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方法争与学术流派

点赞:7391 浏览:23998 近期更新时间:2024-02-02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所谓研究方法问题,决不仅仅意味着某种工具性的研究手段,而是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理解.方法的差别意味着视野的转换,不同的研究方法开启出不同的学术研究主题和领域、观点和流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关方法的重要理论论争主要包括:马克思经典文本在解释学上的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之争.依据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进路呈现出来的、初具规模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流派主要包括:文本学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马克思主义、生存论的马克思主义.

关 键 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争;学术流派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9011808

作者简介:姜佑福,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200020)

研究方法问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心之一.方法的差别意味着视野的转换,不同的研究方法开启出不同的学术研究主题和领域、观点和流派.在本文中,我们将首先探讨世纪之交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方法论上引起争论的两个重要理论问题,其次考察依据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进路呈现出来的、初具规模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流派.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论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论争,主要包括围绕“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还是“走近马克思”所展开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或“主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之争,以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论争.

1.“回到马克思”与“走近马克思”之争

西方哲学史上有过以“回到康德”和“回到黑格尔”为主题的重要哲学运动.这些哲学运动往往以对当前流行的哲学观念与做哲学的方式进行纠偏和反拨为切近的目标.“回到马克思”的提法,较早见于南斯拉夫实践派,也是对前苏联所构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的一种反叛.在我国,“回到马克思”的提法深入人心,这个提法是以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同名著作的发

收稿日期:20130614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点项目“近代中国哲学史”、“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项目批准号:10Azx002)的阶段性成果.表为契机的.《回到马克思》一书发表之后不久,张一兵还与孙伯揆先生共同主编了另一本研究马克思思想的著作《走进马克思》.用苏州大学王金福教授的话说,二者都表达了一种客观主义的解释学观念,这种客观主义的解释学观念,可以说一直是传统马克思主义中主导的解释学观念,只是过去不叫“回到马克思”而叫“尊重原著”、“尊重作者”以下概述部分参见王金福、王永山《“走进马克思”与“走近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解释学观念探讨》,《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具体而言,这一客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内容或主张:(1)对理解对象的客观性理解,亦即肯定理解对象不依赖理解者而存在,肯定文本对象有不依赖于读者的意义,肯定文本意义的固定不变性.(2)对对象可理解性的客观性理解,亦即肯定文本的意义可以为读者正确理解.(3)对理解目的的客观性理解,亦即肯定在理解者和文本的关系上,理解的目的是把握文本自身的原意.(4)对理解结果的客观性理解,亦即肯定对文本的理解中包含着文本的原意.(5)对理解正确性的标准的客观性理解,亦即肯定理解有正确与错误的区别,尽管承认关于文本是什么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有意义的,但同时认为衡量理解正确与否的准绳和标准在于文本自身.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一提出,立即遭到了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的批评.批评来自两种不同方向.一些人批评“回到马克思”的口号有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重犯教条主义错误之嫌,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我们不应在认识水平上完全回到身处19世纪的马克思,而是应当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种批评所持的观点固然不错,但并没有在理论上击中“回到马克思”这种客观主义解释学立场的要害.因为强调要尊重马克思的原著和正确地理解把握马克思的实际思想,并不等于在理论观点上完全遵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每一个具体判断,因而并不会直接导致教条主义.另一种批评则认为,我们不可能“回到”或“走进”马克思,而只能“走近”或“接近”马克思.这种批评实际上是与客观主义解释学立场针锋相对的一种相对主义的解释学立场.复旦大学的俞吾金教授是这种观点的突出代表.

与“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口号所蕴含的客观性的解释学立场相反,俞吾金教授等人所提出的“走近马克思”(“接近马克思”)的口号表现出一种相对主义的或主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这种解释立场的具体涵义主要包括:(1)不承认理解对象的绝对客观性.在俞吾金看来,“回到马克思”的口号是以一个错误的设定为前提的,亦即设定了一个纯粹的、完全不受理解者和理解活动污染,而又能自动地说出自己学说的马克思.(2)否认理解行为本身的客观性.认为无论是我们接近、趋向马克思,还是马克思走近、趋向我们,都只是接近、走近、趋向而已,因此,与其提“回到马克思”,不如提“重新理解马克思”.(3)特别强调在“重新理解马克思”时,要防止在理解活动中普遍流行的历史主义倾向,亦即把生活在当今世界的理解者的一切历史特性都存入括号之中,力图完全返回到被理解者所处的历史情景中去理解被理解者,其结果必然是理解者的虚化.(4)与历史主义的理解方式相反,俞吾金提倡一种历史性的理解方式,这种理解方式把任何理解活动都看作是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的对话,认为理解者能否正确地理解对象,首先取决于理解者对自己的历史性亦即理解者置身于其中的生活世界的本质的认识参见俞吾金《实践诠释学: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与一般哲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8页..面对上述“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或“主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之争,王金福教授提出一种折中的解决办法:他认为在上述两种对立的立场中,我们首先应采取客观性的解释学立场,反对相对主义的或主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亦即尊重文本本身及其意义的客观性,同时坚持以这种文本及其意义的客观性为根据的解释活动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也应当吸取相对主义解释学中的相对性因素,坚持辩证的客观性立场,既反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相对主义,同时也反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绝对主义,防止将某些特殊的理解对象、理解目的和理解标准绝对化的趋势王金福、王永山:《“走进马克思”与“走近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解释学观念探讨》,《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而在我们看来,在所谓“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或“主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理论对立,存在的只是理论侧重点的差别.从俞吾金先生的论述中可以明显看出,在历史性的理解方式中,作为理解活动根本前提的,是理解者对自己的历史性亦即理解者置身于其中的生活世界的本质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本身并非是主观任意的.一种恰当的理解活动,应当既包含“客观主义”立场所强调的文本自身所具有的相对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同时也更应当对理解者自身的历史性处境达到理论上的澄明.

2.学术性与现实性之争

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上的另一个重大问题.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出在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联方面存在一个鲜明的倒转: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似乎具有毋庸置疑的现实性,但由于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长期以来占据着国内学术研究的正统地位,造成了一种简单、粗陋、僵化和封闭的教条主义,经典著作的寻章摘句、特定的政治导向和经济科学与日常生活知识的混合与拼接,构成了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所谓“学术”内涵;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与市场经济大潮在中华大地全面铺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院化、学科化和专业化的程度不断增强,以至于许多圈内圈外的学者都感叹马克思哲学研究“现实”性的丧失.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哲学研究》2004年第1期发表了署名为“‘青年哲学论坛’部分成员”的讨论文章《被边缘化还是自我放逐: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对话》(以下简称《对话》).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而言,《对话》主要集中讨论了以下三个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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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话》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学术性与现实性关系现状作了总体判断.大部分学者认为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基本上脱离了现实:从论著看,要么仍然是传统的空洞的“宏大叙事”,要么就是故弄玄虚,成为西方哲学术语的“堆积”,把本来清楚的问题弄模糊了,要么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解为毫无锋芒的技术性问题,热衷于版本的考证、人物的介绍、流派的考据,满足于小圈子里相濡以沫,其最终结果就是在现实问题面前的失语.但也有学者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进展抱着非常乐观的态度,认为这段时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几个值得肯定的特点:一是哲学家的独立性更强,而哲学家的独立性是哲学繁荣的前提;二是问题、话语、立场和角度多样化;三是向文本深入.

其次,《对话》对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问题的性质进行了重点讨论:学术性与现实性之争,究竟是真问题还是检测问题?有人认为,目前所谓哲学的“边缘化”,实际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边缘化.边缘化,不论原因何在和结果好坏,其实都是“危机”的反映,既有现实方面的危机,也包括理论自身的危机.但也有人认为,学术性与现实性是哲学的永恒问题,任何理论、学说都存在着学术性与现实性的矛盾,哲学处理学术性与现实性的矛盾之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它对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的把握是否准确,能否对时代重大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能否提炼出相应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还有人认为,有些学院式哲学能以前所未有的深度把握现实,有些与生活结合紧密的做法反而糟蹋了哲学,因此,需要特别强调哲学处理现实的独特方式,既要认识到学术与现实不可能没有联系,又要认识到哲学不能像“政策说明”那样关注现实.

再次,《对话》突出地提到了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防止落入文本研究和现实回归“陷阱”的问题.大部分人认为,与中西哲学比较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目前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中国哲学是本土化的路子,西方哲学要求有“世界视野”,是“理论的”或“学术化”的路子,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夹缝中,既要本土化,又要世界化、学术化.而当前,不论是主张文本研究还是要求回归现实,其实都是摆脱马克思主义哲学尴尬处境的努力.但是,这两种研究方式都存在圈套和陷阱:就其作为一种思想训练而言,文本研究是必要的,但也容易为自己研习的文本所诱惑;就现实回归来说,从现实的人出发是马克思哲学的最基本要求,但若是没有学术底蕴,现实回归就失去了哲学味和深度,就会混同于具体学科,并且,现实并不是某种现成的东西,现实总是某种理论框架中的“现实”,要求回归现实或有回归的意识并不一定能够回到现实.

《对话》可以说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青年学者队伍在方法论上的集体自觉,既充分展示了青年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的群体性焦虑,也充分展示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更高的内在要求和更深远的专业思考.正如参与对话的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术性与现实性问题是一个问题群,而不是单个问题.因其宽阔而深刻,争论是难免的.《对话》发表之后,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的广泛关注,掀起了一场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问题的讨论.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吴晓明先生就这个主题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马克思哲学的学术向度》.

首先,在吴晓明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着一种本质重要的学术向度.人们或许可以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推论出:马克思的“哲学”真正说来毋宁是“反哲学”的,并且在同样的意义上也是“反学术”的.吴晓明认为,这个推论在一定的意义上是不错的,因为马克思确实发动了一场思想史上的革命性变革,凭籍这一革命,他不仅超越了作为现代形而上学的哲学,而且超越了为现代性意识形态神话所支配的学术.但上述推论并不是无条件的,其决定性的条件恰恰在于:如果缺乏一种哲学根基上之最彻底的批判的澄清,那么“废止哲学”或“拒斥哲学”的任何一种图谋都将最可靠地栖身于某种实际上是极端幼稚的哲学之中(无论这种哲学是学术的还是非学术的),就像拒斥形而上学的激进反动曾最广泛地依赖于作为实证主义的完全无批判的形而上学一样.其次,吴晓明认为,正是由于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哲学学术本身的性质和意义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种改变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哲学学术以深入地揭示并切中社会现实为根本旨归;第二,哲学学术的纯粹自律性不过是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幻觉.就第一个方面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学术,除非它能够不断地唤起社会现实的积极呈现,否则的话它就不能真正持存.根据这一本质规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学术就必然在经院哲学的任何一种样式中看到它的死敌.就第二个方面而言,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幻觉是:哲学学术理应是“客观的”——就其不为内容所动是纯粹形式的、自律的,就其无所偏袒是完全中性的、中立的.然而,这样一种所谓的学术客观性(德罗伊森称之为“阉人般的客观性”)在黑格尔对主观精神的批判中已经遭遇重创并岌岌可危,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更是从这种“客观性”身上剥下一张又一张的伪装,直至把它揭示为某种本身植根于特定社会现实、但却反转过来掩盖其现实根源的意识形态偏见.

最后,在吴晓明看来,哲学学术的真正客观性当然是存在的,但它的深厚基础和强大保障恰恰是由特定的历史性实践中不断生成的社会现实之内容来提供的;而那种“阉人般的客观性”却只不过是为哲学学术表面上的自律性和中立性所迷惑的主观意识杜撰出来的参见吴晓明《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向度》,《学术月刊》2008年第7期..

二、研究方法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派

尽管许多学者在抱怨中国的学术研究(而不仅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真正独立的学术流派,说得好听一些,是处于一种兼容并蓄、沉潜涵泳的发展阶段,说得不好听,则是“食古不化”、“食洋不化”;但据我们的观察,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术个性已经较为鲜明,不少地方的特色研究已经初具学派的规模.而这一点是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方法论问题的关注密不可分的,下面我们就对其中较为突出的方法与流派进行一番简略的考察.

世纪之交以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潜和积淀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论坛哲学”所谓“论坛哲学”、“讲坛哲学”和“实用哲学”的区分,源自已故哲学家高清海先生对20世纪末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生态的总体判断,参见高清海《走哲学创新之路——关于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心路历程(下)》,《开放时代》1996年第4期;《哲学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20年哲学历程的回顾与展望》,《哲学研究》1998年第6期.一脉出现了“返本开新”的新局面.所谓“返本”,既包括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返回,突出表现为“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学和文献学研究风潮,也包括从存在论基础上重新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当代性质的努力.

1.文本学的马克思主义

一是与“讲坛哲学”以及“实用哲学”的分化发展,一是整个哲学学科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日益明显的危机处境,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论坛哲学”呈现出了“学术性”或“书卷气”日益增强的趋势.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1999年9月南京大学哲学系张一兵教授的新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从此激发了一个“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等的文本学研究热潮.

从作者的用意来说,《回到马克思》的主旨是试图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文本中哲学话语的解读,建构一个新的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史框架.这也便是这本书的鲜明特色所在:(1)由于其研究视角是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深层语境中去重新探索它的哲学话语的转换,所以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手稿、笔记作为主要解读文本,并且在文本选择方面是首次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MEGA2)为研究的基本文献;(2)该书一反前苏联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格外关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的非连续性,提出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有“三个理论制高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形成的青年马克思的“人学社会现象学”,主要形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以及形成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基础上的“历史现象学”.《回到马克思》以其解读思路的新颖和理论观点的鲜明,一开始就受到国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获得了很多好评,也引发了不少争议.但最重要的莫过于,由此开启了一种特别注重文献研究基础的学术新风气.

可以说,在《回到马克思》公开发表前后,张一兵的研究思路已经大体成熟,后续的许多研究以及南京大学的学术梯队的建设,都是围绕这个思路蓬勃开展的.这个学派的鲜明特色是所谓“文本的深度犁耕”,其研究范围以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为主,并主要是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来推进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其基本的研究纲领,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文本的深度耕犁与研究范式的断裂”:所谓“文本的深度耕犁”,指的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进行深度解读,深入言说者的语境,和洞悉作为他们重释马克思主义内在依据的种种解读构架;所谓“研究范式的断裂”,指的是要实现研究重心的转换,亦即要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和晚期马克思主义参见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与研究范式的断裂——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走向》,《求是学刊》2001年第4期.此后关于这一研究纲领更详尽和更成熟的阐发,可参见张一兵、蔡云《从“回到马克思”到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前沿》,《东南学术》2003年第3期;张一兵、胡大平、张亮《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逻辑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应当承认,十多年来,南京大学哲学系在张一兵先生的带领下,依据上述研究纲领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张一兵先生本人而言,这些成果主要包括《无调性的辩证幻想——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文本学解读》(三联书店,2001)、《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合作,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关于阿尔都塞的一种文本学解读》(编译出版社,2003)、《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回到列宁——对“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文本的深度耕犁》(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反鲍德里亚——一个后现代学术神话的解构》(商务印书馆,2009)、《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主编,人民出版社,2009)、《资本主义理解史》(六卷,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回到海德格尔》(待出)等.2.文献学的马克思主义

在张一兵先生的开创性工作之后,国外学者在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过程中取得的许多文本研究方面的成果,引起了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局、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北京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哲学系、人民大学哲学学院都有学者相继投入这个领域绍介和研究工作,形成了一支研究能力相当强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队伍.

十多年来,文献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有对西方“马克思学”较为系统的介绍,如鲁克俭的《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编译出版社,2006),还出现几本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和扎实的文献功夫的“文本研究史”著作,如聂锦芳的《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王东的《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等.此外,更有大量围绕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尤其是“费尔巴哈”章)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展开的文本个案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学术月刊》等权威杂志都曾设立专栏,组织学者进行相关的专题研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地区致力于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青年学者还于2007年上半年共同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论坛”,倡导“建立在扎实文献学基础上的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新理念,推动国内马克思学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对话.

在文献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队中,研究思路较为成熟,学术成果比较丰富的是聂锦芳.这里着重介绍一下他在《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一书所阐发和践行的文献学研究纲领.

首先,聂锦芳认为,今天的马克思文本研究必须强调要“回到学术层面”.也就是说,要真实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必须把他、他的文本作为一个客观的对象来进行探究,而不应人为地回避、舍弃某一部分,或过分突出、张扬某些方面;应当遵循学术研究的一般原则和路径,先把评判“悬置”起来,不预设结论,尽量排除主观因素的左右和影响,进行客观性研究和分析.

其次,在聂锦芳看来,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还有许多留待填补的空白.个中情由,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原始手稿的相当部分迄今为止尚未面世;另一方面是因为,即便是对于已经面世的部分,过去也主要是把精力集中在那些成形的著述上,对大量的笔记、札记、提纲、书信等研究得很不够;再有,就是对那些曾经着力宣传过、研究过的著作,也还有一些理应加以梳理和探讨的内容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

再次,聂锦芳强调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要将“客观把握思想”和“公正评估价值”结合起来.重新研究马克思的文本并不是“为文本而文本”、“为研究而研究”,而是要通过对文本的悉心解读,客观地把握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接近其复杂的心灵世界,甄别属于马克思自己的问题、思路、论证方式和理论架构.悉心解读马克思的文本,准确把握其思想,目的还在于对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现其所蕴涵的当代价值.

最后,聂锦芳对重新研究马克思文本的制约与界域作了阐明.一方面认为,仅就力图马克思复杂的心灵世界、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实质而言,马克思的文本是我们研究的重要依据,但不是惟一的依据,或者说,文本诚然是非常重要的,但仅有文本还是不完备的;另一方面认为,从更大的范围来说,文本研究虽然是马克思研究的永恒性基础,但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部内容参见聂锦芳《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版,第1—11页..

很明显,无论是就理论纲领还是研究实践而言,我们所谓“文本学”的马克思主义和“文献学”的马克思主义,在目标和取向上都存在非常大的差别.可以说,文本学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也同样强调文献基础的重要性,但研究者的目光一开始就聚焦于文本思想内涵的阐发上,文献研究是地地道道的工具和手段,而文献学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也同样强调研究的最终目的不是文本而是思想,但研究者会非常自觉地把自己首要的和切近的研究目标限制在严格的文献学领域,或者说,扎实的文献研究首先是目的.

3.生存论的马克思主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返本开新”的另一个重要面相,是在理论基础上检审和重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性质,特别是由存在论根基处阐发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质和当代意义.在这个方面,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团队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

1997年吴晓明教授在《哲学动态》第8期上的一篇访谈文章中,首次较为明确地提出了“阐说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这一任务.而真正引起国内学者关注、蔚然成为一种风气的,是刘放桐、俞吾金、吴晓明诸先生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上的一组论文:刘放桐《当代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俞吾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关系的再认识》,吴晓明《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从此,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质与当代意义的阐发,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展开建设性对话,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十分突出的一个主题,引起了全国范围的热烈讨论.作为这场讨论的最初成果,2001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共同发起在广州召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研讨会”,并就此创立了年度的、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马克思哲学论坛”.

于首开风气之后,复旦大学哲学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团队,在阐发马克思哲学当代性质和当代意义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其中包括,刘放桐教授主持撰写的系统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关联的学术专著《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当代哲学向何处去》(人民出版社,2002),余源培和吴晓明教授等人,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性质的理解上取得重要突破的基础上主持编著《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导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吴晓明和王德峰教授合著的、代表了世纪之交复旦大学哲学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阐发较高水平的论文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存在论新境域的开启》(人民出版社,2005),以及吴晓明和俞吾金教授在当代哲学境域中,分别就马克思与费尔巴哈、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哲学关系,进行重新解读的学术专著《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人民出版社,2006)和《问题域的转换——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当代解读》(人民出版社,2007)等.

从总体上看,复旦大学哲学系(学院)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质的阐发具有这样几个显著的特色:(1)特别强调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首先是——并且归根到底是——存在论(ontology,或译本体论)性质的;(2)把破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德国古典哲学水平的退化解读,视为当代中国一项非常重要的理论任务,因为对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的理解构成真正威胁的,往往是把这一哲学完全局限在近代哲学的范围内,并在这一范围内构成马克思哲学与其他哲学的种种对立;(3)特别注重在与当代西方哲学,尤其是与构成对黑格尔哲学决定性挑战的基尔凯郭尔、尼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批判性对话中,澄清马克思在存在论中所实现的根本变革及其当代性质和当代意义;(4)在重新清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于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中完成及其解体的过程中,突出地发掘了费尔巴哈的哲学贡献;(5)在对马克思哲学存在论变革作了突出的阐发的基础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存在论整体定向以及对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阿多诺等人的哲学存在论境域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成为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阵营中特具理论深度的一支力量;(6)近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阐发与把握和切中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主题密切联系起来,力图在对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的研究中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领域,并由此突出地强调了黑格尔哲学在对“主观精神”的批判和发现“社会现实”方面具有的重要意义.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谓的研究方法,决不仅仅意味着某种工具性的研究手段,而是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理解.从方法论上的基本争论来说,无论是解释学上的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之争,还是学术性与现实性之争,都是每一位研究者在自身研究工作的开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基础性问题.对这些问题采取不同偏向的理解和回答,意味着各自的研究视野、研究主题和旨趣,以及所构建的客观理论境界将各有差别.在我们看来,上述争论与差别的实际存在,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繁荣和深化的重要表现.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随着研究方法上自省、自觉和自信的增强,随着研究视野、主题、旨趣和境界的分野,随着研究团队的稳固、壮大和成熟,将会出现既有真正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又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积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派.


(责任编辑:周小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