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繁荣到沉寂

翻阅延安文艺史料,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从延安整风和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到1947年3月机关撤离延安,所有在延安发表的文艺类文章、作品,包括文艺理论、小说、诗歌、散文（含报告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和有关译著,都刊登在《解放日报》这一张报纸上,未见有其他报纸和刊物登载.从史料看,那几年间,全延安实际上没有出版其他报纸和文化刊物,只有一份被称为“党报”的《解放日报》,一统天下.

一、延安整风和《讲话》之前文艺刊物的繁荣景象

在整风和《讲话》之前,延安的文艺报刊是比较繁荣的.1940年4月15日《中国文化》刊登的《记边区文协代表大会》一文,记载了当时情况：“物质条件虽然无比的困难,只要有人作,什么都会彻底克服的.《中国文化》已经出版了.《通俗读物》准备编辑了.《边区群众报》就要诞生了.《文艺突击》准备复刊了.这里,看不见所谓封闭书店、报馆和查禁书籍,这里看到的,是一切出版物和出版事业的蓬蓬勃勃的建立发展和壮大.一九三九年,改编了《新中华报》,出现了《军政杂志》、《前线画报》、《中国青年》、《中国妇女》、《延安世界语者》,继续出了几期《文艺突击》.”对于这种相对的出版自由,何其芳曾在1941年1月1日《对于〈月报〉的一点意见》一文中,自豪地说：“大后方的都市可以用洋楼、汽车、百货商店、电影院向延安骄傲,但说到铅印刊物,延安却可以说：‘咱们来比比吧!’”

文艺期刊的出版繁荣,依靠的是文化环境的宽松.1940年初《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内容反映了这样的环境：“要求得文化运动的广大的进步和发展,必须以政治上的自由为基本条件.它本身必须获得在各方面各部门自由发展的机会等反对政治上、文化上的一切倒退现象,反对新的复古运动,反对对于进步思想、言论、出版方面的压迫和限制,要求实现《抗战建国纲领》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决议中关于言论、思想、出版的自由及废除关于书报、杂志检查、禁止的法令.”

在这样的环境下,整风和《讲话》之前,延安曾经出版很多刊物,文化艺术界陆续创办过至少21种文艺期刊.它们是：《文艺突击》、《山脉文学》、《戏剧工作》、《文艺战线》、《大众文艺》、《中国文艺》、《歌曲月刊》、《歌曲旬刊》、《歌曲半月刊》、《中国文化》、《大众习作》、《新诗歌》（延安版）、《新诗歌》（绥德版）、《前线画报》、《文艺月报》、《草叶》、《谷雨》、《诗刊》、《部队文艺》、《民族音乐》、《民间音乐研究》.

1940年到1941年初,延安停办了《文艺战线》、《大众文艺》、《中国文艺》几种文艺期刊.那时候提出了办党报思想,强调“集体的行动,整齐的步调”,指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以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为此他提出裁并延安大部分刊物,理由是“技术条件的限制”.4月,非文艺性的刊物《中国青年》、《中国妇女》和《中国工人》停刊.5月,《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改创刊为《解放日报》.当年,《歌曲半月刊》、《中国文化》、《大众习作》、《新诗歌》（绥德版、延安版）等文艺期刊陆续停刊.

对这种以权力停办刊物的举措,当时延安文化界是有看法的.从1941年11月25日《文艺月报》编者写的《为本报诞生十二期纪念献辞》一文中,能略知停办刊物的真实原因：“这里应该对‘公家’表示感谢,因为在一个时期里,别的刊物全停了,只有这个小报还能出下来,也是很不容易的事!另外还有些感到这小报‘不顺眼’的,甚至要申请‘停掉它’的一类人等,也是应该感谢的,至少他是感到‘不顺眼’了.”据史料,《文艺月报》第一至十二期由萧军负责,此文当为萧军撰写.后来到40年代末,萧军被指反苏反共遭批判处理,被迫退出了文坛.

延安的这份《文艺月报》,是当时比较有特点的文艺刊物,特点之一是提倡争论.丁玲在1940年1月1日发表的《大度、宽容与〈文艺月报〉》一文中说：“无论如何不要使《文艺月报》成为一个没有明确主张、温吞水的,拖拖踏踏的,有也可无也可的,没有生气的东西就好了.”这份刊物后来对丁玲的办刊思想有所体现,刊登过陈企霞和何其芳关于诗的论争、萧军和雪苇关于文艺批评的论争等,既有批评,也有反批评,有来有往,自由平等地论辩.这并非今人所说的延安那时候思想混乱,而是延安文艺界思想活跃的好现象.在文化艺术上,只要不出现靠找领导告状去占上风的情况,有宗有派便是繁荣发展的特征之一.思想统一不会造成文艺繁荣,只会破坏文艺繁荣.

二、整风和《讲话》使延安文学社团百分之百消失

延安这么多文艺期刊,其作者主要是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学、文艺爱好者.延安时期曾有过18个文学社团.整风开始和《讲话》时,有8个先已停办,还活跃着10个文学社团.它们是文艺月会、延安新诗歌会、鲁迅研究会、军委直属队政治部文艺室、怀安诗社、延安作家俱乐部、延安诗会、小说研究会、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和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领导的文艺小组.它们广泛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并进行创作.

《文艺月报》每期约2.4万字,印500份,主要读者是当时活跃在延安的各文艺小组的成员,以及其他文艺爱好者,和学校、机关、图书馆等,也在书店卖一些.文艺小组是群众开展文艺活动的自发组织,约1938年产生于延安基层,1939年以后由延安文抗领导.文艺小组本着自愿、活泼、的三项原则建立,三人即可自由组织文艺小组,自推组长一人,受所在单位俱乐部和直属系统文艺组织的领导.到1940年,已有解放社印刷工厂、机械厂、八路政治部印刷工厂、留守兵团、女子大学、抗日军政大学、财政经济部、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队、青年干部学校、七里铺兵站、边保教导营、新华书店、安塞通讯社、拐峁军医院、陕北公学、后勤部、民众剧团、烽火剧团、总供给部、供给学校等45个机关、学校、工厂、部队单位建立了85个文艺小组,有667人参加.抗战爆发后,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立刻成为全国文艺界的共识.延安文艺小组的创立与发展,便是适应了这一文化深入基层的趋势.萧三在《谈延安——边区的“文艺小组”》文中说：“在陕甘宁边区这个先进的、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则除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之外,还有‘文章入工厂’以及‘文章入机关,入学校,入各个民众组织’一个现象.这就是这些地方里面的‘文艺小组’之创立与发展.我们认为这也是文艺更加普遍与深入的表现,而且它的意义更重要,前途远大.”解放社印刷工厂文艺小组1940年2月的自编文集,内容有投身抗战、工厂生活、青工描写、宪政问题、二七纪念等.在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帮助下,各单位文艺小组成员的文学修养和写作水平明显提高,常常有些成功作品被文学刊物选登.仅文艺小组的这些情况就已说明,延安文化界那时期并没有像现在传说的那样脱离群众、脱离抗战.整风和《讲话》后,文艺小组消失,原因不见记载.但其“工农分子知识化”的进步方向,是与整风和《讲话》后鼓吹的知识分子工农化的方向相悖的；其结社自由性质的组织方式,也是后来所未见的.整风和《讲话》不光是使这些文艺小组消失了,1942年到1943年间,包括中研院文艺室改为党校三部在内,当时活跃在延安的10个文学社团,全军覆灭了.从那以后,延安再没有过文学社团组织.

三、文艺刊物百分之百停办原因

到1942年2月整风开始时,延安还存在约8种文艺刊物.它们于当年全部停刊.这8种刊物停办的时间顺序和名称是：

1942年4月停办以图画为主的《前线画报》；

1942年4月停办以文学为主的综合性刊物《部队文艺》；

1942年5月5日停办艾青主编的诗歌刊物——延安诗会会刊《诗刊》；

1942年8月15日停办由舒群、丁玲、艾青、萧军、何其芳等轮流主持的文学刊物《谷雨》；

1942年9月1日停办以文艺作品和文艺消息为主的延安文艺月会会刊《文艺月报》；

1942年9月15日停办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草叶社编辑出版的文学刊物《草叶》；

1942年10月1日停办边区音协编辑出版仅半年的综合性音乐刊物《民族音乐》.

还有一份《民间音乐研究》,具体停办日期尚尚不清楚.

今天回顾,文艺期刊停办的原因,有的不见说明,有的略有简介.

1938年创刊、已出版了40多期的《前线画报》停刊时,1942年4月《解放日报》曾专门发表消息：“八路军政治部所出的《军政杂志》,以及《前线画报》,自创刊以来为时颇久等近来因寄往前线不便、前方材料亦难收集,加之纸张缺乏,上述两刊物决定停止出版.”

《民族音乐》1942年停刊的原因是“改名为《群众音乐》,继续出版”,实际上没有再出版.

《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一书,对《谷雨》、《草叶》和《部队文艺》这三个期刊的停办,略有说明.《谷雨》停刊的原因是：“至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出版了第六期之后,因为其他方面的活动非常紧张,编者们无暇再去顾及刊物的编辑,《谷雨》即终刊.”《草叶》停刊的原因是：“由于战争的残酷和形势的变化,草叶社的同志以及众多作者忙于更加紧迫的任务,以至《草叶》第六期以后,再也没能继续出下去.”《部队文艺》停办的原因是：“由于军直文艺室和编辑工作人员把主要精力转向伟大的整风运动,而终刊了.”《部队文艺》是当时军内唯一一本有文学特色的刊物.《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延安鲁艺八年大事纪要》也记载了《草叶》停刊的原因：“《草叶》社召集各系同志开座谈会,进行整风.后停刊.”

总之,整风期间和《讲话》前后,主要是因延安内部“形势的变化”、“伟大的整风运动”,使当时延安的文艺期刊,也全军覆灭了.今天已知,延安的文学社团和文艺期刊全面覆灭的根本原因,是一定程度上比较自由的出版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政治干扰.

延安时期的文艺作品,除发表在文艺刊物上的,另有很大一部分发表在当时的报纸和一些非文艺刊物上.发生整风和《讲话》的变故之前,虽然刊物已逐渐减少,但延安的文字创作的文艺作品,仍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萧军《为本报诞生十二期纪念献辞》一文对此略有记述：“如今总算好现象!延安每月竟有了近乎几十万字底文艺作品产生——《解放日报》,文抗会刊《谷雨》,诗歌会的《诗刊》,鲁艺校刊《草叶》以及其它半文艺性的刊物等若干种.”那时的“半文艺性的刊物等”,是指发表了文艺理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音乐、美术和译著等文艺性作品的报刊,包括《解放》周刊、《八路军军政杂志》、《人》、《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中国妇女》6种期刊,和先后存在的《红色中华报》、《新中华报》、《解放日报》3种报纸.从1936年起,《红色中华报》就开始刊登文学性作品了.

在整风和《讲话》之前,延安至少有26种期刊和3种报纸刊登过文艺作品.《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收录了从1936年到1942年的部分文艺作品目录,包括18种文艺刊物的目录.缺《山脉文学》、《部队文艺》、《民间音乐研究》的目录,《前线画报》、《文艺月报》等目录不齐全.这些已知目录收入了1593篇作品的题目.同时,收录了上述9种“半文艺性”报刊上发表的文艺作品目录,1936年11月到1942年5月为843篇,1942年6月至12月为399篇.延安时期,鲁艺以1942年12月和1943年1月为整风前后进行分期,事实上延安文艺界的巨大变化也始自1943年.因此,1942年全年的数字,按延安鲁艺的方法,一般计入延安前期.

集中以上不齐全的目录,延安前期文艺作品一共是2835篇.如果计入未收入的目录,会远远多于3000篇.然而,前期差不多六年时间,延安发表文艺作品的实际数字,应该成倍或更多地高于这个数字.因为那时候发表的渠道很多.从周扬1940年6月9日鲁艺校庆报告中可知,仅鲁艺一所学校,两年间教职学员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就有1925篇.这样的数字可以印证繁荣时每个月“近乎几十万字”的记述.《讲话》前后,延安的文艺刊物陆续停办,延安的文艺作品,除单独印行的书册外,都集中到改版后的《解放日报》综合副刊发表.1942年3月,任新设的宣传委员会的书记,《解放日报》改由这个委员会管理.对《解放日报》做了重要改版,把这份具有一定新闻性质的报纸,改成了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办报的党报,改成了党的喉舌.原来由丁玲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于1942年4月1日报纸改版时停办,改为综合副刊,刊登文学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内容.

改版前的《解放日报》曾为自由讨论提供版面,如以研究性质刊出署名林昭的与欧阳山商榷的文章,指出“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始终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主力”.在鼓励“一切善意批评”后,丁玲、王实味等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善意但被称为“暴露黑暗”的文章.丁玲《三八节有感》文中批评延安在妇女问题上的一些现象,举例说到领导人老婆享受的不平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贺龙知道这是在讽刺,为维护,也出于对丁玲的保护,说：“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啊,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这件事后来被传说成了贺龙满腔革命义愤地对带有“暴露文学”倾向的作品提出反对意见、对丁玲提出尖锐批评.到《解放日报》临改版前,大家尚未搞明白的用意时,还有人主张“还是杂文时代”,强调暴露和批评；还有人主张在文艺专栏上反映文艺界的理论和思想分歧.改版后,这种批评、讨论终止了,《文艺月报》那样的自由论争消失了.

整风和《讲话》后文艺期刊的消失和文艺作品的集中刊发,减少了发表的篇数,也减少了发表的字数.这些数字是繁荣与否的基本反映.《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收录的整风后延安发表的文艺作品目录,比较齐全,全都在《解放日报》上,未见有其他报刊.详记延安文艺历程的《延安文艺运动纪盛》一书,也未记有其他报刊.根据现存目录,整风和《讲话》后那几年——从1943年到1947年3月机关撤离延安,延安共发表文艺作品1979篇.这个数字应该是接近真实的,因为那阶段与整风和《讲话》前大相径庭,延安能发表文艺作品的地方变得极少了——只剩一个《解放日报》综合副刊.

考虑《解放日报》综合副刊的版面容量,如果按每天5000字文艺内容平均计算,每个月15万字左右.这个字数可能是“几十万字”的一半.然而实际字数应该还少于这个字数.整风期间,人们没有积极性写稿,这个改版后的《解放日报》第四版发生“稿荒”.1942年9月20日,开列一个16位延安文化名人的名单,给他们每人下达不同字数和内容的征稿任务,并亲自出面,在枣园宴请他们,给第四版组稿.他为第四版组稿的字数,是每月14.9万字,其中有关文艺的内容不到一半,包括：陈荒煤以文学为主,每月12000字；江丰以美术为主,每月8000字；张庚以戏剧为主,每月10000字；柯仲平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每月12000字；王震之以戏剧为主,每月5000字；周扬以文艺批评为主,每月10000字；吕骥以音乐为主,每月5000字.共计62000字.这件事一直被作为美谈来叙述.其实,它说明的是整风改版导致自食其果,不得不亲自出面组稿.这每月的六七万字,与整风和《讲话》前的“几十万字”,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从延安文艺期刊走过的共同命运可以看到,一个《解放日报》的综合副刊,取代了所有文艺期刊.如所说：“有一个《解放日报》,就可以组织起整个边区的政治文化生活.”“报上登些什么呢?比如我们这里出了一个申长林,就把他的事迹登上,有一个陈德发也可以写进去.”（按：二人都是边区劳动英雄）“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等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整风和《讲话》造成的直接变化,就是党管文艺、党管思想,一切事情政治第一.

（责任编辑洪振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