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院第一本文集和《敦煌》的诞生

内容摘 要：20世纪60年始,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的学术研究氛围日益浓厚,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专门的学术成果刊物成为迫切的需求.1982年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本文集《敦煌研究文集》出版,随后开始筹备《敦煌研究》期刊出版事宜,经过多方努力,《敦煌研究》创刊.

关 键 词：《敦煌研究文集》出版；《敦煌研究》；创刊

中图分类号：G256.1；G25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3-0007-03

TheFirstPublicationofPaperCollectionofDunhuangAcademyandtheStartofDunhuangResearch

LIYongning

（DunhuangAcademy,Lanzhou,Gansu730030）

Abstract：Sincethe1960s,increasingattentionhasbeenpaidtoacademicstudiesattheResearchInstituteofDunhuangCulturalRelics（today’sDunhuangAcademy）.AnurgentneedforaperiodicaltopublishscholarlypapersaboutachievementsatDunhuangledtoaseriesofpublications.In1982thefirstbookofpapersoftheResearchInstituteofDunhuangCulturalRelics,aCollectionofPapersonDunhuangStudies,waspublished.Thereafter,continuedeffortledtotheperiodicalDunhuangResearch.

Keywords：PublicationofCollectionofPapersonDunhuangStudies；DunhuangResearch；Inauguralissue

（TranslatedbyWANGPingxian）

1962年底到1964年初,在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出了三件与学术有关的事：

第一件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和王永兴应邀来我所讲学,作了关于敦煌的历史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的讲座（即敦煌七讲）,并介绍了石窟考古、文书研究的方法、方向.这时,我所也相应地成立了考古组.在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老师和北大考古系实习同学的指导下,考古组开始了一些初步的石窟考古工作.敦煌文物研究所从此时起,对石窟的分期断代工作,除了艺术考古方法外,也开始用科学考古的方法进行.

第二件是贺世哲、施萍亭写了一篇“关于法华经变调查”的报告,因没有相关的照片和有关的推荐而不能发表.

第三件是同志们听了传达国务院陈毅副总理在广州所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给我们这些在戈壁滩上工作的人极大的鼓舞.

在陈毅副总理报告的鼓舞下,同志们自发地组织了多次“关于如何正确看待敦煌艺术”的讨论会.讨论会基本上分为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宗教艺术是麻醉人民思想、为反动统治者怎么写作的工具,敦煌佛教艺术虽然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但艺术性越高,就越能迷惑人,越具欺骗性,所以,敦煌艺术是反动的,应该加强批判,在群众中消毒.另一种观点认为：敦煌艺术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应该继承和发扬.

显然,前一种意见是深受当时强调阶级斗争影响的看法.而后一种意见,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不可能充分阐述和发挥出来.讨论还涉及敦煌艺术是形象地记录历史的珍贵文物,它的社会功能、教育作用以及它的人民性、地区性、民族性、阶级性等问题,也涉及文艺作品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等比较抽象的问题.争论也很激烈,双方各自引经据典,并各自举出敦煌壁画和中外名画作为自己论点的依据.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但大家都很兴奋,积极参与,也在讨论中同时逐步反思各自的论点,作些微修正.这是研究所从未有过的学术气氛.我当时年轻气盛,思想激进倾左,是第一种观点的主攻手.现在想起来还深感惭愧.

当然,我只是从自我反思的角度,回忆当时的某些问题,并不是全面否定那时候自己的观点,而且还有很多观点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是正确的.由于本文并不讨论这些问题,而现在我也不愿意再谈这些.所以对这些事的回忆,就到此为止吧.

总之,这是“”前敦煌文物研究所学术研究活动的黄金时代.现在看起来,尽管当时的讨论主题没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但它却激发起同志们沉寂已久的研究热情.我们下班后就和观点相同的同志准备下一次的讨论会的发言,直到深夜.这时,我不但没有感到孤悬于沙漠与戈壁中这块“净土”的与世隔绝,也没有感到这里物质条件差、生活艰苦和枯燥无味,只感到国家需要我们在这里扎根,就应该在这里把敦煌事业搞好,在这种氛围下也倍感同志间的关系特亲密.因此,参加讨论的积极性很高.

在讨论期间,我产生一个想法,办个内部的刊物,哪怕是一本内部的油印刊物,让大家有个发表对敦煌艺术不同看法的园地,并促使研究所加强研究工作.同时这个刊物,也可免除像贺、施二人因得不到照片、推荐而处于文章难以发表的窘境.

因此我借出差兰州的机会,向当时省文化局霍仰山局长汇报了自己的想法.霍局长赞赏我们加强学术活动的积极性,指示我们,讨论要让大家考虑到敦煌艺术不是一般的文艺作品,要抓住它是文物的这个最主要的特点,并特意指出要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贯彻双百方针,发扬学术,不要扣帽子,不要用一些空洞的概念使讨论走偏路.当然,这是很明显地针对我这个“主攻手”委婉而善意的劝告和批评,现在想起来,我还十分感动.他同时还指出办刊物国家有规定,不能自已想办就办.即使要办还得申请、报批以及种种审查,手续复杂.即使批准了,稿源能否保证,等等.还没有等我完全理解、消化这次谈话的时候,轰轰烈烈的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的这些幻想就理所当然地被淹没在运动中了.

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敦煌文物受到国家高度重视,作为显学的“敦煌学”也提了出来.改革开放让我们有了学术研究的广阔空间.虽然这时国内已有一些刊物发表了我所同志的文章,但不够广泛,尤其是关于石窟研究方面的文章.我更希望通过办个刊物来激励大家研究敦煌,并通过学术讨论、学术交流来提高学术研究水平.

1979年冬,我了解到有一些同志写了文章.于是约施萍亭同志共同收集这些文章,修改后编辑成册,交给当时的领导,希望能联系出版.但几个月过去了,却音讯全无.最后才在一个柜顶上找到了这些被尘封多时的稿件.这时,为了动员和激励同志们的研究热情,又组织了一次学术报告会,请段文杰同志主讲“敦煌服饰”.

不久,新领导班子成立了,段文杰、樊锦诗主持研究所工作.他们支持我们重新把那些稿件再作整理,并身体力行,把多年调查研究的“敦煌服饰”撰写成文,把“洞窟断代分期”的研究成果整理成章,并动员全所同志多做研究,多写论文.同志们也积极投稿,有同志把多年得不到发表的研究成果从箱底拿了出来交给我们.领导还联系甘肃省出版社为我们的研究成果出版开绿灯.出版社也积极配合,派资深编辑马负书同志负责把我们初步辑集起来的论文册子编辑出版.

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我们去资料室、上洞窟负责地核对原始资料和壁画,也对每篇稿件都尽自己的水平详细修改、增删、润色.当然,也有个别作者,声明不要我们改动他的文章“一个字”,并迟迟不交稿,无奈,我们只好不等他的稿件,就把书稿送到出版社.段文杰所长定名此书为《敦煌研究文集》,并排定文章目录,写了书题和前言.

当责任编辑审编妥帖,送交印刷厂已经排版就绪,准备上机印刷时,这位先生寄来了他的文章.责任编辑来不及对他的文章看一遍就将其插入书中付印,以至出书以后,在这篇文章里出现一句莫明其妙的文字,责任编辑也为此受了多年的奚落,我们也为责任编辑不平.但当时确实也无可奈何,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过去了.今天说出这段往事的真相,也算是给责任编辑一点安慰吧!

1982年3月,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第一本28万字的论文集——《敦煌研究文集》出版了.这本专门研究敦煌的专集问世,引起国内外敦煌学专家一片赞扬声,并惊奇敦煌文物研究所在研究工作上从来就处于低调,怎么一下子就有如此大的响动.有同行开玩笑地说你们真是潜龙蛰伏,深藏不露啊!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哟!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只是在敦煌石窟研究的某些领域,因为守护着石窟而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所以取得了一些成绩.至于在敦煌学的文书、史地、艺术理论及其他方面,除个别同志有较好的成果外（如关于“胡奴多宝”文书的研究）,我们还非常薄弱.这是我们当时的实际心态和对自己的清醒认识.

《文集》出版后,同志们手中还有一些成文的论文,而且他们在《文集》出版的鼓舞下,看到论文发表有望,于是继续努力撰写文章.了解到这种情况,我向领导建议,研究所应该有发表研究成果的阵地.所领导也认为办刊物已有可能,但稿源还不能完全保证,最好先搞一个不定期的刊物,放出个“空气气球”探探对《文集》的反应和稿源的虚实.同时将刊物定名为《敦煌研究》.出版社对此也大力支持.

与此同时,我们也定下这个刊物应该是敦煌研究的学术阵地,必须贯彻双百方针,发扬学术,鼓励心平气和的学术讨论和争论,支持学术讨论中的批评与反批评.希望通过这种讨论和争论,批评与反批评,使我们的研究成果的结论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于是,我又担负起《敦煌研究》（试刊）第一期的编辑工作（仍然是业余的）.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敦煌研究》（试刊）第一期终于出版了.我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终于有了一个能够展现研究成果的阵地.使敦煌学研究能在研究所得以发展感到欣慰,也为我自己圆了多年的梦而高兴.

当然,我得自我检讨的是,（试刊）第一期中错别字太多,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作为编辑,这种失误,仍然是我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