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视野下的环境经济政策

[摘 要]环境制度是环境保护的重要保障,环境经济政策作为环境制度中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因素,将会对环境制度乃至人类保护环境的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学视阈来关注环境经济政策,其根本目的是要通过学的理论论证来促进政策的制定.

[关 键 词]环境经济政策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B82-0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6-0130-05

十八大提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深化资源性产品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积极开展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环境经济政策就是这一类制度的总称,是“根据环境经济学原理,利用、税收、信贷、投资、微观刺激和宏观调节等经济杠杆,调整或影响有关利益相关者的环境行为而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组合”.环境经济政策是一套政策体系,包括环境税、环境收费、生态补偿、绿色贸易、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环境产权交易、环境补贴等具体政策手段,它是环境政策和经济政策的结合,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特点,因此越来越受到各国环境政策制定部门的重视.环境经济政策是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下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的基础环节.

学作为实践哲学,始终保持着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引起了学的高度关注,不仅体现在问题聚焦上,还体现在学科基础理论和方法变革上.环境问题正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文明,作为文明进程中具有高度理论自觉性的学,对于环境制度及其发展趋势应该保持敏锐的洞察,这是学关注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文明的一个基本途径.环境制度是环境保护的支柱,环境经济政策作为环境制度中后发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一员,将会对环境制度乃至人类保护环境的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学视阈来关注环境经济政策,根本目的是要通过学的理论论证来促进政策的制定.然而,学为何选择关注环境经济政策这一类制度,又何以有资格来审视它,以及如何来审视和促进它,这是学审视环境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现代学的理论特色

在讨论学与环境经济政策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对学的现代形态及其历史使命进行阐释.学是一门研究道德现象的科学.学既是一门哲学理论学科,又是一门特殊的价值科学,还是一门特殊的实践科学.传统的学以善、幸福、公正等为研究对象,始终存在规范主义与德性主义两条路线.上世纪初出现的“语言学转向”,使注重语义分析和逻辑分析的元学成为西方学的主流.元学努力使学靠近实证科学,却使学脱离了实践领域,失去了直面现实道德问题的勇气.二战以来出现的各种社会危机,使学家们开始重新思考实践领域的道德问题,应用学就是承担着这样的使命诞生的.此后,传统的规范学和元学被合称为理论学,与应用学相对应.应用学和传统理论学的关系表现为：一方面,应用学运用理论学的理论、原则等研究现代道德问题,但“问题域”有所不同,它不关注私人问题而侧重于对现代公共问题和公共制度的研究；另一方面,应用学也在对现代社会道德问题的思考中发展着理论学.因此有学者认为,应用学就是学的当代形态.

学关注的核心始终是人,现代社会人的存在方式、交往方式的转变,是应用学产生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生活在相对狭小的地域,仅靠个人道德品质就能维护社会秩序.现代人摆脱不了公共性,公共生活是应用学产生的土壤.在精细的社会分工之下公共性又呈现出不同的专业、行业、职业领域,这一个个专业领域就是应用学的“问题域”.为应对各个领域出现的公共问题,应用学产生了多个分支,如经济学、环境学、生命学、科技学、社会学、医学学等.从传统理论学到现代应用学,不仅仅是“问题域”的转变,更是价值观的转变.应用学的实践向度也表明,学不在生活之外,而在生活之中.学既要在生活中汲取智慧源泉,又要融入生活,怎么写作生活.

中国的应用学虽然是“舶来品”,但是应用学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本质上还是因为我国现实社会中道德挑战的迫切需要,由于中国传统一向关注现实的理论品质.我国的学并没有经历西方的“规范学一元学一应用学”的发展路径,不存在那种跳出“语言分析”的学自我纠正的问题,因此我们不必去纠结于从西方学的发展进程来构建中国的应用学,我们完全可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

中国传统学从一开始就不注重形而上问题的探讨,始终具有充满了人文关怀的实践向度.重视用价值规范来引导人生,这一点同现代应用学不谋而合.但是由于我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通过暴力革命,因此包括学在内的各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范式也没有充足的时间去经历一个自然的转变,以致对现代问题的探讨总是沿用西方的概念和方法,还未能形成自己独特的体系和话语权.这一断裂现象造成我们不能很好地运用传统学理论来指导应用学的建设,为应用学所关注的现实问题提供价值导向.搭建传统理论与现代问题之间的桥梁,既是中国应用学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中国应用学审视现代公共问题、公共制度的必要理论基础,更是使中国应用学不沦为为西方应用学的附庸,不论现实问题的“应声虫”的不可回避的带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

二、学为何要关注环境经济政策

现代社会正处在文明的十字路口,工业文明在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空前的环境危机,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健康与发展.在扬弃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生态文明,已不仅是理论上的呼吁,也是社会现实的迫切需要.“生态或环境问题的凸显似乎正在颠覆一个时代,同时也在缓缓地拉启着另一个时代的帷幕.”生态学在这场生态文明的革命浪潮中一直担任着理论先锋的角色,生态学为各国的环境保护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各具特色的生态学理论为不同形态的环境法律、制度和环境运动提供了价值支持.不仅仅是生态学,而且是整个学都要参与到要这场生态文明革命中,因为环境问题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学科都不可能逃到这场革命之外.学一方面要通过审视和反思环境问题来丰富和发展自身理论,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关怀的视野中,使学理论符合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学不可能通过沉思的方式获得发展,它必须与现实保持一种有张力的互动,才能实现发展理论和怎么写作于现实的双重任务.制度是文明的载体,关注制度是学干预现实的一个基本途径,运用学的理论方法推进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也是现代学的历史使命之一.

环境制度在这场关乎文明转向的制度变革中,应该起到领头羊的作用,它是最直接体现生态价值观、最直接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制度形式.经济是文明的基础,生态文明必须要有生态生产力.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它促进生态文明生产力的基本方式是通过权利一义务关系的规定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生产关系,从而促进经济的生态化.环境经济政策体现了人类改变生产方式的自觉性,是经济发展转型和生态文明的重要助推器.“经济的活动迟早必须也应该是生态的活动.”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下,整个社会制度都要经历一场“绿色化”的洗礼,消除那些不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制度障碍.因此,环境经济政策代表了制度转型的契机,它的经验对于今后制度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以往环境学分析环境问题主要基于宏观文化和微观人性的视角,较少从中观的制度层面入手,虽然也不可避免地会谈及环境制度建设问题,但都不够深入和系统.我国的应用学进入政策制定层面的成果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我国环境学始终面临理论呼声高、实践力度弱的问题,因为它忽视了对本土视阈的环境保护实践及其政策法律的关注,很难为我国的环保事业所遇到的重大矛盾、重大决策提供理论指导或价值参考.

缺少实践向度的环境学,不仅对环境保护实践难有裨益,而且对自身的理论建设也是非常不利的.关注环境经济政策,不仅是学理论建设的需要,也是环境经济政策建设的需要.作为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环境经济政策时时都要运用经济学的方法.现代经济学注重“成本效益”分析,往往自称“价值中立”,是一种工具理性,不可不说是受到了工业文明价值观的影响.工具理性只能解决效率问题而不能解决目的问题,它使发展失去目的性,使经济成为一列没有刹车的高速列车,使环境问题接踵而来.总之,没有学的经济学是贫乏的.在这样的经济学指导下的环境经济政策也是贫乏的,非常容易误入歧途和遭遇发展瓶颈,再加上我国经济建设任务的迫切和各级政府GDP至上的价值取向,使环境经济政策在制度形成和实施的过程中遭遇了一系列障碍.

实际上,环境经济学正是带着打破传统经济学工具理性的目的产生的,它使经济学带有更多的生态向度和人文向度,它需要结合生态学的知识、学的价值精神和经济学的成本计算.因此,环境经济政策也需要这三个学科的相互补充、相互渗透.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受到价值观影响的,学的价值精神应当成为环境经济政策制度安排的基本原则.环境经济政策需要学的整体智慧来为其提供价值导向,审视其制度安排的正当性.相应的考量有利于确保政策总体方向的正确性,减少制度设计的短视和盲目.总之,环境经济政策的学研究是环境经济政策和学的共同需要.

三、学何以能够审视环境经济政策

学何以能审视环境经济政策,考察的是学有无理论能力和研究方法把环境经济政策置于自身的研究框架内,从而实现对环境经济政策的有效评价、批判和推动.

环境经济政策是一种现代公共制度,从一般的角度来看,学之所以能够审视制度,是因为学和制度存在内在的相通性.制度总是人们带有一定的主观自觉性和价值目的性进行实践的成果,制度的各方面都渗透着性,而学是一门特殊的价值科学和特殊的实践科学,它对制度的价值问题具有指导作用.学与制度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这是学能够审视制度的基本前提.

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是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其中又集中体现为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利益分析法是学的一个基本方法.环境问题实质上就是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其中又交织着各种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利益矛盾.然而,在环境问题中,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已经超出了传统利益关系和关系的范畴,它触动到了文明的根基,即人们对待自然的根本态度.因此,环境经济政策的理论前提是建立在反思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的,有了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目标,才有了通过调节人与人的利益关系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各项举措.

学关注的核心对象是人,不管是传统的理论学,还是现代应用学,虽然关注的问题域、研究方法和价值理念有所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只不过传统学更关注德性主义下的人,而现代学更侧重于公共制度下的人,人就是使学和制度能够形成内在一致性的桥梁.环境经济政策展现了生态危机和市场经济背景下复杂的人与人的关系,及其所引发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个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矛盾的最终解决必须诉诸人与人关系的和解.环境经济政策实质上就是通过市场经济私有化的途径来减少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冲突,通过自然资源的产权界定来促进人在使用自然资源时的权利与义务对等,这些问题最终都与人的本质属性、人的道德水平、人的价值追求密切相关.具体地看,政策的制定主体、实施主体、实施对象都是人,人的价值观念对政策的实施效果起到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因此包括环境经济政策在内的一切制度在根源上的问题都是问题.

生态危机和环境保护运动催生了生态学,它的一些基础理论,如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正义等,成为我们构建和评价环境制度的基础.然而,生态学还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很多理论还在探讨.关注环境经济政策这一特殊公共政策对于学而言无疑是个重大挑战,这一挑战不可能由生态学独自完成,还需要融汇应用学其他分支的理论和方法,如经济学、制度学、发展学等.与此同时,学还要打破自身视阈,积极吸纳其他学科的优秀理论和方法,如环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环境法学、生态学等.环境经济政策是不断发展着的,随着新经济手段的开发和应用,政策会朝向复杂化、系统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学不仅要关注环境经济政策的宏观价值问题,还要关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具体问题的性.因此,学要坚持实践的品质,扎根于生活,紧紧围绕价值关怀和人文关怀,为环境经济政策的发展提供目的性导向,使之更富于人性、更富于自然性、更适合于国情.

四、学如何审视环境经济政策

学作为实践哲学,关注实践、怎么写作现实是学的理论品质.然而,哲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哲学的理论特质决定了它观照实践的方式是间接的.哲学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哲学也不能改变世界,但是哲学能改变人,而人能改变世界.在现代社会中,制度是影响人们行为的主要方式,因此对于制度的价值审视就成为现代哲学和学的一个主要任务.

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有其特殊性,“哲学与其他一切学科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从来没有自己确定不变的研究对象,它在‘已经给定的秩序中没有一个划给自己的活动范围’,在现存世界中找不到自己‘固定的地盘’,它的功能既不能如常识一样在日常生活中见效,也不能如实证科学一样在操作层面体现,而只能从其‘价值批判’性活动中才能找到”.因此,价值审视是学审视环境经济政策的基本方式,它有如下几个主要途径.

第一,基于整体视阈的文化背景反思,关注的是那些能够从根本上影响环境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背景性问题,如影响人们环境行为的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心理、生产生活方式及其历史根源、政治根源、社会结构等问题当中的价值问题,为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一种整体上的价值观览,使环境经济政策更能与整体社会价值观契合,从而巩固其地位的合理性.

第二,审视环境经济政策的价值理念.价值理念是制度的灵魂,是制度存在和发展的根基.环境经济政策应该拥有什么样的价值理念,既关系到政策最终的合理性根源和政策的发展方向,又关系到各项子政策之间的协调性问题.实际上,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正是因为缺少明确的价值理念,导致政策发展目的不明确,屈从于经济发展目标,致使各项政策手段之间缺乏整体的协调性,没有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这两个问题严重影响着政策的自洽性.学要为环境经济政策寻找明确的价值理念,解决政策发展的目的性问题,促进政策手段之间的协调发展,推动环境经济政策形成一个较为完整和合理的政策体系.

第三,提炼环境经济政策技术标准中的价值问题.环境经济政策涉及很多技术标准,包括各种环境指标、监测标准和各种形式的市场标准,这些标准不只是技术问题或经济问题,其背后还反映了深刻的价值问题.环境是客观存在的,而环境标准、环境物品的市场却是人为制定的,人的活动必然含有一定的价值性,体现了主体的好恶倾向.比如环境税.税收最重要的两个标准就是税基和税率,税率标准的制定就直接反映着政府的价值倾向,它既影响着环境税的有效性,又反映着政府对国家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民生等问题的综合考虑.学要善于从这些数字背后提炼出价值问题,帮助政策更有效地实施,也要考察这些技术标准能否有效支持政策的价值理念.

第四,考察环境经济政策的主体性问题.制度是人的实践成果,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定在,制度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因此考察制度就一定要考察人的问题.环境经济制度涉及的主体有三大类：政府、市场主体和公众.政府主体可分为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市场主体可分为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公众可分为消费者、民间组织和一般公众,这些主体的价值倾向都影响着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效果,都是学要考察和研究的.

第五,考察环境经济政策的公正性问题.公正是制度的第一要义,制度的价值理念再好,如果没有公正地分配权利一义务,即没有让全社会公正地分担制度的成本、公正地享受制度收益,这个制度就是武断的、的、缺乏效率的、不可持续的.环境经济政策的目的是要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符合全人类的利益.然而我们不能打着整体利益、人类利益的名义去损害一部分人的正当利益,不能让那些因富人过度消费引起的环境问题都由穷人去承担.环境经济政策乃至所有环境政策都应该内在地蕴含重新调节人类社会利益的分配机制,因为调节人与人的利益关系是调解人与自然关系的一把钥匙,只有人类社会内部实现了公正,人与自然的公正才有可能实现.因此,环境公正的视角在环境经济政策的学审视中也是必不可少的.

第六,学要对环境经济政策进行超越性的反思和批判,前面五点谈的都是从实际出发来构建政策,而学的任务不只是融入政策制定过程中,还要跳出政策之外,以文明的高度保持对环境经济政策的独立批判性.因为环境经济政策所赖以建立的外部性理论只是工业文明框架下的一种补救,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积极作用,但以市场经济来拯救生态危机的方法已经受到质疑.因此,学要看到环境经济政策固有的局限,以生态文明的大视角来引导政策的发展.

责任编辑：李建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