人在中国医药领域的活动为切入点,梳理回医药发展史,这是研究回医药必须要做的奠基性工作.然而,民国时期,西医东渐,中医衰落,民族医学更是无人问津,故此陈垣、白寿彝、刘风五等学者关于穆斯林对中国医药的贡献的研究并未引起回族学界和医药学界的重视,国内关于回医药的研究也就此搁浅.

1989年,“回族医药学术讨论会”在西安召开,于文忠在会上提交的《中国回回医药史略》一文接续了民国学者开辟的回医药历史研究传统.《中国回回医药史略》从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香药贸易入手,重点阐释了唐宋时期传入中国的香药和蒙元时期遍布天下的回回医药、医家、医书,并提出了关于回回医药发展史的重要论断,即回回医药在中国的发展史是：创兴于唐,发展于宋,鼎盛于元,衰落于明清；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医学吸取了回回医药经验的有益成分,融合成了中国医学的不可分割地组成部分,成为中国回回医药衰落的特点.于文忠关于回回医药发展史的论断一直被后来的学者所沿用,但此论断还需要丰富的史料来证明.

2005年,单于德的《回族医药简史》沿用了于文忠关于回回医药发展史的论断,即回回医药创兴于唐,发展于宋,鼎盛于元,衰落于明清.《回族医药简史》一书以时间为序,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回回医药发展史,提供了较为详实的史料,是目前为止研究回回医药发展史最显著的成果.虽然单于德的《回族医药简史》一书为回医药史研究者提供了许多史料来源,但此书进一步渲染了于文忠关于回医药创兴于唐,发展于宋,鼎盛于元,衰落于明清的论断,使得后来的研究者对回医药失去了信心.我们仔细梳理回医药发展史后发现,回医药的发展史并非于文忠和单于德所渲染的模式,而是伴随着回回民族的形成,阿拉伯伊斯兰医药逐渐中国化的一个过程.另外,单于德的《回族医药简史》一书虽然提供了许多史料,但是并未严格注明史料来源,这就需要后来的研究者重新核实史料的出处.即便如此,《回族医药简史》依然是目前研究回医药史最重要的著作.

二、回医药理论研究

回医药理论研究始于安迪光.1992年,《中国穆斯林》连载了安迪光讨论回医药理论体系的文章《论东西方医药文化高度结合的历史经验——从中国回回医学的形成与发展谈起》（1992年第6期、1993年第2期）.安迪光认为回回医学是阿拉伯伊斯兰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结合的产物,而阿拉伯伊斯兰医学则兼收并蓄了古希腊、罗马、印度、波斯及阿拉伯诸民族的医学成就和医学思想,并与伊斯兰哲学密切相关.安迪光由此提出“回回医学是东西方两大医学体系高度结合的产物”的重要理论,即“东西合璧”说.继民国学者们开辟的历史学领域后,安迪光提出的“东西合璧”说开辟了回医药研究的另一个领域,即从回医药学与阿拉伯伊斯兰医药学以及中医药学的关系人手,来解决回医药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回医药学的理论体系问题.作为研究回医药学里程碑式的理论,安迪光提出的“东西合璧”说一直指导着此后的回医药研究工作,但由于各种原因,安迪光提出的理论体系并不完整,研究资料也不是很全面,其后的学者们只是引用安迪光提出的理论,并未反思和完善这一理论体系.

2005年,单于德的《回族医学奥义》一书从真一七行、四液四性、脏腑气机、病因病理以及治疗原则等方面比较系统的论述了回医学的基本理论.真一七行论是指天地万物从“真一流溢”开始形成秩序,气、火、水、土,谓之四元,金、木、活类,谓之三子,人体是一个微观的宇宙,人体“小世界”与宇宙“大世界”之间无限运动和交流,从而出现生命体的健康与疾病；四液四性论延续了古典医学白液质、黄液质、红液质以及黑液质四种体液体质学说,认为四液质比例失调,人体即发生疾病,并由此演化出四性四气学说；脏腑气机论认为心脑相应,主宰着人体的五脏气机,并由此提出回医所独有的气力学说；病因病理论认为秉性衰败是治病的主要因素,此秉性衰败与体液、体质以及四性四气都有密切的关系,而治病的因素有先天和后天之分；治疗原则遵循病因病机论,调理失衡的体液体质,从而清除治病因素,达到新的平衡.《回族医学奥义》一书是目前为止,回医学理论方面的重要成果.单于德基本延续了安迪光关于回医学理论体系的论断,可以说《回族医学奥义》一书是对安迪光提出的“东西合璧”说的具体阐释,但无论从史料的丰富性,还是逻辑的严密性来说,此理论体系均尚待完善.2013年,牛阳组织宁夏医科大学回医药研究院的众位学者编著的《回医学基础理论》一书即将出版.此书从回医基本理论、体液禀赋病证学说、脏器、经脉、气力、病因病机、预防与治法等方面对回医基础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梳理和阐释.此书在安迪光和单于德提出的回医药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增添了较为翔实的史料支撑,并进一步加强逻辑的严密性,力图解决长期困扰回医药发展的瓶颈问题,构建完善的回医药理论体系.此书依然是对安迪光和单于德提出的回医药理论框架的完善,学界对回医药理论体系的探索将继续深入.

三、回医药文献和文化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力发展民族医药政策的引导下,各民族医药学迎来了其发展的春天,回医药学也不例外,国内掀起了一场回医药研究的,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989年在西安召开的“回族医药学术讨论会”可以说是新时期回医药研究的起点,具有重要意义.此次会议提交论文80多篇,这些论文围绕回医药学科属性、历史、文化、典籍等问题展开讨论,成果显著.1990年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将此次会议论文结集出版为《回族医药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成为新时期研究回回医药不可或缺的一部资料集.

回医药文献和文化研究的开拓者依然是安迪光.安迪光于1989年在西安召开的“回族医药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他关于回医药研究的前期成果和总体设想《协力谱写回回医药学新篇章》一文,此文以极强的思辨和丰富的史料诠释了回医药的学科属性,并提出《海药本草》《回回药方》《瑞竹堂经验方》《饮膳正要》为回医药四大典籍.无论是对回医药学科属性的诠释,还是对回医药四大典籍的确定,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至今,学界依然公认安迪光对回医药四大典籍的认定.

《回回药方》一直是学界重点研究的对象,宋岘对《回回药方》的研究是其对回医药研究最大的贡献.20世纪90年代,宋岘相继发表了其对《回回药方》研究的系列文章：《对（回回药方）中的古医人姓氏的考证——（回回药方）研究之一》（《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回回药方）肩部脱臼复位法探源》（《回族研究》1994年第1期）,《（回回药方）与古希腊医学》（《西域研究》1994年第2期）,《论古代阿拉伯医方书与（回回药方）的剂量关系》（《回族研究》1994年第4期）等,这些文章从不同的侧面,对《回回药方》进行了细致的研究.集多年研究成果,宋岘于2000年出版了《（回回药方）考释》一书,此书是目前研究《回回药方》的最高成果.除了宋岘对《回回药方》的研究之外,苏礼的《（回回药方）述要》、鄢良的《（回回药方）的病因病理学理论及其与汉医学的比较》、张俊峰的《（回回药方）“折伤门”对骨伤科学术的贡献》、焦振廉的《（回回药方）中灸法略论》等文章都从不同角度对《回回药方》展开了研究,这些文章成为后人研究《回回药方》不可或缺的资料.2010年,牛阳主编的《（回回药方）研究》一书出版.此书从特色、整理研究、理论体系、疾病诊治四个方面对《回回药方》予以系统的整理研究,并将《回回药方》由繁体版转化为简体版附于后.此书是《回回药方》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不但对《回回药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且把《回回药方》转化为简体版,简体版的《回回药方》虽然可以方便基层医院的回医药学爱好者的参考使用,但是《回回药方》是一部用阿拉伯文、波斯文和汉文写成的巨著,其汉文大多数还是音译,在将其转化为简体版的过程中,无论转化者的学术水平多高,依然不能排除出错的可能.

《饮膳正要》也是学界重点研究的回医药典籍之一,成果颇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尚衍斌等的《（饮膳正要）注释》和杨柳竹等注译的《饮膳正要》.尚衍斌等的《（饮膳正要）注释》一书不仅对《饮膳正要》一书作了细致的研究,而且详细注释了《饮膳正要》中出现的动物、植物名,是研读《饮膳正要》必不可少的工具书.杨柳竹等注译的《饮膳正要》主要从医学和营养学的角度对《饮膳正要》予以注释和翻译,也是流传比较广泛的一个《饮膳正要》注译本.除了不同版本的《饮膳正要》注释本外,学界就《饮膳正要》的研究发表了为数不少的论文,如2007年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薛雅卓的《忽思慧及其（饮膳正要）》,2009年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高皓彤的《（饮膳正要）研究》,邱鹏飞在《宁夏医科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发表的《（饮膳正要）中的回回饮食保健研究》,王三虎的《（饮膳正要）中的回回医药》等都从不同角度对《饮膳正要》作了研究,也是《饮膳正要》研究的重要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忽思慧究竟是蒙古族还是回族,以及《饮膳正要》究竟是回医药还是蒙医药著作,目前学界尚有争议,关于此问题,尚衍斌的《（饮膳正要）注释》一书中有详细的梳理和阐释,在此不作赘述.

学界对《海药本草》和《瑞竹堂经验方》的研究相对薄弱,主要有袁瑞华的《浅谈李珣及其（海药本草）》,王兴伊的《（海药本草）中所载西域药物初探》（《医古文知识》2005年第4期）,汪悦的《李珣及其（海药本草）小考》（《江苏中医药》1982年第5期）等文章.作为回医药的四大典籍《海药本草》和《瑞竹堂经验方》,尚需学界对其展开深入的研究.

回医药文化是1989年在西安召开的“回族医药学术讨论会”上重点讨论的内容,冯增烈的《回族医疗文化概述》、李经纬的《试论回族医药文化》、郑怀林的《回族医药文化及其研究初探》都是这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此次会议之后整理发表的论文有：马伯英的《从人类学角度研究回回医药文化》（《回族研究》1991年第2期）,张俊智、陈卫川的《中国回族医药文化探讨》（《回族研究》1992年第4期）.2008年,李厚祥在《中国穆斯林》第3期发表《回医药文化的探源与思索》一文,标志着学界继续展开对回医药文化的探讨.这些文章基本奠定了回回医药文化研究的基调,但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皆有待拓展.

四、回医药方剂及治疗方法研究

回医药方剂和治疗方法研究集中在近十年,这也是回医药研究蓬勃发展的十年.马应乖的《中国回医良方》、单于德的《回药本草》以及高如宏的《回族医方集粹》是目前回医药方剂研究的最集中的成果.这四本书对回医药民间经验方予以挖掘和整理,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但回医药有着丰富的民间经验方,亟须研究者进行更深入的田野调查去挖掘一些行之有效的回医药民间经验方.近年来,学界对某些回医药治疗方法和方剂作了深入研究,如张氏骨伤膏和回药爱康方,主要论文有马英锋、张金军等的《回药张氏正骨膏治疗骨不连60例疗效观察》（《宁夏医科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张金海、张宝玉等的《张氏回医手牵足蹬正骨疗法治疗肩关节脱位136例临床观察》（《宁夏医科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马科等的《回药爱康方治疗中晚期肺癌机理探讨》（《宁夏医科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这些文章皆是相关科研课题的成果,是在丰富的临床试验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也是近年来回医药研究的主要方法,即依托科研项目,对某种回药方剂,或某种回医治疗方法展开深入研究,并发表相关研究成果.

近年来,学界依托科研项目对回医药方剂和治疗方法的研究基本参照藏、蒙、维、傣、朝、壮6种民族医学的研究模式,即探讨某种方剂和治疗方法的临床应用价值,主要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医药学领域展开,而对其医学属性和类别并不十分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回医药与阿拉伯伊斯兰医药的渊源使其与其他民族医药有本质区别,回医药是阿拉伯伊斯兰医药与中医药结合的产物,有一个外来医学连同其人群一起中国化的过程,而且与伊斯兰宗教哲学和回族伊斯兰文化密切相关,其他6个民族医学则基本上是在中国大地上土生土长的,其理论和治疗体系的独立性都非常明确,且相对于文化来说,其医学属性更明确.因此,当回医药学的研究沿着藏、蒙、维、傣、朝、壮6种民族医学的研究模式展开的时候,不知不觉中就犯了削足适履的错误,从而陷入一种具体的方剂、药物以及治疗方法究竟是回医药还是中医药的争论而无法自拔.近十年的研究就医学谈医学,而对回医药的发展历史,回医药民间资源的挖掘以及回医药与伊斯兰文化的关系等问题的关注十分有限,尤其是对阿拉伯伊斯兰医学与回医药的关系问题关注不够,尽管近十年的研究虽然在个别领域促进了回医药学的显著发展,但却导致了回医药概念上的一系列混乱.

五、回医药研究新的突破口——回医药发展史研究和民间回医药资源挖掘

纵观民国至今的回医药研究,我们发现,学者们对回医药的历史、理论、文献、文化以及方剂和治疗方法皆有涉及,但对各个领域的研究都未曾系统深入.民国学者和安迪光开创的历史学和理论体系构建两个回医药研究领域,虽然研究的还很不充分,但却是回医药研究的正确方向,因为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是回医药研究的奠基性工作,只有奠基工作充分了,我们才能继续在医学领域的深入和细化研究.近三十年回医药研究和发展都忽略了奠基工作,直接从医学人手,从而陷入了回医药概念和究竟是回医药还是中医药的归属纷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沿着民国学者和安迪光所开辟的回医药研究的两个领域继续前行,梳理清楚阿拉伯伊斯兰医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脉络和回回人在历史上对中国医药的贡献以及回医药的理论体系,进而以田野调查的方式挖掘和整理散落民间的回医药资源,从而解决回医药的概念问题,即回医药的内涵和外延究竟是什么?然后再从医学的角度深入细化的研究.回医药研究现实中遇到的很多问题都需要我们从历史上去找答案,回医药的现存资源也需要我们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去民间.发掘挖掘回医药丰富的历史和民间资源并构建回医药学的理论体系是回医药研究中的奠基性工作,可以解决目前回医药研究领域的诸多问题,并为回医药在医学领域的深入细致研究奠定基础.

研究回医药的历史,挖掘回医药民间资源,并援引回族伊斯兰文化以构建回医药理论体系和解决回医药概念问题,可以补充目前学术界在回医药研究领域的不足,不仅可以为医学工作者以自然科学的方式展开对回医药具体方剂、药物以及临床诊治的研究奠定基础,而且可以增强回医药研究者的信心.目前回医药学术界多以医学的角度出发,并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来研究回医药的具体问题,忽略了对回医药历史问题的研究和对回医药民间资源的挖掘以及回医药与回族伊斯兰文化的关系,从而慨叹回医药无内容可以研究.然而,我们换个角度就会发现,回医药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可以研究.回医药有着辉煌的历史,如元政府的医药机构基本为回回人所掌管,回回药物院和广惠司由回回人爱薛掌管,太医院由回回人麦奴掌管.在机构的大力支持下,元代回回医药盛极一时,流传至今的元代回回医书目前发现的有3本,分别为《回回药方》《饮膳正要》《瑞竹堂经验方》；回回医药的民间资源也十分丰富,单河北定州就有马应龙药业、白敬宇药业等历元明清数代,且目前已经产业化的回回药业；回族伊斯兰文化也是回医药的重要特色之一,回医药与中医及其他民族医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回医药与伊斯兰宗教文化密切相关,除了医药治疗患者的身体之外,回医药学中的宗教关怀还可以慰藉患者的灵魂,这也符合现代医学关注精神治疗的心身合一治疗理念.当我们把回医药的历史资源和民间资源以及回医药在精神治疗领域的价值挖掘出来之后,不仅可以拓宽回医药研究的领域,丰富回医药研究的内容,并在很大程度上增强回医药研究者的信心,从而进一步加强回医药在医学领域的具体研究.

梳理百年回医药研究史之后,笔者尝试提出,目前回医药研究新的突破口应该是：以回医药的历史和现状调查研究为题,以文献搜集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梳理历史文献中的回医药信息,并挖掘散落民间丰富的回医药资源,在此过程中,援引回族伊斯兰文化,从而理清回医药发展史并构建出回医药的理论体系,最终尝试解决回医药学的概念问题,并为回医药在医学领域的深入细化研究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