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苑中的哲学花

儒家哲学的发展演化自来与经学联系紧密,就好像是在经学的土壤中培植出来的一个大花园,不同时代、地域及流派的儒家哲学思想于其中争奇斗艳,繁盛而又热闹异常.而朱子学无疑是其中尤为璀璨华美的一枝牡丹,历久弥香,常看常新.近读杨燕博士所著《<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对朱子学的这种感受就更为强烈了.杨燕博士在书中多有前人所未发及对前人的补益之处,她从较少受人关注的《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的角度入手,将朱熹的经学思想与哲学思想紧密结合起来,拓展了朱子学研究的视域,令读者对朱子学有了新的感受与认识.

全书除“导论”和“余论”之外,共分五章,分别从《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的文献基础,新典籍体系的建构,经学阐释的基本精神、路径与现实困境,“天理人欲”、“止”、“仁”等概念发微以及宗教意蕴五大方面对其经学与哲学思想作了梳理和辨析.综观全书,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资料翔实.杨燕博士对资料的搜集整理十分细致,为读者充分展示了《朱子语类》中所蕴含的经学思想的学术与历史背景.书中专列一章,以《五经》、《四书》为核心,将《朱子语类》经学思想所涉及的主要著述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力求清晰展现出《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的“广博精深与渊源有自”.读者在读完此章后,对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所涉经学思想内容的宏富与驳杂自是难免讶异慨叹,而杨燕博士条分缕析的精当以及娓娓而谈的从容文风也不得不令我们佩服,从中足见其对材料搜集整理工作的细致深入与理解运用方面的驾轻就熟.同时,作者在材料的梳理工作中也不乏新见.如她在讨论《朱子语类》关于《四书》文献的引说时,通过《语类》所涉大量文本资料的分析,将朱熹《四书》类著述的历史演变过程作了清晰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点：“可见‘四书’作为一个整体,一个‘专有名词’在朱熹生前并不是那么确定.”上述工作及观点无疑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研究朱熹的学术思想乃至整个四书学都作出了贡献.任何一本好的思想史、哲学史著作都是与作者扎实的文献功夫分不开的,杨燕博士的《<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研究》正是如此.

二、富于问题意识号怀疑精神.《<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研究》一书不仅颇多新观点,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体现出了作者较强的问题意识与怀疑精神.作者在该书第四章“《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的概念发微”的结尾处写道：“而有功于前人,对学术有所发明,有所推进者,正是那些敢于叛逆,非议前人者而为,此绝非暖暖姝姝者所敢望也.”这不仅是杨博士对朱熹的盛赞之词,也是她自己心声与志向的流露,并在其著作中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

如对朱熹《阴符经考异》著作权问题的考辨就是一例.关于《阴符经考异》一书的作者,历史上基本认定为朱熹所作,但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联合出版的《朱子全书》第13册中,负责该册点校工作的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铁先生则通过考证认为,其著作权应属于与朱熹亦师亦友的蔡元定.杨燕博士不囿于前辈学者的定见,大胆怀疑,并在大量搜集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精心求证,得出了极可能是北宋蔡望所著的结论.我们姑且不论其考证结果的精确性究竟如何,仅仅是这种怀疑精神与问题意识就难能可贵了.

而正是由于作者抱着这种较强烈的问题意识,该书新见迭出.譬如在讨论《近思录》在朱熹所构建的新经典体系中的地位时,作者即对朱熹广为后学所传用的“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一语之“四子”是否就是“《四书》”的问题心生疑窦,并由此展开梳理辨析,最终认为：“朱熹在此所说的‘四子’非指《四书》,而极可能是指北宋周敦颐、张载和程颐、程颢四子.”“而把‘四子’理解为‘北宋四子’,则前面所述《朱子语类》中多处自相矛盾的记载也可迎刃而解.”此言解决了千余年来的理论盲点,洵为的论,虽然与另一学者方旭东颇多不谋而合之处,亦可谓作者对学界的一大贡献.

三、结构新颖,文风清新.自从上个世纪初、中叶以来,范寿康、胡适、冯友兰等哲学前辈援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理论范式建构中国哲学史,“以西释中”、“以马释中”随之成为了百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路径.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注重整体性与圆融性的思维方式,其哲学理论也相应地体现出这一特色.因此,教条式地“以西释中”、“以马释中”,始终面临着一个水土不服的问题,常会失之于简单和武断.而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思想的开放和国学热、读经热的兴起,哲学研究领域中的本土意识、民族意识渐趋强烈,“以中释中”的模式（此一模式并非绝对否弃西哲与马哲的概念体系与理论范式,只是强调有限度的参考与借鉴,以不破坏中国哲学的特质为底线）逐渐开始受到提倡和重视.就杨燕博士的《<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研究》而言,诚如詹石窗先生在为其所作的《序》中所说：“是由背景到主题,由宏观到微观的向度,从文献基础、经典构建、概念发微、整体意蕴及历史影响等五个方面分析了《朱子语类》的经学思想.由于方法路径不同,该书也就让人耳目一新.”该书结构安排和方法路径的“让人耳目一新”,可以说正是对“以中释中”的一个呼应.

此外,杨燕博士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柔情,在书中辨事析理如同闲叙家常,文风清新活泼,流畅自然,一路读来宛若春风拂面,分外享受.而这种精神上的愉悦感受既来自于和该书的思想交流,也来自于其文字本身.

当然,该书也并非无可挑剔,即便如前文所述对《阴符经考异》作者的辨证就存在着对前人相关成果搜纳不全等问题,而细读全书也能发现一些细节方面的其他小缺陷,这都有待进一步的修订完善.

（责任编辑张斌）